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慶：米芾《成伯公考》

《宋拓英光堂帖第三卷》現藏於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2年湖北美術出版社將其與故宮博物院藏《英光堂帖》（宋拓）合刊於《中國法帖全集》第十冊，2004年上海書畫出版社又單獨刊印，為研究米芾的行實交遊提供了珍貴的史料。在《宋拓英光堂帖第三卷》裡刊有《成伯公帖》，《寶真齋法書贊》也有收錄，但其收錄文字有很大出入。帖內有清朝何紹基、吳雲兩人的眉批及跋尾，也指出刻本有闕文。因《成伯公帖》為米芾早期作品，所以無人關注。筆者透過對此作稍加梳理，發現其中蘊藏著米芾一段任職經歷，以及一段其鮮為人知的故事。

《成伯公帖》版本及文字

刊刻於《宋拓英光堂帖第三卷》第34-36頁《成伯公帖》，又稱《值夜帖》，是其所收米芾 34 帖並兩半帖之一，該帖全文3頁11行64字：（見圖一）

圖一

黻啟，昨日承教，值夜不及答，午間得暇訪及，面敘俸錢支使之數，屬出外邑。五七日，比邵伯 ［2］瓜洲 ［3］，須十日一相見，乃佳。黻頓首。成伯公。門中各惟清勝。郎娘長茂。芾再拜。

此帖還存有何紹基眉批，標明第五行“比”字下有闕文，認為本帖有殘缺：

比晝能一逰寺乎，比下誤接邵伯瓜洲云云。前幅繫上公震太尉啟也，然比字邵字石榻實相連，屬是傳刻時已誤矣。蝯記。［4］

帖後尚有二則清朝藏家吳雲［5］ 相關校記、跋尾：

第一則，書後的校記兩紙22行：

…… 十四為值夜帖，此帖第四行，“五七日”下《寶真》接“比晝能一遊寺乎，草草頓首上，公震太尉臺座”。原冊失去，裝池者誤上成伯公帖七行，足之……

第二則，吳雲在“二百蘭亭齋［6］ 書箋”上的兩頁跋書則將《寶真齋法書贊》相關成伯公帖兩段文字一字不差地抄錄，附與帖後。

《宋拓英光堂帖第三卷》上何紹基其他批註，選錄如下：

霜寒深冷此有脫誤。第14頁

鄉寶真誤作向。第15頁

弭寶真誤彌。第16頁

學字蓋筆誤後作舉與寶真合。第64-65頁

寶真且誤具。第69頁

何紹基依據《寶真齋法書贊》［7］ 對《宋拓英光堂帖第三卷》進行比勘，糾正了因裝裱導致的順序錯誤。並對於兩者之間有關《成伯公帖》的差異，提出了“ 屬是傳刻時已誤矣 ”的看法，然未深究其原因。吳雲也依據《寶真齋法書贊》，皆認為刻本為殘帖有闕文。

那麼《成伯公帖》內容到底是什麼樣？《成伯公帖》內容正確與否，對我們進行下一步的探究考證有著重要的意義。先從《成伯公帖》刻本版本開始。

刊有《成伯公帖》的《宋拓英光堂帖第三卷》，清代之前的流傳已不可考，清以後傳藏有：侯維嶽（侯嵩髙，息陰道士）、李宗孔、徐渭仁、練廷璜（練笠人）、黃荷汀，1995年9月佳士得拍賣為北山堂購得，於1996年捐贈予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永久保藏。冊內有何紹基批註校記，楊守敬、徐渭仁、吳雲等題跋及校記考證。徐渭仁曾就此帖翻刻傳世。張伯英先生曾評徐渭仁翻刻《英光堂帖》雲：“摹勒之妙，不減墨跡。”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林業強先生，在其“宋拓《英光堂帖》考”裡認為《宋拓英光堂帖第三卷》是宋拓祖本，對其版本如是說：

…… 香港本［8］實為徐翻本的宋拓祖本，摹勒之精更不可同日而語。帖內書簡，皆為宋本宋刻宋拓，原帖墨跡早已失佚，本冊儲存下來的米書多種面貌和各個時期不同的署名方式。書寫風格各異，年代早晚具備 …… ［9］

