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範：明清易代的偶然性與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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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明清易代之際，無論是明人還是清人，都明白事變是由所謂“流寇”即

農民

起義

引起的。不是

農民

軍17年對明的長期消耗，幾無可“勤王”之兵（明的軍事主力全在北方），

京城

也不會坐以待斃，

大清

兵更不可能如此輕易地闊步走入

紫禁城

。因此，明清易代之際的“記憶史”，議論的焦點自然要落到追究大

明君

臣的“責任”上來：大明

政權

究竟出了哪些致命的毛病，才變得不堪一擊，拱手與人？

*文章選自《

中國

歷史

通論》（王家範 著 三聯書店20

19

-6即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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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視

紀錄片《一

六四

四》劇照

明清易代的偶然性與必然性

（節選）

文 | 王家範

……

崇禎

十七

年

春夏之交

，

北京

城的老

百姓

，雖說向來見多識廣，處變不驚，但怎麼也想不到，在短短的兩個月裡，

歷史

的造化要讓他們經歷接二連三的大事變，體味什麼叫作驚恐萬狀和不知所措。

崇禎

皇帝

登基

已經有 1

7個

年頭。 18歲時接手的是他“

木匠

”哥哥撂下的，被大宦官魏忠賢恣意搗亂 7年，朝綱千瘡百孔的爛攤子。即位伊始，對著前任

政治

狂燒了兩把火。一把火，不動聲色地把大宦官魏忠賢的勢力消滅殆盡；第二把火，為東林冤案

平反

昭雪。一時道路相傳，都以為“大明

中興

”有希望了。然而，沒有多久，

崇禎

皇帝

對臣僚的謙遜和柔情消失了，脾氣變得越來越壞。令他煩心的是，

官僚

們辦事不力，相互間的攻擊隔三逢二，無有休止。經心腹

太監

密查，說是在高尚的詞句和說不清的是非之爭背後，仍在玩門戶黨爭老一套。 17年裡，他先後更易內閣“

宰相

” 50人（其中處死 2人、充軍 2人），任免刑部尚書 17人，兵部尚書處死 2人、被迫

自殺

1人，誅戮總督 7人、巡撫 11人。

崇禎

帝辯解說：“朕所誅者是貪欺二

字。

”

