疆進酒、愚公移山、Mao的興衰背後，中國livehouse二十年進化史

鼓樓，北京搖滾樂的烏托邦，被《紐約時報》評為“北京的布魯克林”。十幾年來，作為北京地下音樂的活躍地帶，這裡被熱愛者們冠以各類稱號。無數音樂人成長於此，在某種程度上，鼓樓地標已經縮寫成了北京的音樂文化符號。

千禧年伊始，這裡誕生了北京最早的一批Livehouse。2004年“二移”至段祺瑞執政府舊址的愚公移山，2005年落座於鍾庫衚衕的老疆進酒，2007年誕生在鼓樓東大街的MAO。在以鼓樓為核心片區的不同街道上，這些Livehouse觀摩著一批又一批音樂人的成長足跡。

彼時，鼓樓附近的衚衕房堪稱樂手們的天堂，每逢演出，樂手們在門口抽菸閒侃，觀眾們在貼滿演出海報及各類隊標的狹窄走廊檢票買酒，場地裡擠滿了直擊心臟的搖滾樂和年輕荷爾蒙。

如果沒有盡興，演出結束後去TEMPLE、DADA續場子，如果餓了就在門口買上一個煎餅果子，或者去營業到天亮的南疆餐館來盤大盤雞、烤串、幾瓶啤酒，和剛在現場認識的同好們聊上一宿，就成了朋友，偶爾會遇到當天演出的樂手們來吃夜宵，還能一起碰個杯。

而現在，隨著鼓樓“北京布魯克林”時代緩緩落下帷幕，原本駐守在此的Livehouse地標也都有了新的面貌。

承載著一代人現場音樂記憶的愚公移山正在尋找搬遷新址，XP俱樂部、熱力貓、一批Livehouse陸續消失，老疆進酒和鼓樓MAO也早已找尋到新的歸屬場地。在北京Livehouse生死存亡的關鍵幾年，一大批老牌Livehouse的關門轉型，似乎象徵著舊時代的逝去，和新時代的開啟。

為了探尋究竟，我們走訪了六傢俱有代表性的北京Livehouse的創始人及主理人，以年代為座標，追溯並展望了Livehouse在十幾年中的北京發展史及未來。

“柏林與搖滾，90年代的熱血囂張”

愚公十幾年不變的硃紅色大門上的“莫西幹小豬”塗繪，為冰冷的白色封條留下了一抹溫暖色彩。

為了官宣一直以來處於低調狀態的愚公場地問題，在象徵性發出《愚公移山就在你對面》文章後，呂志強很快收到了來自全國各地大量房地產商以及投資公司的邀請，這讓他竟也有些出乎意料。

作為愚公移山的主理人，江湖人稱“狗哥”的呂志強，在北京的地下音樂圈，可以被當之無愧的喚為一聲大哥。杭蓋樂隊、二手玫瑰、寵物同謀…這些如今樂迷耳熟能詳的名字，都曾經被呂志強一手扶持成名。

2003年，杭蓋樂隊在彼時還是路尚咖啡的愚公辦了第一個專場。據呂志強回憶，當初還是rap metal風格的杭蓋，就在這裡更改了路線。於是便有了後來的十幾年裡，將蒙語唱遍國際舞臺的民族搖滾樂隊，前幾日，杭蓋樂隊在呼和浩特啟動了全國巡演，爵士銅管樂團的加盟也成為了這一時期的新玩法。

初見呂志強，是在愚公移山位於段祺瑞執政府舊址的辦公室，演出場地搬遷後，這裡也將保留下來，進行畫廊展演等藝術空間規劃。Loft的牆上貼滿了十幾年來到愚公演出的樂隊海報，法國浪漫樂團AIR——2008年，呂志強做了個又酷且大膽的舉動：投進一百萬舉辦了AIR在亞洲的專場。此外，還有DJ KRUSH、重塑雕像的權利等國際樂隊與成名於此的國內優秀樂隊。