帖後吳雲跋記對《宋拓英光堂帖第三卷》的評價當不為過：原刻初拓歷八百年如新發於硎，能令顛者解衣盤礴精神活現紙上，洵推天下米書法帖第一。

香港藏宋刻《宋拓英光堂帖第三卷》在近千年歷代傳藏，雖經散佚，多次重新裝裱，仍是目前唯一儲存宋代摹刻次序原貌的拓冊。存此孤本，尤為珍貴。其價值不僅體現在書體的儲存，還對內容文字的考證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南宋岳珂於紹定五年（1232）將米芾遺文先編成《寶晉英光集》，再將家藏前人墨跡文字著錄而成《寶真齋法書贊》，其中卷十九至二十全屬米芾。在編撰《寶真齋法書贊》之餘，又將家藏米帖摹刻上石，以成《英光堂帖》並墨拓流傳。［10］

岳珂編輯《寶真齋法書贊》，其書較早已見董史《皇木書錄》引用。明代纂輯《永樂大典》時（1403-1409），尚見引據。逮至清代蕩修《四庫全書》時（1773―1784），已是“原本久佚”，因此《四庫全書•子部八•藝術類一•書畫之屬》收錄的《寶真齋法書贊》28卷，乃是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可惜原本為《永樂大典》割裂分系，不僅卷目已不可考，而且只有總贊因《永樂大典》之編“無可專屬”而“管棄不錄”，因此《四庫全書》所輯之本，乃就《永樂大典》所錄之僅存者，排比推求，重新分類編次而成。所幸有賴《四庫全書》之修，使得在《永樂大典》遭劫之餘，數百年後依然能一窺《寶真齋法書贊》之大概。據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三載：“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六十卷”，現在通行的《四庫全書》都是清代四庫纂修官從《永樂大典》中輯錄而成，內容多有殘缺。可見傳世《寶真齋法書贊》二十八卷已非完本，非原本之貌。

《寶真齋法書贊》有關《成伯公帖》文字著錄如下：

1 芾惶恐頓首再拜啟，大雨恭惟臺候萬福，名筆為亂道遂塵汙矣，七月一日大年約來蒲池，閱邵伯瓜洲，須十日一相見乃佳，黻頓首，成伯公。門中各惟清勝。郎娘長茂。芾再拜。［11］

2 黻啟，昨日承教，直夜不及答，午間得暇訪及，面敘俸錢支使之數，屬出外邑，五七日，比晝能一逰寺乎？草草。芾頓首上。公震太尉臺座。［12］

著錄文字與刻本文字比較，不僅由原來一個帖變成了兩個帖，而且內容也大大增加。起首與落款的署名也出現了不同。對照宋代最為普遍常見之格式。“某啟……某再拜某某”。首發信人，末發收信人皆具之，署名出現了混亂。“芾”“ 黻”雜用，此格式署名不一致，不符合常理，宋人書啟傳世至今有一萬多篇［13］，均無先例，在宋以後著說裡也未見有記載。書啟內容按照《寶真齋法書贊》修改後的，文啻不通，內容無法展讀。

考慮《寶真齋法書贊》“遭劫之餘，窺之大概”、“非原本之貌”，幾經散佚輯錄，其中部分出現“文字勘刻錯誤”在所難免。這一點瑕疵並不足以影響到《寶真齋法書贊》的研究學術價值。但於《成伯公帖》而言，顯然“宋本宋刻宋拓”的《宋拓英光堂帖第三卷》帖內文字更接近宋代原貌，更具有說服力。

《宋拓英光堂帖第三卷》裡《成伯公帖》，刊於第十七和第十八兩開之上，即34-35頁和36頁。第十七開有八行53字，從拓片紋理來看，此一開兩頁屬於同一整體。也進一步證明《寶真齋法書贊》文字有插入另一書啟文字之可能性。另按《寶真齋法書贊》之說“比”後闕文，那麼“比邵”之間應有剪貼拼接的痕跡。但從何紹基批註裡得到：“然比字邵字石榻實相連” 。說明第五行“比、邵”兩字實際是相連整體，並沒有剪貼重排。這就排除此八行在傳藏過程有散佚闕文，也排除吳雲所謂“裝池者誤上”之說。何紹基將其斷為“屬是傳刻時已誤矣”，也說明該帖宋時既應如此。