處理

的都是那些伸手要權要錢，說假話大話卻失職連連的“劣臣”，下此狠手，也是出於無奈。他發狠說“但要文官不愛財，武官不怕死”就滿足了，以此表達對

官僚

層素質普遍低下的

強烈

不滿

。當幾度整肅無效，失去耐心之後，

崇禎

帝再度起用宦官和

東廠

，重蹈永樂

皇帝

開創的宦官干政覆轍。

最令他頭大的，則是起自陝北的

農民

起義

軍。

崇禎

執政

17年，

農民

軍跟著他 17年，猶如

幽靈

附身，是專來催命、索命的。應對

當政

者的剿撫互用，

農民

軍東奔西突，轉戰秦、晉、冀、豫、鄂、徽、魯、川、甘九省，死去活來。

崇禎

九、

十年

間，

農民

軍經盧象昇、洪承疇等人的合剿，幾臨滅頂之災，可遼東的清兵南下襲明，盧、洪先後抽調到抗清前線，一死一降，無意中幫了

農民

軍。躲過大劫大難之後，

崇禎

十三

年冬，李自成離開隱伏多時的陝南山區，向連年旱蝗饑饉至極的

河南

挺進

，五戰五捷於中原

大地

，氣勢極盛 （唯有三攻開封無功而返，以黃河決堤、水淹全城為結局，北宋東京的繁華陳跡蕩然無存）。

崇禎

十六

年冬，被

崇禎

帝強令離開潼關出戰的明軍最後一支精銳部隊全軍覆滅，時勢已經為李自成敞開了

一條

通向

北京

的勝利大道。甲申年正月

初一

，李自成在西安宣佈大順

政權

正式成立，並親率10餘萬大軍渡河東征。

因此，甲申新年剛剛撩開它的面紗時，

中國

的政局實在是迷霧重重，有三個

政權

相互

對峙

著，前景深不可測。除正統的大明

政權

、西北的大順

政權

外，還有一個從遼東崛起、由“金”改名為“清”的東北

政權

。努爾哈赤是在統一女真族後，於萬曆四

十六

年（1618年）宣佈與明

政權

處於敵對狀態的。到其子

太宗

皇太極手裡，父子兩代經營 50多年，屢敗明軍，

邊境

不斷東展西擴，基本懾服了蒙古諸部落，

崇禎

九年（1636年）正式改國名為“

大清

”。到甲申，年輕的新

政權

已經長大成人，

進入

了它的“青春躁動期”。

16

19

年薩爾滸戰役，努爾哈赤在薩爾滸以及周邊地區擊敗了明軍。

大約是從三月

十六

日大順軍攻陷昌平、火燒

十三

陵的訊息傳來，

京城

的緊張氣氛開始擴散瀰漫。但九門緊鎖的

北京

城，在冷兵器時代，固若金湯，從來不容易被攻破。北元、後金的部隊曾幾度抵達城下，都望洋興嘆，轉一個圈便開溜，

百姓

因此並未意識到將有特大事變發生。不祥的預感也是有的。上年夏秋之交，

京城

裡遭遇到一種很奇怪的瘟疫，身上突生一隆起贅肉，數刻莫名死去，患病者有十之四五。年初又有嘔血病流行，不時聽到出喪的號哭，撕心裂肺，再加北來風沙暴襲擊，“飛沙走石，或二三日一見，或一日再三見”，上上下下都高興不起來。

