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春秋037】管理應該發揮象棋的十二特色--第7章管理應該發

無智故能使眾智什麼意思

第7章 管理應該發揮象棋的十二特色

就我國目前情形而言，除去固有傳統思想以外，西方的文化和思想，顯然已經成為當代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的精神傳統。即使我們想要擺脫，也委實無計可施。這固然是由於：生存在某一時代某種環境中的人，很難不受當時當地思想的影響。我們今天在學校受的是西方式的知識教育，家庭內的陶冶因電視的侵入而解體。社會上所重視的，則是西方的科學技術，而正如海德格（MartinHeidegger）所說，科技基礎始於希臘的古典哲學。另外還有一種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國文化不提倡錮蔽的宗教信仰與狹隘的國家民族觀念，傳統仁者無敵以及虛懷以致廣大的精神，也是西方文化毫無阻攔、順利輸入我國的莫大助力。

社會學家孟漢姆（KarlMannhein）認為思想無法脫離日常生活，因此深受社會因素的影響。每當管理科學工作者談論起他們的觀點時，總會出現這樣的論調：“有關的研究與分析，應先設法建立模式。”於是，繼美國模式、日本模式之後，大家都熱切地關心：“中國管理能不能建立它的模式？”如果無法建立，似乎就不足以稱為“中國管理現代化”。

“模式”（Model）的原始意義，與“模型”相通。而“模型”的解釋，則是“模仿實物的原形，縮小製成的樣品”。“概括地說，模型是一事實的再表現。一般是將事實的結構予以簡化及抽象化；然而在某些特定的意義上，使簡化和抽象化後的系統與原系統相似，有助於研究者瞭解事實。”為描述或說明我們周遭形形色色的真實世界，事實上不可能完全採用模型來表現。因為真實世界的現象，太過於複雜，只好運用抽象的方法，作理想性的簡化表示，這就是模式。

中國管理的模式，可以用中國人所熟悉的象棋來代表。凡是精於象棋，而又能體認其中的精神的，便能夠充分了解中國管理的精髓。象棋俗稱“象戲”，是一種“模擬的遊戲”。它是逐漸演變而成的一種棋戲，由兩人在棋盤上按位布棋，以攻死對方的將或帥為勝。

中國管理的“象棋模式”，包含天人合一、確立制度、公平競爭、組織精簡、各施所長、互依互賴、無為而治、民主自治、竭盡心力、貫徹始終、千變萬化與和平融洽等十二特性，茲分別說明如後。

管理應發揮的十二特色（1）天人合一思想，是儒家哲學的基本信念之一。孟子首先指出天的根本性德，即含於人的心性之中；天道人道，實一以貫之。他認為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即在人的心性與天相通。他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宋代道學，更進一步形成一個根本觀念。程伊川說：“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為天道，在地則為地道，在人則為人道。”孔子雖然不明言天道，但亦表現出尊天、順天的觀念。敬天即所以愛人，愛民即所以尊天。中國人的天人合一觀念，實包含了天定勝人與人定勝天兩種看法。中國人思想，不偏於天定勝人，也不偏於人定勝天。象棋中的每一枚棋子，都有其特定的才能，也都有其盡心盡力的意向。但是否得遂所願，端在下棋的人，如何佈局與執行。假定棋子為人，則此下棋的人，即已扮演了天的角色。“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下棋的人，沒有不謹慎細心，好好運用每枚棋子的；至少不會存心不良，把自己的任何一枚棋子拿來白白送死。然而外來因素的影響，內在心神的不安，乃至棋力稍遜，那就無可奈何，只好認命了。此所以孟子盡心章之後，立即承接莫非章，指出人生的吉、兇、禍、福，沒有不是天命的。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君子應該按照中庸的道理，“居易以俟命”。

這種觀念，表現在中國式管理上面，則為“人時時刻刻在為自己盤算，做各種的計畫，但是天也同時在為每一個人做計畫。必須人所做的計畫，與天所做的密切吻合，才能夠獲致圓滿的效果”。

我們從“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啟示中，發現任何計畫，都應該順天應人；所有目標，都必須光明正大。這樣的管理，才有成效。天所做的計畫，便是我們先天帶來的命，可是說是與生俱來的生涯規劃。而我們所做的計畫，則是後天的人生規劃，兩者配合，即為天人合一。

（二）確立制度。

一般人依據孔子所說“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推斷“為政在人”就是孔子“人治”的思想；大家看到明法篇主張“以法治國”，便認定管子是“法治”的先驅，韓非“立法以治民定國”，即為真正的“法治”。因而人治、法治對舉，互較長短利弊，造成莫大的謬誤。實則孔子不完全主張人治，他是相當重視典章制度的。他的“從周”，便是採取以往實施過的善法而重加實行。不過孔子覺察到徒法不能自行，必須用“仁愛”的原則，來加以補救，才不致像周代那樣，制度雖粲然大備，終究不能久遠維持。強大而文明的周室，在平王東遷之後，便瀕臨衰亂危亡的命運。

象棋的制度十分完備。兩人對面而坐，一伸手都是去拿黑子，彼此客氣地要對方持用紅棋，這是禮讓的開始。讓不過的人，佔用了紅子，即宜秉持“佔紅不佔先”的規矩，請黑棋先走。同時將、士、象、車、馬、包、卒等，各有各的走法，雙方都要遵守規定。到了最後，勝負已經十分明顯，勝方先說：“承讓、承讓。”敗的人也不妨說一句：“畢竟棋高一著，佩服之至！”從頭到尾，有其完整的制度，但如下棋的人不知或故意不予遵從，那也是徒法不足以自行，難免爭執，吵鬧一番。