故《成伯公帖》文字應以《宋拓英光堂帖第三卷》刻本為準。

其第 18 開上的三行13字：“門中各惟清勝。郎娘長茂。芾再拜。”署名為“芾”的13字， 是刊刻在另一開之上，同前文放在一起，從裝裱形式上看，也只是在順序上一前一後罷了。從書寫風格來看，此13字書寫風格也明顯與前大異，前者圓轉多於後者，後者又較前者挺拔，實非同一帖，此13字則為殘帖。

《寶真齋法書贊》裡《成伯公帖》著錄多出來的文字，實屬米芾另一書啟（將另文論證），而在《寶真齋法書贊》成書之後的流傳期間，或因《四庫全書》編撰時，誤將此書啟拆散成兩部分收錄於《成伯公帖》之間，這樣就能解釋為什麼會出現文字比刻本內容多的原因了。

附插入之書啟內容：

芾惶恐頓首再拜啟，大雨恭惟臺候萬福，名筆為亂道遂塵汙矣，七月一日大年約來蒲池閱晝，能一逰寺乎？草草。芾頓首上。公震太尉臺座。

何紹基、吳雲等在鑑藏過程中，訂正批註則忽視了《英光堂帖》宋刻宋拓之事實，採信了有“文字勘刻錯誤”的《寶真齋法書贊》裡的文字，以此來考訂刻本，才產生了《成伯公帖》有闕文之錯誤的結論。

故《成伯公帖》內容應至“成伯公”止，前8行53字為一完整的書啟。最後3行13字屬另一帖之殘存部分。

書啟寫成時間

剔除殘帖，書啟雖剩有53字，但其所提供的資訊也不少，大有考證價值。完整文字如下：

黻啟，昨日承教，值夜不及答，午間得暇訪及，面敘俸錢支使之數，屬出外邑。五七日，比邵伯瓜洲，須十日一相見，乃佳。黻頓首。成伯公。

首先根據其起首、落款署名為“芾”，確認了書啟在米芾改名前所書［14］ ，既元佑六年（1091）前。

其次從書啟受於人成伯公入手。查北宋時期字成伯者，見諸於史乘有3人，須通考三人事蹟，方知何人與米芾交往：

其一：劉異，字成伯，北宋人，劉若虛子，其先泉人，徒居閩。隱居不仕，鄉人號曰隱君，後以州郡薦，強起，授將仕郎、大理評事，歷屯田員外郎。天聖八年（1030）進士。與蔡襄友善。［15］ 《劉克莊集箋校》卷一零三題跋蔡中惠（蔡襄）：屯田名異，侯官人，與公同年。舊嘗約婚，及公出鎮福唐（福州別稱），屯田卒矣。［16］元朝脫脫《宋史》卷三百二十載：（蔡襄）治平三年，丁母憂。明年卒，年五十六。據此推算，蔡襄福州任職在1056年，此時劉成伯已卒，蔡襄卒於治平三年，而劉成伯卒年更早，時米芾尚幼，故可排除。

其二：趙庾，字成伯（1018［17］～？），宋代詩人。初知眉州丹稜縣［18］，嘉右四年知黃岩縣［19］ ，熙寧八年，以尚書諸司郎中通判密州，成為蘇軾主要助手，二人交往頗密［20 ］。趙成伯“簡易疏達，表裡洞然，餘固甚樂之。而君又勤於吏職，視官事如家事。”蘇軾寫給趙成伯的詩文，遠超過其他人。蘇軾離開密州出守徐州時，有《留別釋迦院牡丹呈趙倅》詩，在徐州任上亦多有唱和詩，又專為趙成伯寫下了《密州通判廳題名記》。之後就沒有見面，也無任何文字來往，甚至蘇軾於元豐八年（1085）冬赴登州過密州，蘇軾相關文字裡也未見提及趙庾，推測或不在於世。雖趙庾與蘇軾交往密切，其宦歷此時間段與米芾無可能發生交集，故是其可能性很小。