海報下方是頗有年代質感的桌椅、裝飾品、復古資料夾。呂志強一身黑色素衣，齊肩長髮，地道的北京腔，瀟灑點起中華香菸，舉手投足都有歐洲八十年代的老派藝術家範兒。

而他的經歷也的確與歐洲有關，作為當時全國的霹靂舞比賽冠軍，呂志強是90年代去到柏林接觸西方音樂最早的一批人。同時，他也親歷了世界政治鉅變在音樂文化上的投射。

在80年代末，美蘇冷戰進入最後的僵持階段，史普林斯汀用搖滾樂“唱倒”了桎梏自由的那面牆，東德青年頂風作案，先鋒文化“破牆”進入共產主義國家，搖滾樂成為迅速滋養青年文化的精神源泉。

1990年柏林牆的倒塌正式宣告了東西德的統一，西德湧入大量世界移民，五年後當呂志強來到柏林，正趕上 90 年代的地下電子搖滾浪潮，從Bon Jovi到Pink Floyd，從迷幻電子音樂到俱樂部文化，這裡開放、多元化的音樂氛圍徹底重新整理了他的感官。

“十年前德國的音樂文化氛圍，咱們到現在可能也比不上。”

與此同時，中國的搖滾樂也進入了高速發展的黃金年代，崔健、魔巖三傑、黑豹樂隊，中國搖滾樂隊的名字甚至響徹海外。1993年崔健到柏林演出，柏林讓崔健想到了北京三里屯、燕莎、國貿，他說“似乎聞到了烤羊肉串的味兒”。

也是在柏林，呂志強第一次對Livehouse有了真切的認知。幾十個音樂場地，每日上百場的演出，這裡是先鋒文化愛好者的樂園，也有著全世界最棒的電子音樂。在德國生活了四年後，呂志強決心把這種氛圍帶回北京。

而這時，北京也開始有了Livehouse萌發的土壤。改革開放後，中西方文化快速交流，人們的情緒急切需要一個宣洩口，搖滾樂就像一陣迅猛湧入的春風。90年代北京開始出現諸如“馬克西姆西餐廳”之類可以演唱搖滾樂的地方。

1992年建立的“豪運俱樂部”，不僅唐朝、竇唯、黑豹樂隊混跡於此，也是老外們開party的天堂。可以說在華的西方人士圈子曾經是第一批中國搖滾樂歌手的忠實樂迷，也是Livehouse最早期的主力受眾群體。而愚公最開始有50%的觀眾是外國人。

2003年，北京正逢SARS病毒肆虐，一批批的實體產業瀕臨倒閉，回國的呂志強和一幫“不怕死”的兄弟們則想著要弄個“好玩的地兒”，呂志強接手了朋友的酒吧，在清華大學西門經營起這家“路尚咖啡”，這裡迅速成為了北京地下音樂的根據地，也是愚公移山的前身。

事實上，咖啡餐飲酒吧的形式，也是後來絕大多數Livehouse的初始入場形態。Joy side、二手玫瑰、反光鏡、美好藥店，Nova heart，彼時還在玩rap metal的杭蓋樂隊等等。

每逢路尚咖啡演出，總共不到80平米的地兒，一去就是好幾百人，窗戶一開啟，路上都是人。施展不開，呂志強索性搬到了面積250平米的工體春秀路上，一家叫做“愚公移山”的門店從一家檯球廳，跨界成為北京最早的Livehouse。

彼時的Livehouse大環境充斥著利好狀態，無論是路尚咖啡還是愚公春秀路店，全都是盈利狀態。“春秀路在半年就恢復了成本，當時房租低，人員開支也便宜，和現在完全是兩個概念了。”

一時間，樂隊文化迅速滲透進青年文化市場，人們正在找一種新的消費場景，而愚公移山恰恰“趕上了好時候”。

2005年，愚公移山還承辦了世界樂隊挑戰賽中國賽區，那一年零壹樂隊拿到了中國區冠軍、世界區亞軍。同時參加比賽的樂隊還有反光鏡、咖啡因、左右、賭鬼樂隊等等。

2007年，愚公移山“再移山”。這一移，便在張自忠路3號段祺瑞執政府舊址紮了根，850平米的空間，在此後的十餘年時間裡，成為獨立樂隊先驅者們的現場首選和年輕樂隊的“出道搖籃”。