中國式管理，當然重視制度的確立，因為主觀的意願必須化為客觀的組織制度，才能產生作用。但是，任何制度不論多麼完善，終免不了有其漏洞。而且時日一久，流弊叢生。所以一方面要有合適的人來執行，一方面也需要賢明的人來批評反省。不斷努力加以修正改善，絕不容許因循懈怠。

（三）公平競爭。

禮記禮運篇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孔子處理欲的方法，是“因勢利導，把它引向正當的途徑上去”。他認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人而達人”的“欲”，是人人所該的可欲物件，都應該把它導向高尚的途徑，使其充分發展，儘量獲得滿足的快樂。然而，孔子認為實現可欲的物件，亦應使用正當的手段，必須“以其道得之”。他說：“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象棋的遊戲，應該是一種君子之爭。下棋的人，沒有不希望得勝的；除非他另有企圖，存心利用棋戲來討好對方，故意隱藏實力，以“不勝”為手段，真是可鄙的諂媚。不過，當說雙方棋力懸殊，我們也不願見一方屢勝，給另一方帶來太多的挫折感。這時可以採用讓子的方法，譬如讓一車或一馬，甚至雙車或雙馬，以求彼此旗鼓相當，寓有公平競爭的用意。

管理上，我們也體認人有慾望，才有管理的可能；否則什麼管理方案，都將得不到適切的反應。但是，人有慾望，組織也有目標，於是人與人間、組織與組織之間，勢必有所競爭。我們希望機構互助，卻也不反對公平的競爭。因為正當的競爭，才是促成進步的良好動力。“對內競爭，彼此不斷改善而獲得進步；對外聯營，以求得國際間競爭力的提升”，應該是中國式管理努力的目標之一。

（四）組織精簡。

中國歷史，一向推崇漢代的行政管理。所謂兩漢吏治，永為後世稱美。漢代的地方政府以縣為單位，直到現在還沒有改變。漢時縣的上面是郡，郡的長官叫做太守，地位和當時中央政府的九卿平等。郡太守調到中央可以做九卿，再進一級就可以當三公；九卿放出來也做郡太守。漢代官級分得少，升轉極為靈活，這是一大特色。

象棋分為紅、黑兩邊，各有十六個成員，區分為帥（將）、仕（士）、相（象）、俥（車）、傌（馬）、炮（包）、兵（卒）七種等級，組織十分精簡。

中國人的組織，最喜歡採用“兄弟會”的型態。其最主要的特色，即在精簡有效。當然，在初創時期，也可以採取“父子幫”的組織，父親帶領著幾個兒子，一面教導，一面經營；待兒女長大之後，父親退居顧問的位置，還是兄弟會組織。不過中國人的兄弟會，並不拘泥於兄弟的名分，也不必然都要仿效三國時代劉、關、張的桃園三結義。它的精神在於組織成員之間的如兄如弟。

彼此的關係，原本或許只是鄉親、朋友、同學，甚至根本就是互不相識的陌生者，如今既然以兄弟會的精神來組織，就應該賦以兄弟的實，做到“兄兄弟弟”，滋生出家族式的親密關係。為了確保彼此能夠如手如足，勢須貫徹精兵主義，組織成員，重質不重量，在精不在多。精兵主義一方面要求適才適所，精簡業務；一方面也要簡化組織，減少層級，以符合現代化“壓扁式”組織的精神。

（五）各施所長。

孔子主張“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便是宣導大家不要彼此干擾，或者互為對手製造問題。相反地，大家放手讓在位的人，好好地去發揮他的長才。當然，在其位的人，也應該切實做好分內的工作，才不致造成“尸位素餐”的不良現象。要能夠“各施所長”，必須先了解各人的長處。因為人的知性不等，“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此所以孔子肯定“仲田可以讓他管一個能出千輛兵車的國家的軍政；冉求可以做一個有千戶人家的邑的宰，或者做一個能出百輛兵車的家的家宰；公西赤可以讓他穿著禮服站在朝廷上和外賓周旋”，而“冉雍這個人，則可以居於君長的位置”。

象棋的車，可以縱向或橫向直走，對方任何阻礙，不論其職級高低，悉數可以逐而食之。馬跳日，無論東、南、西、北那一個方向，只要舒展得開，馬腿不被蹩住，便可以耀武揚威，奮力克敵。包能夠翻越障礙，攻擊對方。士斜行；象飛田；卒只能進不得後退，過河以後還可以橫著走；惟獨將必須深居宮中，頂多左、右、上、下踱踱方步。各有所長，而又得以各施所長。

這種精神，應用到中國式管理，便是要求成員在修己安人的過程中，都要人盡其才。同時在此之先，必須人有其才。任何職位，哪怕表面上看起來再不引人注目，都不能隨便找個人填填位置，應付一下。因為不具備這方面才能的人，不但不會了解其中的奧秘。而且外行人往往自認有自己的一套，例如相飛田卻飛到對方的境域裡去，弄得整個制度大亂，竟然沾沾自喜，認為自己飛得遠，表現得出色，而不知已經壞了大局？但是，一旦人有其才，即應該知人善任，秉持“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則。讓他放手去做，才能人盡其才。所以千萬不要處處防弊重於興利，講求制衡，使其無法各施所長。