事也蹊蹺，

北京

城的攻陷，全出李自成的意外，幾乎兵不血刃就城門洞開。三月

十七

日半夜，

崇禎

帝最倚重的守城

太監

曹化淳率先開啟外城西側的廣寧門，義軍由此

進入

今復興門南郊

一帶

。義軍在北面的德勝門、西面的阜成門、西直門三處擺出攻城態勢，炮聲震天。

十八

日，在昌平投降的

太監

杜勳由軟梯入城，

代表

李自成與明秘密

談判

，要

崇禎

帝遜位，未獲成功。

十九

日清晨，兵部尚書張縉彥主動開啟正陽門，迎接劉宗敏率軍

進入

，此後內城各門齊開；中午，李自成由

太監

王德化引導，從德勝門入，經

承天門

步入內殿。沿途

百姓

早聽得傳令，各個在門前擺設“永昌”香案，書“

順民

”二字於門上，閉門不出。不到半天的時間，

京城

的

百姓

已經從“大明”的子民變成了“大順”的子民。宮中遍搜

崇禎

帝不得，全城嚴查。二

十二

日，確知

崇禎

皇帝

已自縊於煤山（今景山公園內，死時虛齡 36歲）。李自成下令收屍入棺，予以“禮葬”，在東華門外設廠公祭，後移入佛寺，有和尚為他誦經。二

十七

日，大殮畢，下葬於西山的田貴妃墓中，未能入圍昌平明皇陵。

大順軍佔領

京城

，前後 42天，幾度宣佈要舉行

登基

儀式，卻一再推遲，

百姓

惶惑不解。進城初秩序尚好，店鋪照常營業。轉折發生在三月二

十七

日起拷掠明官，四處抄家，連累店鋪商家

罷市

，

恐怖

氣氛逐漸濃重，人心開始不安。四月

十四

日，“貼示”：人思效忠，西長安街出現“明朝天數未盡，定於本月二十日立東宮為

皇帝

，改元義興

元年

。 ”謠言四起，甚有說觀音託夢“明當

中興

”，估計都是吳三桂一類人放風，藉此動搖大順軍心。吳三桂南下投順途中，獲知吳家被抄，反叛回山海關。義軍

高層

四

月初

已經獲悉，經過一段躊躇後，於

十二

日殺戮大臣勳戚

30

餘人。

十三

日，李自成親率10萬大軍，奔赴山海關前。二

十六

日，義軍從山海關敗歸，僅餘三四萬人，城裡軍紀開始嚴重失控。二

十九

日，在舉行

登基

儀式的煙幕下，大順軍怒殺吳三桂家大小 34口，部署焚燒宮殿和各門城樓，並於次日清晨急促撤出

北京

，由山西、

河南

兩路向西安方向退卻。

此時

京城

的官民

百姓

，但知吳三桂得勝，將奉明

太子

進京即位，不知清軍緊跟著也已經於三十日晚抵達薊縣。多爾袞在得知李自成軍撤出後，與吳三桂一起統領滿漢精銳，星夜趕路，於五月

初二

晚進抵

京城

腳下。吳三桂受命不準進城，繼續追殺西逃的義軍。

初三

，大明一些在京

官員

準備好“迎駕”的一應儀仗裝置，身著白色喪服，齊集東郊，開啟朝陽門，吹號擊鼓，迎候大明

太子

入城。但令明官大吃一驚的，“望塵俯伏”，山呼之後，登上寶輿的不是大明

太子

，而是胡服拖辮、人高馬大的滿人（即多爾袞）。不等眾官弄個明白，即有清傳令兵怒喝：著所有內外官民人等，悉去喪服白冠，“我

大清

攝政王

率滿洲兵入城來了！”有腦子轉得快的幾位明官，迅即聯名上《

勸進

表》，不想被清

國內

閣大學士范文程搶白一頓：“此未是

皇帝

，吾國

皇帝

（即皇太極的

兒子

福臨，史稱順治帝，虛齡 7歲即位）自去歲已

登基

矣，何

勸進

之有？”

順治

元年

攝政王

發給明故軍民的諭旨

生當明清易代之際，事前、

更多

的是事後，有許多人都在檢討和思考這段

歷史

。檢討細緻到了應該任用什麼人、處置什麼人、這個戰役該怎麼打、

那個

戰役打得如何不對頭，以及執行哪些

政策

就可能逢凶化吉，苦思冥想，嘔心瀝血，雖不無“事後諸葛亮”的嫌疑，但看得出是十分用心的。

先說

崇禎

皇宮裡的一幫人。

20年

前，一位好友特從南開大學

歷史

系收藏的古代孤本里，給我寄來一份影印件，內容是由杭州人韓順卿在蘇州的故紙堆中發現的，題名為《天翻地覆日記》的手抄本。從文字表達判斷應出自內宮宦官之手，也有學者懷疑它就是久已失傳的宦官王永章的《甲申日記》。其中有這麼一段情節：

崇禎

十七

年三月

十六

日，

萬歲

諭

娘娘

雲：悔不從汝“賊陷昌平，言，早令

太子

南遷。 ”入夜，賊犯平則等門，竟夜未睡。

十七

日早朝，怒書御案曰：“文武個個可殺！”（原話如此，

皇帝

的批文常常是白話，清君有時還狗屁不通，明朝沒有發現）（此一情節在《烈皇小識》等書中均有記載，《小腆紀年附考》亦採入）

……（罷朝後）大門樓接進偽詔一封，召

太子

、永王、定王入宮，諭“汝等”二字，即哽咽不成語，撫其手。

諭

娘娘

雲：全忘忠義。仍為若輩所“廷臣惟爭義氣，

十七

年辛苦，誤。朕惟一死報祖宗，但苦

百姓

耳。 ”

娘娘

雲：“毛文龍不誅，袁崇煥不殺，盧象昇、洪承疇不必勤王，賊猶可滅。天運

人事

，一至於此。 ”

萬歲

又云：“除卻數人，竟無人可圖大事耶？”

娘娘

雲：“早年求治太急，朝廷皆不安於位。後來已補救不及。或者永樂爺殺戮忠臣太過耶？”