其三：陳侗（1023-1088），字成伯，其先興化軍莆田縣人，居蘇州。宋代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八載，陳侗元豐二年十一月出知湖州。楊傑（次公）有詩《陳成伯學士知湖州》送之［21］。而前任則是蘇軾，於七月罷湖州。陳侗又於元豐三年三月八日移知宣州，元豐五年（1082）十一月詔罷知宣州再任差判登聞檢院，元佑元年（1086）四月知陝府，時蘇軾、蘇轍兩兄弟均有詩相贈［22］。元佑三年（1088）四月卒於陝，享年六十五。其事蹟見《故朝奉大夫權知陝州軍府事陳君墓誌銘》［23］。父陳動之與蔡襄同科進士，又同為莆田人。與歐陽修同榜進士。官至秘書丞，不幸早卒，年僅36歲。才華橫溢，以文名世，歐陽修［24］ 、王安石［25］甚愛重之，各自為其寫輓詩。弟陳睦，一字子雍，嘉佑六年（1061）進士、名列榜眼［26］ 。

陳侗家庭背景非同一般，交友甚廣。從任職地理位置、興趣愛好，以及交遊圈，都為陳侗與米芾交集提供了可能。在明朝醜《清河書畫舫》褚模禊帖條下，有如下著錄：

純老、彥祖、巨源、成伯、子雍、完夫、正仲、子中、敏甫、子瞻、子由、同觀熙寧十年（1077年）三月廿三日書 汲郡公呂大防觀 葛蘋 米芾 武功郡侯蘓寶元右辛未（1091年）三月廿一日 ［27］

此段記載了熙寧十年三月廿三日，陳侗（成伯）陳睦（子雍）兄弟和蘇軾（子瞻）蘇轍（子由）兄弟，還有之後在米芾生活中出現的彥祖、巨源、完夫等，同時欣賞褚模禊帖之雅事。且有呂大防和米芾欣賞並題跋與其後。此段文字的著錄，可以說明他們有著共同愛好，也有著共同的朋友圈。書啟上的成伯公非陳侗莫屬。

再比較米芾、陳侗兩人宦歷。

米芾在熙寧四年（1071）以任子經銓試授秘書省校書郎，旋補含光縣尉（今廣州英德），遷臨桂尉（今桂林），任長沙掾。元豐四年（1081）去長沙，十月遊廬山。元豐五年（1082）三月，初謁蘇軾［28］ 與黃州雪堂。東赴希道（即劉庠）金陵從事之闢，值劉謫去，遂以詩編謁王安石於金陵鐘山半山堂 ［29］ 。元豐六年（1083）在杭州觀察推官任上。元豐八年（1085）“米黻丁母憂去杭州” ［30］，元佑二年（1087）母喪服除。陳侗於元豐二年起先後在湖州宣州等地任職，元佑元年（1086）四月知陝府，之後卒於陝。

結合前述蘇軾、王安石與陳侗之間的關係，米芾與陳侗相識必在元豐五年三月謁蘇軾、王安石之後，而陳侗元佑元年（1086）四月知陝府。據此將書啟範圍縮小到元豐五年（1082）三月至元佑元年（1086）四月之際。而這期間米芾除了一次權杭州推官之外，就是丁憂在家。

查閱《宋史》有如下兩段文字：

元豐五年八月壬申，詔罷增減幕職、州縣官奉。［31］

熙寧四年，遂定銓試之制：凡守選者，歲以二月、八月試斷按二，或律令大義五，或議三道，後增試經義。差官同銓曹撰式考試，第為三等，上等免選注官，優等升資如判超格，無出身者賜之出身。自是不復試判，仍去免選恩格，若歷任有舉者五人，自與免試注官。任子年及二十，聽赴銓試。其試不中或不能試，選人滿三歲許注官，惟不得入縣令、司理、司法。任子年及三十方許參注，若年及三十授官，已及三年，出官亦不用試。若秩入京朝，即展任監當三年，在任有二人薦之，免展。選人應改官，必對便殿。［32］

米芾以任子經銓試授秘書省校書郎，至元豐四年，年滿30，也正好在任十年。符合參注條件，取得“應選官”資格。資格有了，還得要舉薦人，此時的米芾經十年任職，以及拜謁蘇軾、王安石等也積累不少人脈，這為他參注應選打好了基礎，才得到元豐五年出官機會。陳侗則是這人脈中的一員，且長米芾二十八歲，求其有所關照也在情理之中，所以極有可能得其推薦得杭州觀察推官。

