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朱公與沉魚落雁的傳奇愛情，才子佳人故事依舊跳不出的世俗人設

“不知戰國官榮者，誰似陶朱得始終”“美人笑靨驚天色，惹醉魚兒沉下來”。在中國歷史上，范蠡其人不僅是中國古代謀士的榜樣和典範，他政商雙傑的傳奇人生亦為後世津津樂道；西施，則是從古至今人們心中的至美形象，而她作為柔弱女性活於亂世的一生，消散在吳越之爭的硝煙之中，也為後人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創作靈感。最重要的是，兩個歷史人物對於封建小說家而言極具可塑性，而在後人看來，兩人在小說中的人設也能夠反映出封建時代人們心中避不開的世俗觀念。

一、形象上：時代背景和創作傾向的差異表現

1、

范蠡：正面形象的大體延續

在中國古代典籍中，不論是流傳久遠的史傳雜說、還是文人名士撰寫的散文詩詞、抑或市民文化興起而催生的戲曲小說，都有關於范蠡的記載。儘管不同種類的文學作品、文學體裁都有其自身特點，但歷朝歷代范蠡與西施故事中對於范蠡形象的塑造，大體延續了從先秦開始就具備的正面形象，且集中於對其忠、其智、其德的書寫。

范蠡高尚品行的延續，實則寄予了男性對其高尚品行與驚世德才的推崇，作為男權社會下掌控資源的主宰，男性被主張忠君愛國、建功立業，反對碌碌無為。而范蠡的身上正滿足社會文化對於男性的要求，縱觀整個古代文學發展歷程，范蠡在歷朝歷代都受到了人們的關注，其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因此文人作家都會或多或少地對其進行正面書寫，要麼表達稱羨心理、要麼感慨個體人生。

2、

西施：正負形象的動態變化

與范蠡形象的穩定性不同，西施形象在故事流變的過程中可謂跌宕起伏。 先秦時期，諸子著作中出現了對西施的記載，她的容貌被作為一個衡量符號，成為女性之美的評價標準。因為，在這一歷史階段的文獻記載中，她與范蠡並無交集，且封建倫理道德對女性的約束未如後世之嚴重，故對其形象的描述與情感傾向也較為單純。西施的故事是根據前面的零碎記載敷衍演而來，前者構成了後面故事發展的文獻基礎。直到秦漢時期《吳越春秋》《越絕書》的書寫，將西施置於美人獻吳的計謀之中，西施故事就進入了與政治的緊密關聯。這一關聯，直接導致了西施“紅顏禍水”的認知的開端。

二、作為上：家國情懷和兒女情長的不同側重

總體來看，對於范蠡與西施的故事中具體作為描寫，主要就體現在對家國情懷和兒女情長的不同側重，而側重點又更加明顯地體現在男性角色的理性之忠與女性角色的感性承載。

1、

男性角色的理性之忠

從范蠡的男性角度出發，在越國為勾踐效勞時，他是重臣政客，運用謀略與才能輔佐君王、壯大國力、一雪前恥是他的本職工作和政治價值。因此他對於家國之忠的考量，則更顯理性化，文人對其的關注亦具備合理化原因。當他在各處尋訪美女打算用美人獻敵之時，美女西施的出現與二人相戀促成了他將要面臨的關鍵選擇，對敵戰略的繼續實施與個人的情感生活構成了矛盾對立體。在這樣的時刻，縱觀整個范蠡與西施故事的演繹過程，我們可以發現范蠡此種情境下幾乎沒有任何猶豫就選擇了將西施獻於吳王，也許在創作過程中，文人無意識地替范蠡書寫了這種選擇，但背後影射出的不僅是范蠡單個男性角色的理性之忠，而是整個男性文人群體的共同價值取向。

2、

女性角色的感性承載

從西施的女性角度而言，她作為四大美女的典型代表，其美貌所帶來的想象與衍生本身就為文人提供了較多的書寫空間，而當她的命運被置於政治的宏大背景之下，與國家興亡相關，就使得西施愈加成為文人作家的關注物件。從最初苧蘿山下的砍柴民女，加入越國的復仇計劃，成為吳王寵妃後致其昏庸最後導致滅國，西施傳奇的人生經歷就已經超越了許多文人的想象。

因此，一個喪失了個體人生主動權的弱女子，被迫成為命運的囚徒受人擺佈，她的身上，就被寄予了更多情感因素，她作為一種感性書寫的承載體，讓文人或施以對其命運的同情和關切，或借其形象抒發個人思想情感。西施形象的流變，就經歷了從“人之所美也”的美化，到作品中被貶為“紅顏禍國妖女”的妖化，再到《浣紗記》中一言一行皆受到范蠡感情的“驅使”而奴化的發展過程。 西施角色的感性承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社會中士大夫文人的倫理觀念。這歸根結底，是男性在女子地位低下的男權社會里，對女性生存的一種關注和價值評價。

三、結局上：終成眷屬和悲劇收尾的結局對比

前文已專門分析過，西施與范蠡的感情羈絆，是文學家們進行虛構創作的，並非真實歷史，二人真正產生交集，是從漢代《越絕書》和《吳越春秋》開始，形成了範西故事的不同結局分化——泛舟歸隱與沉江而死。當文人作家們發現了這一具有巨大可寫性的素材，特別是受“美人須有才人配”的觀念驅使，於是開始對二人故事進行擴大化演繹，這並不是一蹴而就的過程，而是橫跨了多個歷史時期，在其中進行發展再擴充，甚至遠長於文學史上其他也帶有類似演繹色彩的作品流變過程，雖漫長久遠卻始終不減其光芒。具體而言，對二人故事書寫的結局分配上無外乎兩種——終成眷屬和悲劇收尾。

1、

愛情波折後的團圓

雖然《越絕書》僅存殘本，但從晚唐陸廣微的《吳地記》徵引《越絕書》中的一段記述，可以直觀看出二人在經歷波折後的團圓結局——“西施亡吳國後， 復歸范蠡， 同泛五湖而去。”此外又在書中記載了“語兒亭”的故事，這就從各個方向暗示了範西泛舟五湖的結尾。歸隱結局本身屬於范蠡，但在加入西施這一角色後，更加劇了故事的浪漫性，而這一結局建構也成為後人延續的基礎，後世大量書寫二人團圓結局的作品，基本都是按照越絕書中 “泛舟五湖”的模式進行的。

2、

沉江而死的悲劇

與《越絕書》相同，《吳越春秋》也多已散佚，故人們只能尋求於後世著作中的蛛絲馬跡推斷二人之結局，北齊祖珽《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我們可以看出，由此開始的西施沉江說，其實是延續了《墨子》中所載“西施之沉”的論述。沉湖結局屬於西施，在後世於此相關的所有結局中，卻自始至終只有西施一人加入這悲情之“沉”，西施始終是作為一個女性政治犧牲品被迫獨自面對人生結局的悲涼。

結語

從古人諸多與范蠡與西施有關的文學作品來看，原本在史實中沒有交集的兩人恰恰是滿足了古人心中世俗的價值觀才成為了完美的價值觀載體，從這一點來看，與其說兩人的結合是才子佳人愛情故事的載體，不如說他們一樣是古代文人手中體現價值觀的最佳人設。

圖片來源於網路，如有侵權，聯絡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