（六）互依互賴。

中國的倫理，使所有中國人，結成一個碩大的互依互賴網。孔子的“連帶責任主義”，更使得我們彼此之間，息息相關，互相依存。互依互賴的正確意義，是互助而非倚賴。例如有甲、乙兩人，如果“甲的義務，即系乙的權利；同時乙的義務，亦即甲的權利”，互相消而又互相益，便是互助。推而至於分工合作，成為更復雜的互助。不幸我國舊社會誤認為互依互賴即可以趁機依賴他人，因而依賴的風氣甚盛。禮記王制說：“愈、聾、跛、繴、斷者、侏儒，各以其器食之。”廢疾的人，都要盡力以一藝一技來自贍，那些無所事事而依賴他人生活的，包括各種機構的冗員、呆人，實在是應該引以為恥的。

象棋的十六個成員，各自可以獨立作戰，不必也不能依賴他人。但是它們之間，卻是互助合作的。車固然可以保護馬，馬也可以“看”住車，不讓它平白遭受對方的攻擊。士、象當然是將的心腹，隨時要保護著。然而緊急時期，當士或象在將的行宮裡受到襲擊時，將也可以給予適當的維繫，甚至奮勇地挫敗來犯的敵人。卒的威力較小，而在適當的場合，照樣可以攻死對方的帥。

或者保護自己的車、馬、包，依然有其發揮互助能力的時刻。

互依互賴的精神，使得中國式管理，把員工視為部屬，意思是“屬於老闆的一部分”，做到孟子所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心腹”。如手如足，當然不肯任意解僱、撤職，隨便砍斷自己的手腳。互依互賴的基礎，則是集體努力和共同責任。管理者明白“紅花亦需綠葉來陪襯”的道理，體認任何事業，都不是個人獨力所能夠完成的，有賴於同仁的互助合作，因而致力於加強這些“倫常之網”中各個“依存者”的“共識”，喚起大家“合則彼此有利，分則大家倒黴”的意識。共同努力，一起來擔負責任，才能共策共力，達到真正互依互賴的境界。

管理應發揮的十二特色（2）（七）無為而治。

無為而治，是無為思想在管理方面的應用。這種思想，在中國歷史上不只是一套理論，而且在漢初曾經實際施行過。傳統的無為而治思想，有兩個值得注意的要點：一是主張管理者無為，然後才能運用眾智、眾力；一是主張不擾民。無為很容易被誤解為“什麼都要否定”的虛無主義，所以老、莊又進一步說“無為而無不為”，用“無不為”來肯定“無為”的功效。孔子也主張無為而治，他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不過孔子宣導由有為而無為，在過程上與老、莊有所不同。這種無為而治的思想，使中國人在領導上“集團性”更重於“英雄性”，到了“好象不見英雄性”的地步。例如楚漢之爭，項羽顯然帶有英雄性，而劉邦像似沒有英雄性，結果劉邦能得天下，項羽卻自刎而亡。我們從民間普遍流傳的西遊記由唐三藏領導，不由孫悟空帶頭；三國演義劉備領導更具英雄性的關公、張飛、趙子龍；水滸傳不以林沖、武松這些十足的英雄人物為首領，卻推舉看起來沒有什麼用的宋江來領導，便可以體會中國人在這一方面的心思了。

下棋的時候，經常有人警告：“當心他的馬。”稱讚“他的車十分厲害”，或者激賞“好威風的連環炮”。我們從來未曾聽說：“他的老將好厲害。”當然也一直沒有人讚美過“好能幹的帥”。誠如錢穆先生所說：“中國的象棋，車、馬、包、士、相、兵，都各有各用，而車、馬、包又更有英雄性。

但一最高將帥，獨無用，讓一切有用的來保護它這無用的，豈不即是一項遊戲，亦十足表現著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嗎？”在領導上，我們也希望管理者能夠體認胡適先生，當年形容美國艾森豪威爾威爾總統“無智，故能使眾智；無能，故能使眾能；無為，故能使眾為”的道理，儘量無為而治。呂氏春秋記載齊桓公在位時，遇有部屬提出問題，他總是說：“去問管仲吧！”部屬聽得多了，打趣他說：“這樣的國君，可真輕鬆啊！”桓公說：“我找到了有能力的管仲，而又能夠信任他，所以才能如此輕鬆。”然後他又加強語氣地說：“不然，我這個國君就難當了。”做一個有眼光、有擔當、能容人、敢用人的管理者，難道不是使自己有時間得以從事“例外管理”，而部屬也能夠發揮潛力的最佳表現嗎？（八）民主自治。

尚書說：“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周書泰誓篇有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及“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本已佚）等語，均指出“天的意志，在於民眾”。孔子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孟子也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國語楚語上記載處大夫範無寧的話：“民，天之主也。知天，必知民矣。”左傳中隨國的賢人季梁更進一步認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民不但是天之主，而且是神之主，中國古代人文主義思想，深厚到如許地步，實在堪稱為民主自治的先進國家而無愧。

象棋所表現的領導方式，就是十分符合民主原則的。任何一枚棋子，都不會勉強其它棋子來順從它；大家都遵守規則，依法而行；更要極端負起責任，自己的行動自己負責。正與現代民主政治、法治政治、責任政治三大要素若合符節。

至於自治，每一枚棋子，都能自己管好自己。可行則行，不可行即止。遇有阻礙或困難，必循正道設法排除或解決，不依賴他人，也不輕易受人左右，或聽信別人的意見，因為“觀棋不語真君子”。而一旦下定決心，走錯了路也絕對不怪罪於人，更不存心反悔，這才是“起手無回大丈夫”。