據米芾所書《杭州龍井山方園庵記》為元豐六年（1083）四月［33］ ，米芾已在杭州觀察推官任上［34］。因此書啟《成伯公帖》下限，又可定在元豐六年（1083）四月之前，且為米芾初任杭州觀察推官之時。

書啟正文也足以證明如此。

米芾因初任杭州推官之職，拜會舉薦人陳侗（成伯公），再訪及上級問明俸錢後，給陳侗的一封書信。並提到可能作為備選的“邵伯、瓜洲”職位。與現臨時代理杭州推官職位的比較，拜訪陳侗路程縮短，更方便。陳侗自元豐三年起一直在宣州任上，杭州距宣州約150公里，兩地按照古時行走也需五七日路程。所提“邵伯、瓜洲”距宣州有近兩百公里，行走約需十日左右。因此才有書啟上兩比“乃佳”之說。從地理上位置對照書啟，與書啟所言相符合。

書啟本事部分言及“值夜不及答，午間得暇訪及，面敘俸錢支使之數”，與成伯公言及俸錢。據《宋代官制辭典》載：元豐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下詔“五月溯行官制。”即元豐五年五月，正式頒佈《元豐官制格目》。官員俸錢數目有所調整，以及當時地方官員俸錢尚存“一分見錢，二分他物”折支現象，有正好解釋兩人都對新職俸錢不甚瞭解，乃元豐改制之故。

這裡米芾已經上任，由《宋史》志第選舉四（銓法上）［35］ 可知，每年銓試兩次，上任時間必在元豐五年八月之後或元豐六年二月之後。書啟中所言“值”有“遇到、逢著”或“當、輪到”之意。結合前後文“值夜、午間得暇、面敘俸錢”，除了在吏部就只有在杭州才能瞭解俸錢具體情況，而只有在杭州任上且當值之中才無暇。所以此“值”應是“當值、輪到宿直”之意。書啟中所言“值夜”則為米芾任上宿直中。

到此我們可知此書啟寫的時間，必在元豐五年八月至元豐六年（1083）四月之間。

我們能否將書寫時間推斷再精確一些呢？

“元豐五年八月詔罷增減幕職奉”勢必也影響幕職出官。同時考慮到米芾在任上宿直中，所以書啟必寫於假日。據《野客叢書》卷16《大節七日假》條所記，宋太宗時期規定：歲節（春節）、冬至、寒食（冬至後的第105天）是宋代的“三大節”，每個節日各放“七日假”，其他短假“休務”不辦公。其後冬至（元豐五年十一月二十四）假期之前出官可能性不大。而春節（元豐六年春節正月）則又是我國傳統闔家團聚之際，這個假期上任可能也可排除。按照慣例二月為銓試之時，而米芾此時雖然不用參加，但吏部此時間段必然集中處理大量的出官，米芾藉此出官也自然。

按宋制“三大節”節假日知州需在“籤廳”宿直，杭州觀察推官屬幕職官，職責就是協助州長官處理州政，每日赴“籤廳”共同簽署公文，宿直也就在所難免。所以米芾“權杭州觀察推官”時間，只有元豐六年寒食（元豐六年三月十一日）假期前最為恰當。

故書啟《成伯公帖》書寫具體日期就在這“三大節”中的元豐六年三月十一日寒食假期間。

與米芾其他作品的對比

以上囿於本帖的分析，恐怕還不足以證明書啟成於元豐六年初的判斷，故必經以帖證帖來避免鑿空之嫌。

米芾以其癲狂的行為，揚名於北宋。其怪癖的性格反映到書法上，則是個性強烈之書寫習慣。這必然使其書風在一段時間內，保持一定相似度。為說明《成伯公帖》與同一時期作品具有同樣的特徵，故將同一時期的作品中出現的相同的字進行對比。如同一時期的《亂道帖》《盛制帖》書於元豐五年（1082）、《郡官帖》《雨寒帖》書於元豐末；後期作品：《詔使帖》《白熟帖》《鄉石帖》《伯充帖》《伯修帖》《竹前槐後帖》。並挑選米芾部分後期作品中相同的字來比較，以識別它們的差異。（圖二）

