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理解潘光旦的“不合時宜”？

潘光旦是一個博學、敏銳的學者，窗外的風雨聲“聲聲入耳”，成為他觀察、分析社會問題的重要素材，為此，他寫了數量龐大的時評短論。

這些構思精巧的短文不像專業論著那樣旁徵博引，細針密縷，但專業知識和視角貫穿始終，而且在字裡行間沁透著一種超越科學分析之外的人文情懷。

對社會變革議題往往採取比較溫和的態度

潘光旦在關於社會變革的議題上往往採取比較溫和的態度，既理解、尊重中國人賴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寄託，又主張逐漸消除其流弊。這在當時那個年代裡是頗為不合時宜的。

對於強行廢除陰曆的國民政府以及採取支援態度的知識精英，潘光旦就直截了當地表達了自己的不贊同態度。

《廢除陰曆的教訓》一文提醒道：“高高在上的是一班切心於改革的政治領袖，以為改革的結果一定是進步。在下的卻是一班習與性成的平民，他們的生活和生活的意義始終寄託在歷代相傳的習慣裡。”

《逆流而上的魚》，潘光旦著，呂文浩編，商務印書館出版

他並不是反對採取社會改革舉措以移風易俗，而是希望社會變革能夠在尊重社會習俗和文化傳統的基礎上穩妥地進行，

“所以當務之急，我們以為不在改革的舉措的本身，而在雙方距離的減少。減少這種距離的惟一方法是教育：民眾所需要的是一般智識程度的提高，領袖們所需要的是一些民族原有經驗的認識，而對於風俗習慣的所由養成和亟切不能用法律或政令來廢除的道理，尤須有切實的瞭解！做不到這一點，而輕言改革，結果惟有心勞日拙罷了。”

潘光旦對於近代聲勢頗為浩大的“破除迷信”運動的批評以及由此對中國民間信仰的理性闡釋，都有可圈可點之處。

在《迷信者不迷》的短評裡，他認為農民的迷信往往不盡是迷信，其原因：一是農民的信仰並不是完全消極的，在求雨過程中得到了心理上的安慰，工作上引起了一些興奮，同時也沒有放棄防旱的努力，專等甘霖的降臨；二是中國農民所信仰的偶像和偶像所代表的神佛，並不是無限制的，也不是絕對無條件的，一旦千求不一應便會引起大眾的公憤，因而受到相當的處罰。

在他看來，中國農民所謂的迷信是“自己尋自己的開心”，“是一種很傻很幽默的行徑”。在近代破除迷信的聲音壓倒一切的時候，潘光旦能夠逆流而動，勇敢地站出來為民間信仰辯護，是非常難得的。

最近一位青年學者發表文章說，讀潘光旦這些視角如此獨特甚至怪異的文章之後，有一種讀章太炎晚年提倡讀經那篇文章之後所感到的“驚慌失措”，“之所以說‘驚慌失措’，是因為讀他們的書，你會發現一種逆乎固有思維的全新視角：這不是高喊口號式的激情書寫，亦無武斷和傲慢的文風；而更是一種篤實、細密、穩勁品質的傳達，而此，正是我們這些青年人最為匱乏的。”

我想，閱讀潘光旦對於當代讀者來說，意義也許就在這裡：

我們不需要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但他獨特的視角總能帶來全新的思維體驗。

“做一個時代潮流主動的引導者、選擇者，卻不做只是被動的順應者”

與近代流行的許多時代潮流相比，潘光旦的不少論說顯得不合時宜。大概是有感於此吧，在留學歸國的第二年，1927年，潘光旦就在《學問與潮流》一文中對“順應潮流”的風尚表示疑慮。學習生物學出身的他喜歡以山澗中逆流而上、力爭上游的魚來作比喻。他認為：“看出潮流的方向目的，遇到方向不大正直，目的不大光明的潮流，便知竭力掙扎，不肯輕放一著的，畢竟是少數有見識的人”，這些“少數有見識的人”就是學者，“他們好比山澗裡的魚，和潮流有相當的關係，卻不會捲入漩渦”。換言之，學者面對種種獲得浩大聲勢甚至歷久不變的所謂“潮流”，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知道趨避取捨，“做一個時代潮流主動的引導者、選擇者，卻不做只是被動的順應者”。

1932年底至1934年初，潘光旦在他主編的《華年》週刊上繼續對“潮流”有所論述，觀點明顯有所深化。首先是潘光旦約600字的短評《時代潮流？》，在批評時人關於“時代潮流”的論說以後，他表示“時代潮流裡的事物未必盡是，社會遺傳裡的事物也未必盡非，西洋輸入的新事物未必盡善盡美，中國固有的舊事物也未必盡惡盡醜；要緊的是要凡是和他們接觸的人能知所選擇，而定取捨趨避之方。選擇要有標準，而標準的來源，還是逃不了社群生活的經驗與閱歷”。

過了大約一年時間，歐陽子祥還記得潘光旦短評中的意見，在表示了基本贊同的意思之後，就“經驗與閱歷”可否作為選擇潮流的標準提出了商榷意見。他認為，這個標準容易流於保守，而致妨礙社會的演進，在社會新舊交替的時代不太適用。

潘光旦在同一期雜誌上發表《經驗的標準》一文，作為對歐陽子祥的《論“時代潮流”》一文的答覆。

他認為，他所說的經驗指的是經歷而有效驗，包括人類所有一切經驗裡已經證明最有效用最有益處的部分，並不是僅僅侷限於一個民族的傳統習慣。自然科學的知識是比較準確，可以短時期內抽取而得的經驗；人事範圍內的歷史經驗不像自然科學那樣準確而且可以於短時期內取得，但自有其重要性，社會學、倫理學等學問就是從人類原有經驗裡歸納出來的。

這樣，潘光旦在選擇潮流的標準裡就同時具備了自然科學的知識和人文社會科學所提供的歷史與現實經驗，這也是評論者認為他在治學和公共發言中始終堅持科學態度與人文情懷的原因所在吧。

潘光旦後來呼籲“人文學科必須東山再起”，提倡社會學者要多有一些生物、遺傳、生理、心理以及病理諸種學科的準備，還要多多地涉獵人文學科，這種獨特的思維路徑與寬廣的胸懷視野大概都能從潘光旦論述時代潮流的一組文章中找到源頭。

這就是《逆流而上的魚》將“學問與潮流”作為開篇第一輯並將“逆流而上的魚”作為書名的用意所在。

任何論述都有其時空的限制，潘光旦的某些具體論述當然會有其過時的一面，但其思考問題的若干原則卻因其與時代潮流保持了若即若離的關係而未被“捲走”，更因其對現代化思考的另類性而愈發顯示出其價值。

令人難忘的是潘光旦在著述中貫穿始終的科學態度與人文情懷，在時評短論裡表露得更為直接、更為率真。正是它們，給予那些閃光的思想原則以大量科學事實的襯托和人性關懷的光芒。而這一點，也許是今天的讀者特別需要繼承併發揚光大的。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編輯：袁昕

流程編輯：王夢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