中國式管理，深信管理的物件，主要為人與事。事的範圍較易解決，最難的是人，所以管理實際上是一種如何把握人心的工作。中國人觀念，最高的領導，即在充分激起同仁的自發心。而部屬的自動自發，則有賴於民主的領導。因為專制的領導者，常有喜歡逢迎、厭惡批評與討論的傾向。若干善於討好的人員，容易獲得倖進的機會，以致組織內的熱忱者變為冷漠，能力強的人退為旁觀者，大家不以組織目標為重，卻集中精力以追求個人的利益，弄得整個組織毫無生氣。

所以民主的領導方式，儘量鼓勵同仁自治，才是“修己以安人”的坦途。

（九）竭盡心力。

無論如何，工作勤勞乃是中華民族的本性之一。好逸惡勞，不肯工作的人，歷來都被視為無可救藥的人。中國向以“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為教，一般讀書人都以手腦並用，“耕讀傳家”為榮。

隋末王通慨然有憂國之志，抱經綸之懷，被其教澤者，多能蔚為國器。可是他躬耕不輟，不敢自逸。有人問他：這樣不是太勞累了嗎？他說：“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且庶人之職也。無職者罪無可逃於天地之間，吾得逃乎？”中華民族勤勞成性，尤其是海外華僑刻苦自勵，最為顯著。中國人只要讓他心安身樂，他就會竭盡心力，毫無保留地勤勞工作，而且“但問耕耘，不問收穫”。

象棋的三十二枚棋子，不論寒暑，不分晝夜，只要主客興起，對面而坐，它們便隨時待命，準備竭盡心力去作戰。如果棋子代表勞方，下棋人即是資方，這勞資之間，實在是十分融洽的，既沒有罷工的威脅，也從未出現工資、福利的爭執。真正愛好下棋的人，無不愛護、保惜棋盤和棋子，把它們擦得乾乾淨淨。下完棋必定好好整理收存，更從不虐待它們或任意捨棄它們。

中國式管理由修己而安人，便是希望所有同仁，都能夠肯定管理者的服務價值，因而產生良好的感應。這些“感應人”（員工）在“服務人”（管理者）民主而“無為”的領導之下，得以身安心樂，而又安居樂業。他們一方面“促成向心、增強同心、堅定信心、引發忠心”，由忠誠而表現為無比的團隊精神；一方面“增加能力、提高群力、產生合力、發揮潛力”，由能幹、肯幹而不斷增進生產力。管理上最大的難題，即在如何促使員工竭盡心力，儘量發揮潛力，惟有從中國式管理的“安人之道”，才能獲得有效的解決。

（十）貫徹始終。

君子是孔子理想中所建立的標準人格。孔子說：“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君子應有堅毅不拔的意志，曾子說：“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一般人平日專門講究小節小信，及晾Υ嬙鮒剩 承磐澹蟯欠鍁 ＞泳僑縭牽 娑隕攔贗罰勻徽 醯R，大節凜然，表現出孟子所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氣概。“文官既不愛財，武官亦不惜死”，一切以義為行事的準則，凡是合乎義的，雖然毀身辱體、赴湯蹈火，也應該戮力以赴，貫徹始終。

象棋中的將、帥，固然誓死不降，每次戰役，總是有始有終，決不臨陣脫逃。仕、相相依為命，頃刻不離左右，凡有危難，無不奮不顧身，乃至以身相殉，亦在所不惜。車、馬、包更是英雄本色，只見義之所當為，或深入敵地，以施誘敵之計；或步步為營，集結成陣，先求己之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無論如何，都不計較個人的富貴名利，雖己身受困，也是“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兵、卒安步當車，而又安分守己，只知向前推進，從不落後。對於交付的任務，亦是“訥於言而敏於行”，貫徹始終，直至死而後已。

實施中國式管理，“君君臣臣”，老闆像老闆，部屬也像部屬，彼此由陌生人的結合而滋生出家族式的情感。組織的目標，即是大家共同的努力方向。一切事業，都不是出自一人的領導、創作或主使，而是一集團的合作。雖然有組織，卻給成員以最大的自由（從心所欲不踰矩）；彼此有等級，卻賦予真正的平等（孔子主張正名，即謂任何名義，必須名實相符，此種真正的平等，就是義）。在這種正常合理的工作環境中，所有成員，自然盡心盡力於分內的工作，並且貫徹始終，義無反顧。

（十一）千變萬化。

中國自堯舜以來，以中為立國之道。中國以中字為國名，可見這是中國民族性的特點，中的精義，在於過猶不及。孔子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孔子於中之外，又加以時義，所以孟子讚美他為“聖之時者也”。中庸說：“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楊亮功先生認為，中必須合乎時。在性質上，中是動的，不是靜的；是變的，不是執一的。

在運用上，中是向上的，隨著時代而進步的，不是保守或落後的。在功能上，中是本於理智的抉擇，積極的力求圓滿與完善，而非基於感情或一時利害，作消極的調和或妥協。但中雖然是動的、變的，卻也有其不動和不變的道理，那就是中必須和時作適切的配合。如果中能合乎適時、適宜和中肯的要求，就成為此時此地不變不易的中道。中國先哲，自古即承認變是宇宙的一個根本事實。孔子說：“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老子說：“大曰逝，逝曰遠。”惠施指出“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莊子則常說“萬物之化”，肯定一切都在變動流轉之中。因為我們的遭遇，是千變萬化的，所以易經才主張“窮則變”，以期“變則通，通則久”。其實易學的精神，不窮也要變，務求與時俱進，隨時隨事的演進與發展，而不斷求其至當。孔子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有一“權”字，我們才可以權衡輕重，損有餘而補不足，在千變萬化之中權宜應變，而無不適當、合宜、恰到好處。荀子說：“欲惡取捨之權，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熟計之。”詳察事情的利害，審慎比較以定取捨，此時當以“義之與比”，用“義”來作為衡量可否的最高標準，才能夠“權之而得中”，亦即“權不離經”。

