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勝視野】世家大族怎麼消失的人類社會其實就是一個總系統！

世家大族怎麼消失的

人類社會其實就是一個總系統，人自身是一個個子系統。這個系統本身具有自我調節能力。

從族群變成部落或者團體的時候，最難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將所有人凝聚在一起、發揮系統優勢的問題。此時血緣宗族已經無法支撐起一個龐大的團體。對原始主導的一方來說，怎麼對待和吸納外來的人而不得罪自己人是個問題；從對方視角來看，怎麼融入甚至影響到你更是問題，這就是文化和制度的重要性。大家都認可才能為達成共同目的而發揮出最大能量。

之所以商代夏，周代商，是因為其本身內部文化凝聚力與認同感並沒有那麼強大，所以原本落後的一方會迅速擊敗看似先進的一方。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先進一方內部的利益分配不公，也導致了他們自身集權能力的下降。

在周以前，團體領袖的話語權是透過宗教的方式，宗教領袖和宗族領袖共同主導意識形態等話語權。

周發現了商的問題，那就是王朝會老，宗族也會隨著時間流逝而失去對團體的凝聚力，但宗教顯然不會受時間影響。周人的勝利更多體現在政治上，他們自己也是這麼理解的，所以才有了後來周公制定一套完整的制度：周禮。其實就是一種制度規範，用來維持秩序。周禮是禮制，禮制維持制度，以對抗殷商的宗教。善待商後人可以認為是我並沒有違背天意，只是弔民伐罪。

改制之後，王權的最大威脅來自貴族，因為這些人有更多的資源，當這些人產生離心力之後，王權衰弱是肯定的，要保住王權，只能去團結與貴族不那麼對付的奴隸。

拉攏奴隸，首先要做的就是淡化血緣在政治生活中的影響力，強化行為在現實政治生活中的意義。孔子儒家被樹立起來，也是這個原因。

禮賢下士本質上就是出讓權利，但出讓的一定不是王本身的權利，而是貴族的權利，所以這是以打擊貴族為目的的。

但問題是貴族看上去是和君王爭奪最高權利的那些人，但同時也是幫君王拱衛王權的那些人，要想徹底切割，君王得考慮這是否有自殺的風險。

以楚國為例，楚國在春秋戰國的諸侯中，更像個部落聯盟，對於那些內部貴族，楚王有時候都叫不動，屈、景、昭三家大族掌握著楚國的大部分資源，某種程度上說，這些人忍你是楚王你就是，不認，那就什麼也不是。

所以楚國雖然名義土地和人口挺多，但是就是個縮小版的周王朝。不能形成如臂使指的動員和組織系統，真打起來還是不如趙國這種經過胡服騎射變革過的已經有點王朝色彩的諸侯國。

隨著社會進步，生產力的發展，職能分工越來越細。官宦體系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複雜。官權變強，使得皇權不能夠再透過培植其他勢力與其平衡。最終導致皇權必然附庸於官權，從而皇權失去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社會進步，職能分工越來越細。官宦體系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複雜。貴族階層不能完全承擔相應職責，原本已經衰落到士一級的傳統貴族這個非常龐大的群體便不可避免的被貴族階層所利用。

與國人和奴隸相比，士雖然在數量上無法和他們相比，但士顯然是不被貴族當成外人的，最起碼是可以合作的物件。這就逐漸使眾多計程車向官這個階層轉變。

秦漢時期，隨著官權變強，皇權不能夠再透過培植其他勢力與其平衡。最終導致皇權必然附庸於官權，從而使皇權本身失去了其實際價值和意義。

至於士轉化為官的途徑，除了已經比較成熟的常科知識考核之外的另一個途徑是進太學，太學甲等做郎官，乙等回家鄉做地方官吏的摶屬，以後有機會透過孝廉的方式進入中央察舉制常科：孝廉，茂才，察廉，光祿。

另外還有特科，用於招收專業人才，只是人數比較少。

皇權作為最高權利當然是非常誘人的，所有人都能意識到這一點。漢景帝為了讓漢武帝上臺更穩殺了自己的長子。和平年代尚且如此，更別說五胡亂華時期。人的野性如果完全不受約束，斬草除根這種情況都是常規操作。

東漢末年，皇帝被世家大族拋棄了，拋棄的原因也很簡單，因為從皇帝那裡已經不可能直接得到好處，那麼即使就是尊神，也得倒。有能力計程車人不願意委身於世家大族，他們有理由認為那些所謂的世家大族算老幾，畢竟皇帝的工他們都不願意打。