“Livehouse既然有規矩在，我們就按照規矩走。”在呂志強看來做Livehouse並不是一門賺錢的生意，情懷和熱愛更加重要，除了不惜血本邀請優秀的國外樂隊來北京演出，愚公移山的舞臺裝置，也都是國際一流的品質，只為了給聽眾提供最棒的音樂內容，最佳的現場氛圍。

光是2008那一年，愚公移山就做了290場演出。愚公移山不僅能容納很多音樂型別的呈現，包括話劇展演等和藝術能沾上邊的演出全都做過，很早便嘗試了綜合體的形式。酷愛霹靂舞的呂志強熱愛電子音樂，彼時在愚公移山的電子現場一年約佔20%，於是呂志強在去年開了“招待所”，由專門的團隊負責，引進歐洲最新的地下電子音樂，打造電子音樂在北京的專業演出場所。

呂志強個人還與網易有一家唱片公司999+，在東京也有一家經紀公司，也有專門的團隊負責。也是2008年演出場次達到峰值後，愚公移山開始篩選演出內容質量，維持在每年200場的演出數量。

和一些進入商業化運營階段的live house場地不同，愚公移山的一直在用自己的錢“玩”，每一場演出基本都是自己承辦，自負盈虧。儘管這樣的觀念或許會隨環境產生轉變——運營成本的增高，為了持續行進下去，愚公並非沒考慮過引入外部投資，乃至在一線城市開設演出場地。

談到對90年代北京的樂隊文化，呂志強笑到，“感覺市場上Punk比較多。”愚公移山的第一場演出是一場Punk Night主題的樂隊拼盤，而Punk night的參與者就包括了數年後即將問世的School Live bar的兩位創始人：劉耗和劉非。彼時，劉耗還是Joyside樂隊的貝斯手，而劉非，還是一個大二的學生

青年烏托邦School，文藝後花園蝸牛

比起大中型的Livehouse，小型的音樂空間顯然更具主理人特色風格和更高的靈活性，同時面對高昂的租金壓力，所面臨的生存困境也更多。在北京有這麼兩家衚衕裡的小型音樂空間，民謠與朋克，彼此大相徑庭，卻又殊途同歸。

2003年，school酒吧的創始人劉非，正在北京語言大學讀中文專業，恰逢非典時期，北語被全面封校，焦慮情緒在學生之中不斷蔓延。這時劉非每天在女生寢室樓下一盤盤賣著CD，正好有夜市擺攤，劉非白天賣碟，晚上就用賺的錢請大家喝酒。

在多年後創立了School酒吧之時，劉非也堅持定義其為live bar而不是Livehouse，雖然每天都有演出，酒水收入仍然是School的主要盈利方式。劉非也一直髮揚著自己酒局控場者的能力，School一樓的吧檯拐角處，總有劉非與天南地北朋友侃侃而談的身影。

彼時蝸牛de家的創始人小偉，正在遙遠的內蒙古做木匠活，茫茫戈壁遼闊，性格有些沉默的他，從沒想過自己未來會漂泊到北京，和自己的哥哥皇子開一家咖啡館。

或許是天生的策劃能力卓越，劉非在學校裡就是一個“積極分子”，北語女生節的創意，最初就是劉非提出的點子。2006年，畢業後的劉非迅速接到北京流行音樂節丟擲的橄欖枝。

2006、2007年的北京流行音樂節有Skid Row、Supergrass、九寸釘、崔健、New York Dolls、Mando Diao等大咖嘉賓，直到陣容都是空前絕後的。做演出的那兩年，讓劉非熟悉了整套音樂節的運營模式和演出經紀市場，這為他日後與夥伴一起創立荔芙娛樂廠牌打下了基礎。

2008年，劉非提出了要把自有廠牌荔芙娛樂做成“中國的傑尼斯事務所”的口號，並且提出了搖滾娛樂化的思路，帶著簽約了的Joyside、後海大鯊魚、賭鬼等樂隊，策劃了各種主題派對、短裙派對和泳池party。這在當時遭到了搖滾圈的激烈反對，甚至有人喊出了褻瀆搖滾的批評聲。