撇開《甲申日記》的真偽不論，“

娘娘

”的看法在當時極具

代表

性。明方的檢討異口同聲地都這樣說：當年袁崇煥不殺“皮島”上的毛文龍，遼東一幫驕兵悍將就不會叛明而降清，明就會有從背後牽制清人

不敢

貿然南下的武裝力量，驕悍的軍閥們也無緣替清軍滅明充當“馬前卒”；不是誤中皇太極“蔣幹盜書”式的離間計，

殺了

袁崇煥，遼東的失守以至後來吳三桂的出賣山海關，都可能避免；更要緊的，如果不是把剿殺義軍最為得力的盧象昇、洪承疇調到抗清前線，改剿為撫，而是趁熱打鐵，

崇禎

十三

、

十四

年左右，說不定

農民

軍的事情也就僥倖解決了。此後，回頭全力對付遼東，何至於有“清兵入關”這局悲劇呢？

清兵入關形勢

擱下

明君

臣各種“假設”不論，再說李自成方面。在古代，有關

農民

軍的“記憶史”，都是別人給他們寫的。那麼多的甲申實錄，都把他們寫成“禍水

西來

”，所幸還注重描述，

北京

42天裡

農民

軍的行動細節，無意中被儲存了一部分。讀這些相關資料，頭腦裡曾閃過一念：但看義軍東征沿途，直至入京前後，明朝大批

官僚

、將帥望風而降，爭先恐後“改頭換面”，其中不少人品低劣猥瑣，寡廉鮮恥，大明

王朝

人氣之差，超乎想象。魏斐德曾據《明季北略》等書作了統計，在京

自殺

的明官 40人，其中大多數來自

南方

，且多居高位；投降大順的高階

官員

竟有 167人，南北方籍貫相等，年齡與資歷偏低者佔大多數。需要補充說明的，魏沒有統計在此前後投降的武官和

太監

，文官投順名單中也有一些是受黨爭之害被誣陷的（南明清查“從逆”，是黨爭的延續）。有一件事更帶滑稽色彩。五

月初

，有

目擊者

看到，大約是江淮地區的一個前科舉人，不知

北京

已經易手給清人，仍乘船由運河北上，“大為招搖”，到處聲稱他是去趕“大順朝”的

官員

招考的。這一切似乎預示事變也有另一種可能：不是遼東的清兵在中間橫插一槓，李自成是可以慢慢坐穩

皇帝

寶座的。果真如此，“二

十五

史”煞尾，就不是《清史稿》，而是“大順史”了。

李自成終究沒有做成

皇帝

。說大順軍因為驕傲而失敗，今天看來是皮相之見。我倒覺得，李自成一幫人身上“樸素的

階級

情感”未能及時褪去，這對想做穩

皇帝

是致命的。在立足未穩之前，就忙於對

京城

勳戚與

官僚

實行

大規模的“拷掠”抄家，固然也可以認為出於建立“

財政

基礎”的考量，但給人的感覺，總更像窮漢子積久的情緒

發洩

和劫奪“富有者”急哼哼、時不我待的膚淺心態。他們不夠“狡猾”——不能透徹地意識到這是改

朝換代

、生死攸關的一局大棋，完勝需要大智慧、大手段。為著徹底制勝對方，有些棋子要先走，有些要後走，有時更要捨得拼“炮”棄“卒”，以迷惑對手。譬如對吳三桂，既然

知道

他

軍隊

所處戰略地位事關緊要，派人招降他，卻又在

北京

抄他的老家、奪他心愛的陳

圓圓

，這與劉邦在“楚漢

戰爭

”緊急關頭，對韓信、彭越的

隱忍

妥協相比，就

知道

李自成他們太沒有“文化”，吃了不讀

歷史

的虧。還有，李自成不像朱元璋那樣一早就下決心“

轉世

投胎

”，與知識分子的

關係

若即若離，缺乏表示誠意的策略手段。但我也想為李自成叫一聲屈。李自成實在沒有朱元璋幸運，他遇到的時代，活躍在功名場上的知識分子，多數心態浮躁，專長內耗，沽名釣譽，不務實學。黃仁宇的《萬曆十

五年

》點了明亡的一個死穴：明中期開始產生了一種叫作“道德災變”的

社會

風氣，知識分子很

喜歡

唱高調，也熱衷抱小

圈子

，動輒以“異端”“偽學”整人，結果假人走紅，真 人受氣，連李卓吾這樣的書呆子也不放過。李自成身邊，投順者甚多，但既沒有李善長那樣幹練的行政高才，也沒有劉伯溫那樣胸富韜略、世不再出的智囊（李巖是個虛構的人物，史家已有考證）。那時