這一時期就是所謂的魏晉風度，事實上就是一種無政府狀態下的傳統信仰崩塌造成的無所適從。他們可以用清談甚至享樂來排解苦悶，百姓嘛、那就……

南北朝無疑是一個對世家大族進行清洗和重新整合的時代，所謂“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也只有在這個不斷推倒砸碎的時代背景下才能真正實現。此時期皇權與門閥之間雖也有相互利用的成分，但更多的是相互提防與無情殺戮，除了政治本身的原因，還有民族融合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與摩擦。

北魏太武帝對於崔浩的重用，本是出於整合各民族各階層的目的。可“國史之獄”，卻又恰恰暴露了這個政治模式最大的問題，即皇權與門閥間的衝突。北魏王朝雖為鮮卑政權，但在入主華北後，迅速由部落制轉變為漢族王權制度。他們相比於漢人，擁有絕對優勢的武力，更是政治上的強者。此時的漢人門閥，僅是皇權的附屬者。

不過，隨著北魏政權的逐漸漢化，崔浩等漢人大臣的逐步受到重用，使他們產生了錯覺。崔浩認為北魏已經到了可以完全漢化的地步，他可以透過自身的努力將北魏轉變成如東晉一般，門閥與皇權共同執政的完全漢人政權。

這也就觸及到了鮮卑皇權的底線，因為對於皇權而言，不論皇帝是漢人還是胡人，他們所想的均是如何加強皇權，而非與人分權。因此，崔浩這種復興門閥貴族政治，同北魏皇權平分權力的理想也就無異於自尋死路，最終，也就引爆了“國史之獄”。

孝文帝所謂的漢化，其實主觀上是為了加強王權，但客觀上確實促進了民族融合。這個結果與孝文帝當初的主觀願望未必是一致的

南北朝時期，士族門閥在社會影響力上位於巔峰。用 “王與馬共天下”來形容都顯得有些保守，皇帝不過是一個無足輕重的角色。是皇帝這個角色本身不行嗎？還是門閥世家這個組織本身有著強大的凝聚力和影響力。其實都不是，而是充當那些角色的人或是運作機構的人不行，影響力效能上再好的社會組織，若是組織內部各個環節的負責人的能力不夠，那就是所謂的外強中乾。

抽象地說，內容與形式都是決定強弱的要素。比較強的形式，配上了足夠弱的內容，那麼其最終產出的作用力也是偏弱的。而人就是一切社會組織這種形式當中的內容。更抽象地看，人的觀念或者說意識形態才是更為深刻的內容。相比觀念這一內容而言，人本身也只是一種形式，各種人的組織形式相比人而言，就更屬於形式化一般的存在，在這段邏輯關係中，人只屬於它們的內容。

隋朝很快倒掉的一個原因是科舉制度使關隴集團這種世家大族的利益受到很大影響。隋煬帝顯然也意識到這一點，所以發動對外戰爭，以提高個人威信，問題是失敗了。加上大運河造成的國庫空虛，以及經濟重心南移對關隴集團利益的分化，中樞已空的隋朝倒下已是必然。

唐太宗李世民的偉大之處在於不僅僅是看到了隋朝的問題，還找到了解決的方法。簡單比喻就是他利用動物之間的內鬥來消滅他們，比如釣魚就是其中一種，利用魚餌這種較弱的生物來消耗看似更強的魚。釣魚人只充當控制生態和協調矛盾的作用。

唐代之後隨著科舉制度的越來越完善和普及，世家大族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逐漸被科舉所取之士所取代。

取士的改變是世家大族退出歷史舞臺的根源，取士改變的根源在於教育成本的降低，紙張的普及是一個重要因素之一。寒門有了能晉升的路子，而這個路子是由皇帝給的。與世家大族相比，這顯然是制度取代了天意，透過科舉進入官僚系統計程車人所能忠於和感謝的也只能是皇帝本人。天然的階級壁壘被無情打破，客觀上加速了世家大族的衰落，使皇權進一步加強。

科舉無疑使士人的權利來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任何體系如果總是處在一個相對固定的模式，內部必然造成一種同類共生的生態。因此宋以後，朋黨便成了一個新問題。這事看似複雜，其實也很簡單，任何朝代發展到後期都面臨上層建築無法拖動臃腫的中間勢力的階段。因為本質上最高權利與官僚體系所追求的利益訴求就是不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