“有些樂隊本身就很娛樂，理所應當被推到大眾面前，搖滾只是娛樂業中小小的一部分”。在劉非看來，他的思路在當時是過於超前了，而十幾年後的今天再來看，搖滾與娛樂的結合幾乎無處不在。

因為荔芙娛樂一直沒有賺錢，迫不得已的劉非甚至開起了古著店，在這中間父親向他提出能去新加坡工作的機會，他卻毅然放棄了新加坡國籍，只因為他覺得“中國獨立音樂需要我”。

在做音樂的這幾年中，劉非交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其中包括joyside和賭鬼樂隊的成員，他們有個很響亮的名字叫“年輕幫”，同樣熱愛朋克熱愛搖滾，重視精神性理想性的東西。

2010年，School酒吧在這種背景下誕生，最初只是為了方便這幫哥們兒喝酒而建的一個地兒。但是後來卻發展成了以地下、硬核著稱的，新聲代搖滾音樂人成長的烏托邦。

次年，也就是2011年，小偉和哥哥皇子從內蒙來到北京，在衚衕裡經營起了一家不到八十平米的咖啡館。他們給其取名“蝸牛de家”，是希望在都市節奏中藏匿著一方緩慢天地，希望每個來到這裡的人，都能感受到一種家的溫暖。

在開始建立咖啡館的時候，所有的內部裝修都是小偉親自操辦的，木匠出身的他親手做了木窗戶和吧檯，當搭建小舞臺的時候，因為沒有錢買裝置，小偉只能去房東借錢去買二手裝置。

“第一年演出很少，更多都是朋友捧場，為了請布衣樂隊的三叔（吳甯越）來，我給他打了一年電話”。

2010年初，獨立民謠開始在國內興起，布衣是當時最炙手可熱的樂隊之一，為了邀請三叔來演出，小偉鍥而不捨的給三叔打電話，終於在一年後成功邀請他站上了蝸牛的舞臺。根據小偉回憶，那一天人山人海，看演出的人甚至都站到了大門外面。

名氣逐漸打響之後，越來越多的民謠音樂人選擇來蝸牛de家演出，趙雷、趙照、馮天滿…照片牆上隨處可見他們當年青澀的痕跡。很多人看完演出之後，喝醉了就席地而躺到天亮，一把吉他就可以無話不說，蝸牛逐漸成為人們心目中“北京民謠的搖籃”。

劉非則是一直堅持著他的江湖派作風，甚至有一種說法是，School一開始是他跟劉耗喝出來的。但是劉非一直頭腦分外清醒，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造血機制，扶持學生樂隊，提供讓他們成長的溫床，再回來反哺school。盤尼西林、丹鎮北京都是在school舞臺上逐漸走向大眾視野。

2015年前後的租金政策問題，讓一些livehouse消失在鼓樓片區。劉非和小偉都是時代的幸運兒，School在第五年開始盈利，蝸牛在2015年也進入到了發展的最好一年。但是面對越發競爭的市場，轉型成為了二者面臨的必經之路。

面對老店的生存壓力，小偉和皇子採用“以新店補舊店”的運營模式，慈雲寺店，什剎海店，一家家蝸牛音樂主題餐廳誕生，同時孵化蝸牛食堂等網紅小店，用以盈利來反哺舊店。同時，蝸牛旗下的精釀啤酒，手工餐飲，音樂傳媒，都成為了小偉和皇子兩人的多線佈局。

School則是在原有的“酒水反哺live”運營方法基礎上，建立起了自己的學校“萊思酷”，邀請一眾音樂人做老師，school的孩子如果想學音樂、組樂隊、錄歌都可以去萊思酷，提供一個孵化音樂人的搖籃，讓“學校”真正成為了“學校”。

能看出Livehouse市場不斷擴張的兩年，面對新與舊的交替，劉非和小偉選擇了兩條完全不同的運營思路。劉非更傾向於保持個人特色，親力親為的掌權模式。

在他去日本遊玩的過程中，發現光是東京新宿就有100多家Livehouse，這在中國幾乎是不可能的情況。劉非贊同Livehouse叢集化，樂迷能像轉場看電影一樣，一晚上可以去3。4家看演出。“希望能雨露均霑，Livehouse轉變成為一種娛樂方式”