“啟”同《知府帖》整個字的外形，以及點畫的位置都一樣。

“間”與《知府帖》“聞”字門符一豎寫法相同。

“得”與《盛制帖》“得”同。

“訪及、不及”與《亂道帖》“和及”如出一帖，與《郡官帖》“訪及”也類似。但是與《值雨帖》《元日帖》筆法不同，粗細對比也更加強烈。

“俸”與《雨寒帖》近，前三者筆法稍簡單，筆畫對比也不大。《竹前槐後帖》奉字筆畫變化多端，行筆走勢皆出人意料，聚散強烈。

“錢”草法，觀察三帖例字有著逐步轉變的過程，與《詔使帖》“錢”筆畫位置、以及筆畫延伸角度均一致。逐步轉變成《伯修帖》錢字區別。

“數”寫法同《郡官帖》。在左右結構的的處理上，與《鄉石帖》《伯充帖》不同，前者左低右高傾向，後者則左高右低明顯。

“屬”寫法酷似《知府帖》。而與《紫金帖》“囑”之屬有區別，也沒有後者行筆成熟。

“出外”與《亂道帖》旦夕《盛制帖》日夕均如一帖。

“邑”與《亂道帖》“呈”字上下結構處理手一樣。

“邵”與《郡官帖》“郡”字結構上完全一樣，左低右高之勢處理手法相同。

“須”與《郡官帖》“須”除了重心稍微不同，在筆畫間距，筆勢上都非常近似。

“相見”與《亂道帖》《盛制帖》在相字寫法上，以及與後字的連貫手法都一樣。但與《白熟帖》“相見”起筆粗而長不同。

透過對《盛制帖》（圖三）《亂道帖》（圖四），以及元豐末元佑初的《雨寒帖》《郡官帖》（圖五）《詔使帖》等作品的比較，《成伯公帖》更接近於《亂道帖》《盛制帖》。

圖三

圖四

圖五

可以看出同一時期的作品字型非常接近，字與字連筆的方式和形態也都極其相同，漢字結構處理手法、書寫風格、章法安排都如出一轍。

這也進一步證明《成伯公帖》書於元豐五年前後。

結論

曹寶麟先生曾這樣評價：“作為宋代四大書法家之一的米芾，是繼二王之後，在行書領域中最偉大的書家。他遠紹東晉王羲之和羊欣，近參唐人顏真卿、褚遂良、歐陽詢、沉傳師，走出一條集古成家的成功之路。其書顛放而不失精微，神采飛揚，深受後代書家的崇敬。在其身後，不受他恩賜的書家很少。［36］ ”米芾書法對後世影響深遠。宋拓碑帖雖經近千年，尚能儲存“如新發於硎，能令顛者解衣槃礴精神活現紙上” ［37］，讓我們能一睹米芾書法之神采。宋代摹刻次序原貌的《宋拓英光堂第三卷》，更彰顯研究之必要。

透過以上論述，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宋刻《宋拓英光堂第三卷》裡的《成伯公帖》是一件米芾寫給成伯公完整的書啟。其第18開三行13字為另一帖之殘存部分。

《成伯公帖》講述了米芾在元豐五年（1082）初謁蘇軾，結識了蘇軾周圍的眾多好友，結交漸廣，逐步進入到主流圈。米芾金陵從事之闢未成，遊走於官宦達人之間，努力尋找各種能幫助自己出職機會的舉薦人。此段時間裡，米芾透過蘇軾、王安石得緣結識在宣州任的陳侗，兩人書信往來也就很自然了。陳侗長米芾28歲，米芾求其有所關照，並得其推薦於元豐六年（1083）三月初任杭州觀察推官。

米芾與成伯公之間往來的書啟，如《成伯公帖》不僅是我們學習書法的範本，也給我們展現了米芾當年社交情況，以及與陳侗之間交往的故事。

引注

［1］ 《宋拓英光堂帖第三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4年版，現藏於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館。

［2］ 揚州江都區北部邵伯鎮。

［3］ 揚州邗江區。

［4］何紹基（1799—1873）湖南道州人，字子貞，號東洲，別號東洲居士，晚號蝯叟。清朝著名詩人、學者、書法家。代表作品有《惜道味齋經說》《東洲草堂詩•文鈔》《說文段注駁正》等。