象棋規則簡單明瞭，棋子不多，易於指揮、掌握。但是廝殺起來，千變萬化，幾乎沒有一盤棋從頭到尾都是一模一樣的。下棋的人，面對時時都在變化的局勢，每一著棋，都必須詳察利害，審慎比較，然後才知所取捨。何況兩人對奕，彼此都在運用心思，猜測對方的用意，預料情勢的演變，加以虛虛實實、真真假假，更增加了變化的複雜性。然而千變萬化之中，有其不易的“經”在，那就是通行的象棋規則，有形可見，有跡可象，再怎樣變化，也要努力遵守，才有以“立”。

“經權之道”，應用在中國式管理上，成為根本的方法。管理者務須確立若干不可變易的“經”，向所有部屬詳為說明，使其切實瞭解，並緊記在心。然後分層負責，使其“持經達變”，按照這些“經”去應付千變萬化的環境，自能恰到好處。

（十二）和平融洽。

錢穆先生推論中國人的個性，認為“西方人好分，中國人好合”。中國人的和合性，超過了分別性。這種和合性，表現在虛懷若谷、寬恕禮讓、容納異己、以德報怨，蔚為一種和平融合的風氣。虛懷若谷就是孔子所說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可武斷，不可有成見，不可有偏見，亦不可有私心。寬恕禮讓先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進而“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其原則為“合於禮義，可讓；不合乎禮義，當仁不讓”，讓本於恕，即是“設身處地”的道理。容納異己才能“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表現出中國人寬容的美德。以德報怨本於老子，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能夠從廢墟中重新振作起來，成為今日的經濟大國，主要原因，即在我國以德報怨。中國人具有這些和平而又融洽的特性，當然配稱為王道的文化了。

前面提及象棋是君子之爭，彼此都希望獲得勝利，卻不能訴之以暴力，或表現出乖戾之心。

大家在和平融洽的良好氣氛下，各盡所能，這才是下棋的正道。虛懷若谷，勝不驕敗不餒；寬恕禮讓，對方偶有失誤，並不嚴辭指責；容納異己，旁觀者難免忍不住多話，亦予寬容忍耐；以德報怨，屢遭敗績仍然平心靜氣，經常戰勝也不出語不遜。具有這樣良好的棋品，才是受歡迎的人士。棋局才能夠在和平融洽的情勢中，順利進行。

中國式管理主張愉快地完成工作，快快樂樂地把事情做好。“衝突管理”如果能夠帶來“虛安”，真正有助於未來的“實安”，偶而可以為之。但是時常對立，製造矛盾，互相制衡，嚴密監督，都不是中國人喜愛的方式。“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希望在用人之始，就密切注意甄選，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因而以愛敬之心，作和順之行，彼此共鳴，為共同目標而努力。組織成員，和合重於分別，一切建議，無不居於團體的利益，以平和的態度，表達其不同的意見；在融洽的氣氛當中，日新又新，不斷改善業務，使組織與個人，與時俱進。

陳大齊先生分析中國人所重視的道德，認為諸德必須有合於義，方成其為美，所以義是諸德成美的條件。如何才合於義？他列舉五個專案：（一）所繫正大；（二）無過無不及；（三）通權達變；（四）設身處地；（五）手段力求正當。綜觀上述，無論象棋或管理，都應該：（一）目標光明正大，足以導人為善，走入正途。（二）發揮無過無不及的效用，應寬則寬，應嚴則嚴，宜進則進，宜止則止，一切作為，均得其“中”。（三）遵守常理之外，為了因應環境的變化，還應該通權達變。但常變之間，務求權得其宜，所以要注意“權不離經”。（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欲有所為，最好先替對方想一想，以預測對方的反應。（五）所有手段，都要力求正當。可見中國式管理，可以象棋為其模式。

第八章：管理的最高境界在“無為而治”“無為而治”，是我國先賢共同追求的理想。孔子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天子應該無為於上，以期賢相有為於下。依孔子的觀點，管理既為“修己安人的歷程”，管理者所需要努力的，即在“修身以正人”。他認為“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肯定“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不敢不用情。”管理者只要以身作則，以道誨人，便可以“無為而治”。

道家老子居於自然之道，把歸根覆命的原理應用到管理上，主張“為無為則無不治”。他認為“賢明的管理者是不發號施令的；發好施令的管理者似乎並不賢明”，宣導管理者以“無為”的態度來處理事務，實行“不言”的教導。因為賢明的管理，旨在淨化同仁的心思，滿足同仁的安飽，減損同仁的心志，增強同仁的體魄。常使同仁沒有偽詐的心智，沒有爭盜的慾念，使那些自作聰明的人不敢妄為。用這種“無為”的態度來管理，相信任何機構沒有不上軌道的。老子肯定“清靜為天下正”，因而用“治大國若烹小鮮”的妙語來形容清靜的無為而治。

莊子“只聽過世人希望安然自在，沒有聽說過要管制天下”。他認為“管理者最好依據自得的德，來成全於自然。就像遠古的君主治理天下那般，出於無為，一切順其自然”。因為“即使用盡天下的力量，也不足以獎賞善舉；即使用盡天下的力量，也不足以懲罰罪惡。天下之大，既然不足以處理獎賞懲罰，而三代以後，卻喧囂著要以獎賞懲罰為能事，當然弄得沒有空閒來安定性命之情”。