平日內斂的小偉則是做了非常大膽的嘗試，蝸牛de家將與中國搖滾協會合作，在北京市朝陽區霄雲路租下一個1800平米的場地，把這裡打造成北京最大的Livehouse——“蝸牛LIVE”。一旦建成，即將成為北京的文化地標性建築。

在杭蓋樂隊《杭蓋與銅管》全球巡演釋出會的採訪間，隊長伊立奇對娛樂獨角獸坦言，“原本巡演北京場要在一家新開的很大的live裡舉辦。”但因種種原因，蝸牛Live尚未能夠營業，最後選擇在疆進酒場地舉辦。

直到如今，school酒吧仍舊是五道營衚衕的一個重要的標誌，在劉非口中，School在當年盤活了整個衚衕的業態。而在逐漸發展成為步行街的五道營，全北京最酷的帥哥美女，依然站在school門口抽著煙，天南海北的聊著未來。

老蝸牛de家，則靜靜地在佇立在衚衕深處，安靜的放著文藝電影，為喜歡他的都市旅人提供一個避風的港灣。

坪效與麵包：“安放之地”與“經營之道”

2015年前後，北京城市規劃落地實施，鼓樓片區從穩定區變成商業區，租金大幅上漲，而一夜之間駐紮在“商業區”的Livehouse們卻並非商圈既得利益者，租金、大環境與政策問題，都極大掣肘著鼓樓片區Livehouse的存活問題。

呂志強回憶，段祺瑞執政府門口的850平米的愚公移山，這幾年的租金漲幅已經超過了開始的100%。這樣的佔地面積及租金漲幅，聽起來便是一筆駭人數字。嚴峻形勢下，熱力貓、XP（小萍）俱樂部、鼓樓MAO等一批Livehouse難以支撐運營，被掩埋於鼓樓的歷史洪流中。

除此之外，也有另一些Livehouse決定為音樂另尋“安放之地”。

2014年，左野運營了2年的老疆進酒被迫拆遷，經歷了種種波折，新店疆進酒·OMNI SPACE的最終選址敲定在西城的天橋文化藝術中心，Livehouse與歌劇、演奏會一牆之隔，這在北京以東邊為重心的Livehouse文化中顯得有些反常。

左野認為，Livehouse的人流量跟商業中心客流量並不十分重疊，單單靠自然人流量為判定的標準，只能做酒吧這類相容場所，Livehouse的圈層受眾是分散的，顯然更加垂直。另一方面，如南鑼鼓巷這類人流量高的黃金地段，租金未免過於高昂。

作為一名資深新聞媒體人，左野七、八年前初入Livehouse行業時，同時“經營”著三種身份：新聞媒體人、花哨密室樂隊成員、疆進酒主理人。

在接受採訪後的第二天，左野在朋友圈評論一篇文章“昨日採訪，對方問我有什麼情懷，我說我沒有，問了三次，我都說沒有。堅持點理想不容易，真是內心裡的一點夙願，就沒法掛在嘴邊，慢慢走著就行。感懷哀嘆大哭大嚎不是我們這個年齡的人該乾的事了。每個人都能活得開心點才重要。”

這幾年來，隨著原創音樂、搖滾樂、獨立音樂的市場不斷加碼，入局Livehouse的熱愛者們與資本越來越多，“情懷”卻成為了一些Livehouse主理人的敏感地帶。

浸淫在Livehouse行業七年時間，左野似乎不是僅憑一腔熱血妄圖改變世界的理想主義者，他對社會的期許是“實現真正的現代化”，而處於充分競爭狀態中的商業業態，能夠幫助大家實現現代化。的確，在音樂的理想主義國度，不斷袒露在主理人眼前的，是Livehouse關於運營、成本、坪效、利用空間與時段等商業化的運作等問題。

在經營一家Livehouse上，這樣剋制提到“情懷”的左野，選擇用媒體人冷靜的行業視角為Livehouse產出如《Livehouse那麼難，你們為什麼還那麼執著？》等“乾貨”文章。