［5］ 吳雲，字少甫，號平齋、榆庭、愉庭、抱罍子，晚號退樓主人。嘉慶十六年（1811）生，光緒九年（1883）卒。浙江歸安（今湖州）人，一作安徽歙縣人。齋堂號有兩罍軒、二百蘭亭齋、敦罍齋、金石壽世之居。李玉安黃正雨．中國藏書家通典：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

［6］ 同上，吳雲的齋號

［7］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寶真齋法書贊》卷十九。

［8］ 《宋拓英光堂帖第三卷》。

［9］ 林業強《宋拓〈英光堂帖〉考》，《中國法帖全集》卷十，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頁。

［10］ 《中國法帖全集》卷十，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頁。

［11］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寶真齋法書贊》卷十九書簡上，第3、4頁。

［12］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寶真齋法書贊》卷十九書簡下，第12頁。

［13］ 復旦大學2008年博士論文《北宋書信研究》金傳道，第30頁。

［14］曹寶麟《中國書法全集》38，榮寶齋出版社，1992年版，第553頁。

［15］民國嘉業堂本《吳興備志》卷六“劉異湖州司法參軍”條

［16］《劉克莊集箋校》卷一零三題跋蔡中惠，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4335頁。

［17］生年據《蘇軾詩集》卷一五《和趙郎中見戲二首》推算。

［18］［清］光緒《諸城縣誌》卷二七。

［19］［清］嘉慶臨海宋氏重刻《嘉定赤城志》卷一一（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藏）。

［20］《蘇軾詩集》卷一四，中華書局，1982年版，《和趙郎中捕蝗見寄次韻》等。

［21］［宋］楊傑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無為集》巻六。律詩：《陳成伯學士知湖州》揚舲初出禁城東，夾岸桃花蕋正紅。紫綬朱轓金馬客，清風明月水晶宮。晝衣始信歸郷貴，夜鶴從教恨帳空。政暇笙歌應鼎沸，詩壇不用苦爭功。

［22］ 《欒城集》第15卷蘇轍、蘇軾兩兄弟均有詩贈《送陳侗同年知陝府》《次韻子由送陳侗知陝州》。

［23］欒貴明輯《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劉攽彭城集” ，中華書局，1983年10月版， 58頁。

［24］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文忠集》卷57•《同年秘書丞陳動之輓詞二首》歐陽修：場屋當年氣最雄，交遊樽酒弟兄同。文章落筆傳都下，議論生鋒服座中。自古聖賢誰不死？況君門戶有清風。雕零三十年朋舊，在者多為白髮翁。富貴聲名豈足論。死生榮辱等埃塵。青衫照日誇春榜，白首餘年哭故人。盛德不忘存志刻，話言能記有朋親。吳江草木春風動，瀝酒誰瞻壟樹新。

［25］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臨川文集》《陳動之秘丞挽辭二首》王安石：人間三十六，追逐孔鸞飛。似欲來為瑞，如何去不歸。琴樽已寂寞，筆墨尚光輝。空復平生友，西華豈易依。

［26］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宋會要》選舉二九：“（嘉右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以新及第進士第壹人王俊民為大理評事、僉書□武軍節度判官公事，第二人陳睦兩使幕職官”。

［27］ ［明］張醜《清河書畫舫》，上海古籍出版社，_2011年版，第103頁。

［28］《蘇軾書法史料集》附錄：蘇軾書法年表。上海書畫出版社，2017年1月版。元豐二年（1079）四月二十九到湖州任。僅三月，即因作詩“謗訕朝廷”（著名的“烏臺詩案”）被拘至京師下獄。元豐三年正月起貶居黃州。此後數年先後在杭州、金陵、揚州、常州等活動。

［29］曹寶麟《中國書法全集》38，第555頁。元豐中至金陵，識王介甫（安石）。過黃州，識蘇子瞻。皆不執弟子禮，特敬前輩而已。

［30］同上

［31］［元］脫脫《宋史》中華書局，1977年11月版，第58頁。

［32［元］脫脫《宋史》中華書局，1977年11月版，第3705頁。志第選舉四（銓法上）

［33］曹寶麟《中國書法全集》38，第553頁。

［34］同上。

［35］同引注32。

［36］《五體書法臨摹示範》江蘇電子音像出版社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1年4月版，行書（下）。

［37］林業強《宋拓〈英光堂帖〉考》，《中國法帖全集》卷十，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