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長河：花費財政110，為何清朝幾乎年年治河？罪魁禍首是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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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部分時間裡，明清中央政府治水的首要目的是為了維持運河的暢通，保證漕運的安全。

由於漕運是把東南財賦輸送到京師，可以說，國家治水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榨取，而不是為了發展生產。

除了像康乾之世及少數時期以外，儘管中央政府在淮北進行過難以計數的治水活動，但對以農業生產為主要經濟活動的淮北百姓而言，並不是好事。

1、河水氾濫罪魁禍首——大運河

淮北生態變化的罪魁禍首是南北大運河的貫通。

水利專家指出：

“會通既闢，運道完成。河之奪淮自此始。於是運與淮有兩不併立之勢。然河淮合併，暢出雲梯，江北水道，尚不至大壞。運河整理，雖代有變遷，亦不過顧全交通，尚非藉以行水。”

在維持運道、保證漕運這一最高原則下，明、清兩代的治河、治淮工作，永遠是一種治標不治本的短期行為。

而從長期來看，淮北水道越來越紊亂，水利系統處於崩潰的邊緣。尤為嚴峻的是，這種治水方略註定要犧牲淮北地區的利益，以保證國家利益。

儘管清代治水的開支佔其財政總收入的10%，並在淮北地區興建了許多工程，但這些工程仍以保運為首要目標。

清朝順治至雍正3代共92年中，僅在江蘇的淮北地區，中運河的河道變遷達10次，沂水河道變遷6次，睢水河道變遷2次，沭水河道變遷1次。

黃河主河道雖無大的改遷，但減水道變遷達6次。

靳輔治河之後，“溢決變為分減，亦準北人民一痛史也。”

到乾隆時代，黃河河道向北遷徙，向北岸潰溢8次，南岸潰溢12次。嘉、道年間，“黃河迭為患，王營減壩尤易掣動大溜。又淮不涮黃，大河日墊”。

2、淮揚地區上空的利劍——洪澤湖

出於黃利河床處於不斷淤高之中，為了保持湖水水位始終高於黃河水位以沖刷黃河泥沙，勢必不斷地加高洪澤湖大堤，使洪澤湖不斷吞噬周邊城鄉鎮市，擴大其面積。

有人認為：

“由於蓄清刷黃從根本上解決不了河口的淤積延伸，而河口的淤積抬高又直接影響到洪澤湖，所以蓄清刷黃的過程實質就是不斷抬高湖堤，提高洪澤水位的過程。”

道光十四年（1834）開始擔任江南河道總督的麟慶，批評蓄清刷黃之危害，指出：

“蓄清刷黃，治河通義。特今之黃河，底已淤高，故湖水昔存九尺而暢出，今則二丈而不敵，若必強蓄，鳳、泗先受其災，迨蓄極而放，運河難容，勢必啟高郵五壩，淮揚又罹其患。餘主孟子排淮注江之說，只留湖水一丈四尺，以足濟執行而止，餘則早洩歸江。”

洪澤湖本古淮浦縣，昔為洪澤鎮，洪澤館，洪澤村，洪澤橋，“地連三郡”。

史稱：

“洪澤鎮在清河南大河北舉，一曰洪澤驛。唐鹹通九年，郭厚本率淮南軍救泗州，棄洪澤鎮不敢進，即此。”

唐人皇甫冉《洪澤棺避見故禮部尚書題詩》雲：

“底事洪澤壁，空留黃絹詞。年年淮水上，行客不勝悲。”

宋代在此設定館驛，乃士大夫停驂、商賈輻輳之所。

直到元朝時，其地仍設屯田萬戶府，《水經注》上記蒗蕩渠（即鴻溝），下記射陽湖，卻沒有言及洪澤湖，說明那時尚無此湖。宋代馬仲甫鑿龜山以通漕，主要規避淮水之險而不避湖險，表明宋代洪澤湖的規模並不大。

康熙中期，有人訪詢清河老儒丁生，稱其小時（鄭清初），淮水和洪澤湖本不相連，並不像當時那樣汪洋一片。

康熙五年（1666），黃河在宿遷歸仁堤一帶決口，黃水經桃源、清河南入泗州，灌淮溢湖，將淮河與洪澤湖並而為一，其時，洪澤湖周圍已達300餘里。

1855年黃河北徙前，洪澤湖的面積已大到3000平方公里以上（今天中國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面積不過2740平方公里），要知道今天的洪澤湖面積才2069平方公里，已較峰值減少了1000平方公里以上，水面面積減少了三分之一。

洪澤湖中既沉有泗州城，被淹沉的其他鎮、市、鄉、村則更不計其數。

“洪澤一湖，舊系民田，自黃河南徙，淮水停蓄，膏腴之腴產，俱付洪流。”