在運營模式上，疆進酒·OMNI SPACE也進行了許多先鋒嘗試。如以眾籌的形式開創了Livehouse會員制模式，來建立疆進酒的核心社群。

“不過當時由於能力的匱乏，落地實施不是太到位，在今年這塊還真是可以好好弄一下。”

疆進酒·OMNI SPACE在2018年中旬擁有了自己的廠牌VIBES ，目前簽約的藝人有來自來自蘇格蘭格拉斯哥的原創獨立音樂人Ally Kerr，先鋒實驗樂隊發夢朱莉，以及另類器樂搖滾樂團音墟。注重藝人的稀缺性是疆進酒·OMNI SPACE做廠牌的出發點，VIBES想帶給中國搖滾一些不一樣的聲音。

“文化發展需要從業人員數量足夠大，大部分從業人員也都是半個音樂人，這個市場就是自娛自樂的市場，大家能夠自己玩得很嗨。”

在這個“自娛自樂”的市場裡，作為一個被網際網路浪潮迎面襲來的實體產業，生存、盈利方式與經營之道，都構成了Livehouse摸索前行路上的重重阻礙。

左野認為，小型Livehouse與中型以上的Livehouse擁有兩種經營模式。小型Livehouse更重要的是去做氛圍，做文化，把它做成一個樂隊孵化期的發展場所，然後針對細分型別受眾群體。

觀眾到小場地娛樂，更多是去玩，未必為了看某支樂隊。大場地則更多承載著成熟樂隊乃至國際樂隊的現場氛圍。

越來越多Livehouse朝多元化方向發展，關於打造綜合體的概念，左野認為中型以上的演出場地閒置時間比較多，綜合剩下的面積來做唱片店等周邊商品店的主要作用，是賦予這個業務空間調性、聚攏相同目標人群，而並不是拿他們來盈利。

當網際網路時代全面來臨，Livehouse這種演出方式對於大眾而言不再陌生，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到線下場景體驗現場演出，2015及2016年，全國在Livehouse看演出的人大概在20萬左右，主理人們也開始為Livehouse尋找新的發揮空間與運營模式。

以網際網路思維運營Livehouse，DDC黃昏黎明俱樂部主理人69張錦燦算是行業先驅。張錦燦不認為自己做的事情很驚奇，就是一個線下到線上的過程，更科學、有效、合理、最大化地利用網際網路手段、渠道以及思維方式為日常工作做服務。

但他認為，一些傳統經營者還是會比較抗拒這樣的改變，一方面，不熟悉和了解這個技術讓他們覺得力不從心，另一方面做實體產業相對比較保守，不願意輕易做嘗試和改變。

不過對於網際網路渠道的選擇，張錦燦則顯露出有些“保守”的冷淡而剋制。短影片平臺的興起捧紅了一批又一批網紅歌手及洗腦神曲，在線上宣傳上，DDC並不想與這個網際網路時代的線上介面過多對接，幾乎擯棄了短影片等線上宣傳形式，“一切隨緣”，張錦燦表示。

事實上，這樣的宣傳剋制並非源於張錦燦的過於“保守”。“最後的99%流量都是同質化，而且部分低俗娛樂與DDC的調性不匹配。我寧願把精力花在如微博微信這種自己還能經營的導向上。”翻閱張錦燦的朋友圈，幾乎佈滿了DDC的演出連結。

2014年，在積累了廈門音樂客棧及北京江湖酒吧的數年運營經驗後，張錦燦經營起屬於自己的DDC黃昏黎明俱樂部。

以爵士、布魯斯、民謠型別為主要內容的江湖酒吧，坐落在東棉花衚衕一座四合院裡，而DDC相應的開在了幾百米之外的山老胡同中。與其它坐落在商業業態中心的衚衕Livehouse不同的是，這裡距離地鐵站較遠，周邊也以民居為主，是“原汁原味”的衚衕樣貌。但也是這樣的僻靜清幽，與DDC的演出調性尤其吻合。

張錦燦給DDC的音樂風格定位是注重原創性、多元化，出於地理環境因素與個人喜好，DDC也將過於流行與重型的音樂列在考慮範圍之外。另類搖滾、獨立搖滾，爵士民謠、布魯斯、世界音樂，以及音樂形式的創新嘗試，在寂靜的山老胡同的紅色木門裡靜靜流淌。