管理者如果“有為”，便不能為治；所以“莫若無為”，使大家安定性命的真情。

法家“無為而治”的理想，與道家相似。而所採取的途徑，則頗不相同。老子以清靜致無為，申韓則以專制致無為。法家的觀點，是借重明法飭令，重刑壹教的手段，來達成“明君無為於上，群巨竦懼乎下”的境界。管理者有勢，又善用術，依法行使刑賞，便可以無為而治。

“無為而治”也是墨家和名家的理想目標，墨子主張兼愛非攻，名家宣導循名責實，都是達到“無為”目標的“有為”手段。

中國人特別愛好自由自在。我們不是不瞭解“天”的威權，能降臨禍福。但是“天人合一”的觀念，卻使我們在“天定勝人”，順天者得福，逆天者不免得禍之外，更開拓出“人定勝天”的力量，肯定禍福由人自召。孔子“盡人事以聽天命”的主張，早已把中國人從迷信鬼神的領域中拉了出來。

中庸開宗明義，便指出“天命之謂性”。命是命令，天命即是天的命令。依據科學研究，萬物執行的方式、萬物變化的方法、萬物運動的順序，以及萬物執行的目標，都是先天規定的，決非萬物自己規定的。因為各種物類，其先天還沒有存在。“命”是秩序的來由，天命是人一生所應走的路。

不過人為萬物之靈，就是靈在人自己也可以發出命令，來決定自己是不是服從天的命令。物聽命屬於必然；人則不同，我們的服從天命，是自由的，全憑自己作主。所以人類可以相親相愛，也可能自私作惡，祇是無論如何，都必須負起“自由”所帶來的責任，承受“自由”所產生的後果。這種自作自受的規律，也是天命的一部份。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一直是中國人嚮往的境界，我們普遍不喜歡受管，總覺得自己可以管好自己。孔子說他“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實在描畫出中國人理想的目標。

“人性不喜歡接受他人的管治，卻應該自我修養，把自己管治好”，大概是“無為而治”的基本原理。每一個人都修己，也都儘量求能安人，當然可以無為而治。

由於時代的變遷，“無為而治”有其不同的意義與功能，我們現在分成（一）無為而治的傳統意義及功能；（二）無為而治的近代意義及功能；（三）無為而治的現代化意義及功能，說明如後。

（一）無為而治的傳統意義及功能孔子重視正名，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認為有君的名，就應該盡君的權責；不過孔子固然明君臣之別，卻與唐太宗所謂“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大不相同，而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即君必須以禮待臣，然後臣才會以忠報君。

孔子不以為臣應該無條件地聽命於君，這是管理上最可靠的制衡作用。因為君有威權，臣多半會畏懼而順從。萬一君的決策錯誤，而臣又唯唯諾諾，豈非火上加油？後果必定不堪設想。孔子肯定每事從君之命，不得謂忠，他說：“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盲目服從，根本是不負責任的表現。

孟子更進一步指出：事親要順，但有其限度。而事君的義，則為“不要順”。孟子論為人臣者的人格，分為四級，以容悅於君者為最低階。因為專圖容悅的人，只配做梁惠王上篇所說“不足使令於前與”的便嬖，不足為輔佐之臣。他認為“為大臣為能格君心之非”，如此重大的任務，絕非一味順從所能達成。

君有志於道的，也有志於非道的，更有志於道而誤以非道為道的，所以臣不可以唯順是賴。

但是不要順的結果，或則遭貶，或則革職，甚至慘死，歷史上所見多有。於是，君主無為，成為比較有效的方式。天子無為於上，使賢相有為於下，就是無為而治的原則。

在我國傳統君主政體之下，天子的位置幾乎是世襲的。由於天子之子未必皆賢，必須依賴宰相傳賢來輔助。同時宰相的位置不安定，正好藉天子傳子來補足。那時政府之內分設兩種機構，其一傳子，地位確定；其它傳賢，得以隨時更換。政府既能新陳代謝，而中樞又不至發生動搖。

天子地位確定，無論賢或不肖都不方便更換。宰相地位不確定，如果不賢，隨時可以撤換。

為了讓宰相得以充分發揮潛力起見，我國先哲提出“無為而治”的構想，使天子就位之初，不待他人規勸，即能自動採取“無為”的立場。否則以天子的權威，難保宰相不敢有所為，以免多做多錯，甚至性命不保。

事實上，天子要確保地位，最好的辦法，也就是無為。自願居位於無為的位置，才肯盡力禮聘賢相，而又讓其施展才能。賢相殊不易得，所以君主必須禮賢下士，賢人才會聞風而來。同時，天子無為，才能保持客觀的立場，做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從老百姓的具體反應來做公正的評鑑。

“無為而治”的功能，我們可以從易經的乾卦來體會。乾卦幹下幹上，干與天相通。乾卦所追求的是一個與天同德而又與人同情的政治領袖。他必須能為天地立心，亦能為生民之命。他必須具備文言中所說“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的條件。他是天的化身，但絕非天的產物，因為它的德業都是從修為歷練中得來，所以初爻教他潛修，二爻教他展現，三爻教他惕厲，四爻教他試躍，五爻教他得民，上爻戒他驕亢。如圖3-8-1。

