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讀書】《考諸三王而不謬繆》，讀懂了人生，就看透了人生| 書評

考諸三王而不謬繆怎麼讀音

李贄在姚安，不僅翻越佛經，參悟性命之道，而且關懷百姓疾苦，積極探索為政之道。他一到任，就寫了兩幅對聯：從故鄉而來，兩地瘡痍同滿目；當兵事之後，萬家疾苦總關心。李贄自述“初仕時，親見南倭、北虜之亂矣；最後入滇，又熟聞土官、徭、僮之變矣。”在少數民族雜處的邊疆地區，李贄認為，必須根據邊疆特點，實行寬政。李贄曾勸駱問禮說：邊方雜夷，法難盡執，日過一日，與軍與夷共享太平足矣。仕於此者，無家則難住，攜家則萬里崎嶇而入，狼狽而去。尤不可不體念之。但有一能，即為賢者，豈容備責？但無人告發，即裝聾啞，何須細問？蓋清謹勇往，只可責己，不可責人。若盡責人，則我之清能亦不足為美矣，況天下事亦只宜如此耶！

他看到“邊方雜夷”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信仰、風俗習慣，對於朝廷的法令“難盡執”也是必然的，採取“一刀切”的法令也是不現實的。應當尊重少數民族習俗，團結土司，搞好漢官與土官的關係。而對於來此任職的外地官員，也應當體諒各自難處，用其賢能，而不可過分苛責。如何“與軍與夷共享太平”是最需要考慮的，因邊疆安定太平，便是軍民最大的福祉。為此，他一反上司的做法，“律己雖嚴，而律百姓甚寬”，受到僚屬、百姓和少數民族上層人物的歡迎。

歷史上曹參和汲黯的故事，給了李贄啟發，也讓他對儒家的“君子之治”產生了質疑。“（汲黯）病臥閨閣內，歲餘不出。（曹）參日夜飲醇酒，不事事。”《論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曹參和汲黯其身不莊不正，然而他們轄下的齊與東海皆大治。李贄的下屬，大姚縣縣令鄭某，“偃倨似汲黯，酣暢似曹參”，“陶陶然若不以邑事為意，而邑中亦自無事。”歷史的記載和現實中的例項，都讓李贄對儒家和黃老的治理之道有了自己的反思。萬曆八年，他正式提出“至人之治”的理論：夫道者，路也，不止一途；性者，心所生也，亦非止一種已也。……夫君子之治，本諸身者也，至人之治，因乎人者也。本諸身者取必於己，因乎人者恆順於民，其治效固已異矣。夫人之與己不相若也。有諸己矣，而望人之同有；無諸己矣，而望人之同無。

傳統儒家思想認為，人性是相同的，大道也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中庸》言：“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故其政治理論都是基於“推己及人”的“君子之治”，如程頤曰：“治天下國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

然而，李贄卻看到，正如道路不只一條，人性也不只一種，“人之與己不相若”是不可無視的現實，尤其是雲南少數民族眾多，各民族有自己的信仰、風俗習慣，“欲為一切有無之法以整齊之，惑也”。只有“恆順於民”，“因其政而不異其俗，順其性而不拂其能”，讓百姓自求安樂，才能把社會治理好。反之，若“取必於己”，即根據自身為標準去要求別人，用“條教之繁”、“刑法之施”去對百姓進行束縛、強制，則只能造成社會的動亂。

李贄吸收了道家“無為而治”的精髓，但也絕非無所作為。他繼承了儒家“仁政”傳統，當百姓需要時，也做一些造福百姓的善事。如當地連水“夏秋霪霖，洪流暴漲，舟揖難施，旅行者有漂沒之患。”於是李贄“聚石為橋，利行旅，通往來”造福百姓三百餘年。李贄勸善止惡，提倡採用“化”的方式，讓百姓主動向善。他刻行《太上感應篇》（之前，在南京期間，曾與焦竑刻行過一次），以教化民眾，連與他政見不同的駱問禮也很讚賞，並曾為之作序：“刑罰窮而報應之說興焉。天定勝人，雖遲速不同，而終不能逃。即或近於誕妄，要在使人悔過而遷善。所待者凡民，而所以待之者君子之心也。姚安李使君，省刑薄斂，興禮樂，崇教化，粹然一出於正。而復梓是篇，其納民於善之心，無不至矣。爰喜而書之。”

在姚安任上，李贄對佛教和老莊之道有了深刻體悟後，精神境界有了很大提高，人格氣象也不同往日。顧養謙說“其為人，汪洋停蓄，深博無涯矣，人莫得其端倪，而其見先生也，不言而意自消。自僚屬、士民、胥隸、夷首，無不化先生者，而先生無有也。”李贄一生求道，在雲南不僅對性命之道已登其堂奧，而且對為政之道也有了自己的體會。這樣李贄的胸中升起一種從未有過的自信與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