在採訪過程中，他十分推崇尤拉的運營風格。張錦燦認為，現階段開Livehouse所面臨的問題，除了政策層面之外，更重要的是對上游內容資源的挖掘。

上游部分，目前大部分Livehouse對於巡演過於依賴，但除了北上廣之外，一些二三線城市還是缺少足夠多的本土主辦的活動。巡演的另外一個問題是，最後全國Livehouse的一個排期同質化，缺少自己的風格特色。

下游方面，Livehouse也面臨著如何更有效的挖掘、培養使用者的消費習慣。“目前國內大牌樂隊、一些優質國外樂隊的演出門票，一放票就售罄。而在這種情況之外，Livehouse又要如何去維護日常穩定的活躍基數？都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在這方面，張錦燦反覆提到尤拉，“他們這些巡演內容基礎之上，也會透過自己團隊的努力呈現出屬於場地的獨特風格、品牌樣貌。這點應該就是算是上游或者是一個場地方要去突破的一點的。”

在問到如何為想經營Livehouse的人提供建議時，張錦燦同多數主理人一樣毫不猶豫“奉勸他不要經營。”

“使不得。就跟很多文藝青年開書店、咖啡館一樣，這件事真沒想的那麼美好，也挺亂，挺累的，事挺多的，另外，他本身就必須有一定的專業門檻，而且是特別軟性的那種，簡歷無法體現出來。”

“如果只想做成一個演出場地，以冰冷的數字化商業模式來運營，這也是一種模式。”音樂是理想，坪效是麵包，畢竟Livehouse在承載城市音樂土壤的同時，也是一個完整的商業體。

在平衡類情懷與麵包後，當更多的觀眾開始進入到Livehouse場景中來，一些良性發育的Livehouse開始實現院線化，比如老牌的MAO Livehouse 、主打音樂加社交服務的Modern SKY LAB等等，而連鎖型企業的出現也標誌著Livehouse正在向一個良性方向行進。

最壞的時代，最好的時代

“當我不用去上學，我要真正的男朋友，我從鼓樓走到MAO，還沒有找到他。”

關於MAO的歷史話題一度將其塑造成了頗具爭議性的文化座標。2007年，日本獨立音樂廠牌Bad News主理人千葉帶著旗下兩支朋克樂隊回到北京。受限於現場演出場地的專業裝置，千葉最終與李赤共同創立了一家Livehouse。

2007年，MAO在鼓樓東大街誕生。在滿足市場需求及與周邊業態的氣質匹配之下，讓MAO的初始營業狀況一片利好。創始人千葉曾表示，“在開業三年之後就收回了全部投入。”而一開始的時候，MAO就打算做個能在全國串聯起來的Livehouse品牌，這樣能夠發展起中國整體的音樂市場。

與此同時，由於北京和上海文化氛圍的差異性，兩家MAO在發展上也逐漸開始各有側重。彼時的媒體報道形容，“兩家MAO一方面立足於專業，另一方面坐擁情懷。”

在2015年左右的Livehouse倒閉、搬遷大潮中，鼓樓MAO也被迎面擊中。這一年，MAO的場地租金由最初的每年幾十萬漲到了後來的數百萬，往後數十年鼓樓片區的Livehouse所需要面對的問題均落陷於MAO的身上——票房供養房東、閒置期成本過高，以及關於城市規劃的政策敲打。

店長李赤在這一年企圖將MAO白天的時間用作咖啡館和酒吧，來增加利潤的空間。事實上，這也是大多數坐擁情懷的Livehouse的“初始狀態”。不過最終，在一段時間的告別演出後，MAO終於還是告別了鼓樓黃金時代。

2017年11月，Mao Livehouse品牌完成千萬級Pre-A輪融資，融資金額主要用於品牌的全國連鎖化及精細化運營等方面。事實上，Mao的院線化野望早在2009年便開始了。

2009年，上海紅坊創意園內的O2酒吧變裝易主，創始人千葉與上海SOMA文化合作建立了上海MAO，將音樂符號帶到了上海的搖滾樂視界。2016年1月，世紀樂夢（北京）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與日本方完成MAO品牌的收購，並進行全國院線化佈局。