我國通稱君王為“九五之尊”，並沒有人讚揚“上九之尊”。聖君的位置，只在九五，不可以高高在上，把自己視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亦即不能居於上九，這就是“無為之治”的奧妙之處。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龍代表君德，天代表君位。飛龍在天，正好在九五的位置，不可以再往上升了。這時具有君德而又居於君位的人，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利見大人”禮聘賢才，來輔助自己得民安民。

乾卦的二、五兩爻，都有“利見大人”的警語。二爻見龍在田，即龍出現在地面。見龍是潛龍的動，當潛修的時候，就得實時採取行動，所以君子不可以非時而動，也不可坐失良機，當行動的時機成熟時，君子就當在社會上有所表現，有如龍之出現於地上。但是此時的利見大人，與五爻的意思，剛好相反。

依據宋朝胡瑗的意見，認為二爻但有君德，而無君位，所以是見龍在田。此時的利見大人，係指有君德而無君位的君子，必須利見有大才大得之君，然後可以行己之道。好象舜遇到堯、禹遇到舜、伊尹遇到成湯、傅說遇到高宗、呂尚遇到周文王一般，才有展現的可能。至於五爻已得天位，為什麼也要利見大人呢？那是因為“有是君，必須有是臣，然後萬務可舉，天民可治”。有如堯得舜、舜得禹、成湯得伊尹、文王得呂尚。得天位的君王，必利見大才大德的臣，才能夠成天下之治。

二、五兩爻的利見大人，一指聖君，一指賢相。兩者相輔相成，而天下大治。聖君居於五的位置，放手讓賢相有所施為，便是無為而無不為的具體做法。

如果君王自視甚高，他可能站在上九這一爻。於是亢龍有悔。亢者窮高也，窮高就是高到了極點。九五之尊已是高位，若再憑其高位，剛愎自用，唯我所欲為，即是窮高。君王表現出窮高的態度，必至脫離群眾，失卻民心，因而導致懊悔。

當然，儒家宣導“仁治”，法家提倡“法治”，名家主張循名責實，墨家強調兼愛非攻，都以“有為”來達成“無為”。老莊則鑑於君王過度作偽，滿懷成見，極易事事以自我為中心，而引起無謂的紛爭。他們毅然主張自然無為，亦即著重在個性的自由發展，一切順性而不可妄為。但是，老莊究竟不同於自由放任或無政府主義。莊子以天道與人道來區別君與臣的運作，結果還是匯出“君無為而臣有為”的分工，只是希望大家共同秉持“為而不有”的信念，俾能“功成弗居”，而減少紛爭。

無為而治的構想，確實是封建及專制時期的良好制衡，一則可以避免獨裁，再則可以讓真正有才能的人，得到發揮的機會。最大的好處，應該是聖君賢相的最佳搭配，成為老百姓安居樂業的最好保障。

（三）無為而治的現代化意義及功能傳統及近代管理，以大眾所說“齊家”、“治國”、“平天下”，亦即“家庭管理”、“行政管理”及“教化管理”為主。現代特別重視職業生活，將以往的成家立業分開為“齊家”、“立業”，所以多了一項“企業管理”，而且居於相當重要的地位。

所謂“現代”，不但是一個時間觀念，而且是一個內容觀念。時間方面，係指近代之後的當代。內容方面，則是現代化必須實現某一些內容。換句話說，“現代化”不僅是一個描述性的觀念，還應該具有評價性的涵義。

現代化既然是可欲的，現代化管理也就成為合乎人性管理的一種追求。管理必須合乎人性，否則大家痛苦。只有利潤，只有績效，一切講責任，一切講效率，而人人不得其安。請問對於增進人類幸福，有何實際幫助？管理要合乎人性，首須順乎人性的要求，以達成“安人”為最終目的。

人都是不喜歡人家管他的，所以梁啟超先生把“無為”解釋為俗語所說的“別要管他”。他說：“俗語『別要管他』，文言即是『無為』。”不要管他，那還談什麼管理？我們不要忘記：管理有兩個字，不要管他，卻不能不理他。“理”是什麼？便是孟子當年所說的“敬”，孟子要我們“有禮者敬人”，公孫丑下篇明載“父子主恩，君臣主敬”，萬章下篇說明“用上敬下，謂之尊賢”，離婁上篇提示“禮人不答反其敬”，都是居於“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的人性基礎，希望所有管理者，首先要“看得起”（敬）部屬。

管理以看得起部屬為出發點，主管便不應該只重自己的權威，一心想滿足自己的成就欲。這實在上者“無為”，成為最合理的“看得起部屬”的人性表現。

無為絕對不是“一事不做”，什麼事情都不做，哪裡能夠“無不為”？再說，人是天生要動的，做事才合乎人性，主管什麼事情都不做，基本上已經違背了自己的人性，如果真要一事不做，那就是造作。

主管要做的事，乃是“放手支援部屬去做事”。部屬的有為，正是主管的無不為。怎麼放手支援部屬去做事呢？最好的方式就是看得起他，相信他可以做得很好，所以正確的態度即是“別要管他”，但是更重要的是下面一句：“要好好理他！”管理者敬重所屬，大家不好意思不盡心盡力，各盡其責的結果，便叫做總動員。總動員才是整體的績效，不像個人英雄主義者獨斷獨行那樣，弄來弄去，只發揮了一個人的智慧。

凡是部屬能夠做得好的工作，主管都不應該去做，否則便不符合“分層負責”的精神，也不合乎“分工專職”的原理。管理者敬重部屬，部屬並不盡心盡力工作，管理者就應該想想孟子的話：“禮人不答反其敬。”“我愛人，人卻不親近我，我應該自反，再盡我的仁愛。我治理人，人卻不愛我的治理，我應該自省，再盡我的智慧。我禮敬人，人卻不回答我，我應該反省，再盡我的禮敬。