由於洪澤湖水位不斷提高，又在淮河中游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湖泊群。

淮河各支流來水無法順利匯入淮河，這些來水就在支流與淮河交匯地帶、或在附近的一些低窪地帶瀦水成湖。

其中較大的有焦崗湖、黃湖、殷家湖、沱湖、天井湖、城西湖、城東湖、瓦埠湖、高唐湖、花園湖、女山湖、澗溪湖等。這些湖泊的形成年代大都在18世紀前中期。

康熙年間，分佈在運河西堤以西的湖泊有汜光湖、白馬湖、甓社湖、邵伯湖等17個湖泊。

運西諸湖的形成主要是運河大堤阻攔了淮水入海去路，洪澤湖難以容蓄，迫使湖水向南泛流而形成的。

儘管在宋以前，運西地區就分佈著一些湖泊，但直到明代平江伯陳瑄治水後，運西地區才成了水光一片。

加築高家堰後，淮水被阻而南下，直至高郵，導致諸湖不斷增大，南北聯屬，面積廣袤。

16世紀末到17世紀初，運西湖群中以寶應湖面積最大。

17世紀後，由於“借黃濟運”的影響，黃淮內灌，運河成為行水之河，靠近淮河的北部淤積嚴重，把一直向北傾斜的地勢變成向南傾斜。

分佈在運河以東的有射陽湖、廣洋湖、喜雀湖，淥洋糊、淤溪等36個湖泊。

3、淮海地區上空的利劍——微山湖

這些湖泊在過去大都是田廬密佈的鄉村市鎮。

據靳輔所奏：

宋元以前，下河地區原無水患，高郵、寶應諸湖多屬田畝。至明朝初年，始被大水漫渰成湖。

靳輔於康熙十七八(1678、1679)等年堵築清水潭時，在兩堤之中挑出洪武(1368一1398)、永樂(1403一1424)、洪熙(1425)以及宋元舊錢，並發現許多日用器皿、磚井、石砌街道等遺蹟。

靳輔認為：

“夫以清水潭為高郵最窪最險之處尚系民房，則高寶諸湖等處更可知矣。此被水漫渰之明驗也。”

禍因測是明中期“黃河向北之流盡絕，始全徙而南”。

運河所經過的魯西南地區，同樣承受著深重的人為災禍。

明永樂九年(1411),宋禮重開會通河時，昭陽湖周不過10餘里，作了80多年的水櫃後，便擴大了7倍。到1604年泇河通航後，微山、昭陽、獨山、南陽4湖都成了水櫃。而從地質結構上，微山等湖並不適合做水櫃。

首先，運河進入山東後，河床突然升高，在濟寧城附近達到最高點。

從濟寧向北後，又開始下降。

其次，雍正年間，經嶽浚等人測量，微山湖地勢要低於運河地勢。

由於這一致命缺陷，形成了微山湖“進水易，而出水難”的特點，“非甚氾濫，不能放水入運。若湖水漲發，則運河亦已湖滿，無需增益”。

相反，“當運河水淺澀之時，湖水先已耗竭，涓滴不能濟運”。

但有清一代，中央政府竟堅持不放棄已被證明為毫無用處的蓄水濟運方略，致使微山湖蓄水越來越多，面積越來越大，被淹的農田也越來越多。

1721年夏，康照帝諭九卿等：

“山東運河，全賴眾泉蓄洩微山湖，以濟漕運。今山山東多開稻田，載湖水上流之泉，以資灌溉。上流既截，湖水自然形所蓄瀦，安能濟運？…地方官未知水之源流，一任民間藏水灌田，以為愛恤百姓。不知漕運實由此而誤也。若不許民間偷截泉水，則湖水易足；湖水既足，不難濟運矣。”

康熙的這一最高指示，長期為地方官們不加條件地嚴格奉行。乾隆年間，微山湖的面積競達2055平方公里。

4、治河與治湖

上述湖泊中，以洪澤湖與微山湖的治理最難，對淮北的危害也最大。

有人寫道：

“微山湖，魯蘇之限也；洪澤湖，皖蘇之限也。微山之水不得下，則魯水無治法；洪澤之水不得下，則皖水無治法。”

如果說洪澤湖是懸在淮揚地區上空的利劍則，那麼，微山湖則是懸在淮海地區上空的利劍。

每逢上游水發，下游徐海地區許多地方盡為澤國。

如1935年夏秋，微山湖黃水向蘇北各河大肆傾瀉，宿遷、邳縣、銅山、豐縣、沭陽、灌雲、東海等地。

“萬頃茫茫，運河沿岸房屋，鹹為水覆，柴草傢俱，隨水漂浮，居民多在高處搭棚，暫避災難，孺啼子哭，蹶狀極慘”。

這時，山東地區的居民，為了減少本地區的災患，掘開王勝大堤，邳縣數十個村莊，瞬間被衝沒無影。

致使蘇北2000平方公里、90萬人口受災。

當時有位政府官員指出：

“這次蘇北水災之由來，究竟誰應負其責任？我們要知道，這並不是江蘇政府預防不努力，而是由山東黃河決口，水勢太大，政府方面雖用盡力量，也不能完全免除黃水的災害。…而這次蘇北的人民，也能與政府打成一片。”

在中央統一威權喪失的情況下，這種跨地域的水利設施很難得到統籌管理，往往成為地區性的災源。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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