2017年則是MAO Livehouse五棵松店在北京華熙live落地的第一年。河岸坦言，MAO全年總計220餘場活動，平均每月18場，但對於目前線下經營的高成本來說，還是有一些虧損。2018年，MAO完成全國10家門店的佈局，MAO Live， M。E內容廠牌成立。

而全國各地的連鎖化、院線化，不能避免各地做本土化的差異性需求。對此，MAO內容總監河岸分析到，“上海是目前市場化最好的城市，而杭州是一個擁有超級便利網際網路絡的城市，廣州是一個傳承本土文化卻極具創新精神的城市，長沙是一個極具娛樂精神的城市。”而北京MAO則更多在吸收著每一個城市優質的特點。

如今的五棵松MAO安穩坐落於北京西四環五棵松的華熙live商圈裡，以巨大的鐵門割裂著兩個世界。河岸坦言，在近幾年的Livehouse選址中，越來越關注周邊業態，這與年輕人的生活消費習慣是息息相關的，同時也有更多的商業業態也關注到音樂現場空間。

“在我們進入到一個城市音樂場景後，我們會更多的幫助本地的音樂人，音樂廠牌，建立更多的交流機會，去給他們帶入職業化的現場服務。而我們每個城市的主理人都會首選本地人，因為他們對那個城市的氣質更敏銳。”

作為杭州本地人，在成為MAO的內容總監之前，河岸一直從事著文化藝術相關工作，而在經營杭州MAO兩年後，開始進入總部工作，負責內容的管理。

河岸表示，“院線化是MAO Livehouse板塊的橫向經營方式，而對於所在城市Livehouse的空間升級是MAO縱向的方式，建立全國運營中心是我們將院線和空間的連線。” 某種程度上，這似乎也是livehouse與商業空間的一次互利共惠。

河岸認為，目前的市場還屬於初步階段，大家對Livehouse有了一個基礎化，標準化的認識，在未來幾年會出現更多差異化的空間，而這些屬於livehouse的下一階段。而接下來，2000-3000人左右的場館會被中國市場所需要，並可能是一個很飢渴的狀態。

事實上，除了mao的全國連鎖化，一些“生”於網際網路時代的多功能空間也佈下了對未來的期許：摩登天空計劃未來三年開 20 家 ModernSky Lab；太合音樂集團也與P2聯手打造的新型音樂空間THouse，計劃落座於一線城市的多個核心區域黃金商圈；而如滾石的中央車站、樹音樂的後山藝術空間等都在探索多點佈局Livehouse；樂童音樂旗下樂空間也在進行做連鎖空間的籌備。

回顧北京十幾年來與鼓樓密切相關的livehouse行業的發展，行進至今，livehouse已經告別了粗糙培養地下樂隊的時代，以酒水、bar形式為主要盈利途徑的school live bar樹立起了音樂學校的的招牌“萊思酷”，用更加專業正式的形式為行業“造血”。

而以多家“餐廳＋音樂”分店的形式反哺店面的蝸牛的家也在追尋著更大的live“野望”；如愚公移山、疆進酒等老牌livehouse則在努力適應著新時代的劇變，不斷探索新的運營模式；而DDC等“佛系”live也自成格調，在僻靜的衚衕裡低調的進行著表演；MAO在持續探索著全國性擴張的路線；樂空間、摩登天空lab、t house等符合市場需求的多功能空間也陸續誕生。

很多舊的文化族群雖然消失於城市化的劇烈擴張中，但是livehouse卻在不同的時代煥發出新的生機。作為一座城市青年文化的一部分，諸如鼓樓、五道口，青春與熱血，迷茫與感動，它們已經成為了見證一代人青春的文化地標。在未來，livehouse更可以城市青年文化的積極體現，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

時代步履不停，在砥礪前行的同時，沒有人知曉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今年夏天，隨著《樂隊的夏天》、《一起樂隊吧》等樂隊綜藝的推出，或許也將為中國樂隊和livehouse的發展迎來一波關注。就像鄭鈞唱的，“路漫漫，其修遠“，即使前路未知，但懷揣希望砥礪前行的人們總不會被輕易擊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