凡是所做的事，有不能如己所願的，都從我自身檢討和反省。祇要自身純正，天下的人，自然都依著我了。”如果遇到部屬不能做或者做不好的事情，主管當然應該挺身而出，拿出辦法來，把事情做好。

這時部屬由於自己做不好或不會做，自然很樂意接受指導和協助，心裡既不反感，接受命令就不會有所抗拒。

問題是：主管如何判斷部屬能做不能做，願意做不願意做？假若判斷錯誤，豈不是適得其反？孟子當年用“不得已”來解決這個難題，他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不是別人不會說，更不是我比別人說得更好，而是此時此地，別人都不願意說，我不得已才說的！這種古道熱腸，正是一種道德上的責任感，我們稱之為使命感，或者道德勇氣。

主管經常富於使命感，部屬就越來越缺乏使命感。因為主管權大位高，部屬那裡爭得過？乾脆成全主管，用自己的缺乏使命感，來滿足主管無敵的使命感，這是整個組織有氣無力的主要原因。

莊子更進一步，把孟子的辛酸苦澀，化之於無形。他說：“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一個人不走門路，不刻意營求，心靈凝聚而處理事情寄託於不得已，這樣便是合乎人性的做法。他又說：“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管理者必須順應事物的自然而悠遊自適，寄託於不得已而蓄養心靈的和諧，才是最好的表現。

莊子所說的自然，重在“自”字。萬物有其各自的性，必須順性自由發展，以求各得其所，千萬不要新增人為的偽，否則便不自然。管理者主觀上應該毫無要有作為的慾望，以部屬的成就為自己的成就。但是，當客觀上部屬自動要求的時候，也應該不得已予以順應。因為毫無辛酸，毫無苦澀的心情，完全是不得已的動，所以能夠動而無不當。

孟子和莊子所處的時代，當然不如現代這麼自由。人力的素質也遠不及現代。現代人面對物質生活日越獲得改善、追求自由越趨強烈的情況，必須更加放手讓所屬能夠發揮潛力，因此主管更需要無為而治，亦即非不得已，不親自動手。任何動作，都是不得已而為之。

老聃說：“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在己。”管理者如果能夠抱持“不得已”的心態，則功跡廣被天下，也會看得好象與自己毫不相干。這種“不與部屬爭功”的素養，正是無為而治的基礎。

管理者一心一意要立功，便會霸佔所有表現的機會，力求自我表現，不與部屬任何工作，結果團體的力量無從產生。管理者也可能儘量誘使部屬工作，而把他們的功勞掠為己有，弄得同仁怨聲載道，誓死下不為例，嚴重傷害了團體計程車氣。管理者越有為，同仁便更加無為。

相反地，管理者並無立功的心意，可不為即不為，轉而鼓勵、支援部屬有所作為，則部屬成功的機率大，成功感也強烈，這才是越來越勤奮的主要誘因。

管理者“功成弗居”，“為而不有”，凡事“不得已”才為之，便是無為而治的現代化意義。

同仁不努力，管理者威脅（懲罰）、利誘（獎賞），實在沒有太大的效果，而且也不可能持久有效。

管理者必須有一套本領，使同仁能夠自發自動去努力，才能持久而有效。所以現代化的無為而治，應該是“人力自動化”的管理。

“無為而治”的現代化功能，表現在“團體內的人員，都能夠自發自動去努力達成目標”。自動化是現代管理的標的，但是世界上到現在為止，只講到生產自動化、程式自動化、辦公室自動化，還沒有那一個國家，講到人力自動化。我們先哲的理想“無為而治”，卻早已指明“無為”便是“自動化”，“無為無不為”則是人力自動化的具體效果。

現代人談自由，最要緊的在“把人當人”。管理現代化的主要課題，在“讓人自由自在地工作”。

出發點在“把人當人”，原動力為“自動自發”，結果則是“自由自在地完成目標”。所以現代化的管理，必須以人性為基礎，視人為人，完成人力自動化，亦即達成現代化的“無為而治”。

人力自動化並非一蹴可成的，必須經過一些準備工作，加強一些觀念溝通。而最重要的，還在於主管是否真正瞭解“無為”，願意“無為”。

莊子外物篇記載惠子和莊子的對話。惠子首先對莊子說：“你的言論根本沒有用處。”莊子回答說：“知道無用才能和他談有用。天地並非不廣大，而人所用的只是容足之地。如果把立足以外的地方都挖到黃泉，請問人所站的這塊小地方還有用嗎？”惠子說：“沒有用。”於是莊子說：“那麼無用的用處也就明顯了。”一般人只知道有用之用，卻不瞭解無用之用。因而很容易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現代化的管理者，應該深切瞭解人性的真相；如果大家都要求有用，勢將無人來用；自己無用，才能使那些有用之用獲得發揮。

先知先覺者起於“有用”之上，因而自然“無用”；後知後覺者正當“有用”，要給他表現“有用”的機會；不知不覺者無所謂“有用”“無用”，也可以說“不用”分辨有用或無用，只等待著別人讓他覺得“有用”。這樣看來，“無為而治”畢竟是屬於高層次的，只有先知先覺得管理者，才能深明此理，而運用自如。如果無法忍受平凡，惟恐無用，實在無法提升管理的境界，談不上追求理想的“人力自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