中國

也不是沒有高人，李自成遇不到，或者那些人不屑與“流寇”為伍。清國的大學士范文程是一位民間高人，但他“養”在遼東，被

太祖

、

太宗

慧眼識中，幫助清人完成了“入主

中國

”的大業。可以說，毀壞明

王朝

與李自成帝業，是各類人物的綜合作用，但范文程，也包括洪承疇等“貳臣”，都有一份“功”或“罪”

參與

其間。

李自成行宮，位於

陝西

省榆林市米脂縣城北的盤龍山上，建於明

崇禎

十六

年（1

64

3年），是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順國後，其侄李過奉命回米脂修建的。

說一說“第三者”清人的“記憶史”。清人始終堅持，他們不是從明朝手裡奪得

江山

的。 1

64

5年清兵南下，

攝政王

多爾袞有一封信寄給史可法，半為恐嚇、半為勸降。信寫得很機巧，說：“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肆毒君親。

中國

臣民，未聞有加遺一矢。 ”因此，“夫

國家

之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得之於明朝也。 ”

現在

看來，明清易代這一

官方

“辭令”，是清

政權

深思熟慮後創造的“意識形態話語”（首倡者為范文程）。事隔

73

年後，康熙五

十六

年，有一篇長達 2700字的“聖祖長諭”，歷數平生，大講興亡治亂之道，其中有一長段與前說呼應。康熙帝對臣下說：

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

我朝

。

太祖

、

太宗

初無取天下之心。嘗兵及

京城

，諸大臣鹹奏雲當取。

太宗

皇帝

曰：“明與

我國

素非和好，今取之甚易；但念

中國

之主，不忍取也。 ”後

流賊

李自成攻破

京城

，

崇禎

自縊，臣民相率來迎，乃翦滅闖寇，入承大統。昔項羽起兵攻秦，後天下卒歸於漢；其初，漢高祖一泗上亭長耳。元末陳友諒等並起，後天下卒歸於明；其初，明

太祖

一皇覺寺僧耳。

我朝

承席先烈，應天順人，撫有區宇，以此見亂臣賊子，無非為

真主

驅除耳。

我仔細琢磨過康熙帝的說法，覺得“味道濃極了”。康熙帝既承襲先輩的“話語霸權”（得手了，什麼話都可以說；那時沒能力，可以說成不忍取

北京

等等），但也增加了一層意思：過去

我們

是尊重你們大明

天子

為“共主”的，可你們的

皇帝

不爭氣，老

百姓

造反

，把天下丟了，這怪誰？在

中國

，在

歷史

上，誰是“

真主

”，不是看出身，而是看誰有能力為天下掃除“亂臣賊子”，撫有區宇”把握

中國

全域性。“英雄不問出身”“應天順人，，在這種典型的

中國

話語背後，還包含有

強烈

的反駁：別以為

我們

是“少數族”，多少也是一族的

大頭

領；你們過去的

皇帝

，一個是小小的亭長（最多相當於

鄉長

），一個是窮村小廟裡的和尚，你們怎麼就沒有覺得不對味呢？

清人的成功不容易。

這裡

只能說一項：清人在入關前後，對漢族

王朝

政治

體制

和意識形態等“

合法

性

資源

”一直是在努力學習、認真鑽研的，也很重視發揮為他們

服務

的漢族知識分子的作用。這方面，與過去遼金、蒙元相比，都可謂“當刮目相看”。因此，機會到來時，在運用漢族意識形態

資源

，收攏人心方面，真是“後生可畏”，緊緊抓住“救民”“安民”這兩條漢族

統治

的“祖訓”不鬆口。例如入關前，即宣稱“此行除暴救民，滅賊安天下，勿殺無辜，勿掠財物，勿焚廬舍”。隨軍大學士范文程在

代表

多爾袞接受吳三桂投降時，特別強調此次，“

國家

“兵以義動”是為你們報君父之仇，欲統一區夏，非又安

百姓

不可”。入京後，立即宣佈廢除明末加派，減輕民眾負擔；另

一條

也很厲害，下令“故明內閣部院諸臣，以原官同滿洲官一體辦理”，對在京明官一攬子包下，概不追究他們“從逆”大順的“

政治

問題”；發現強迫剃髮感情上有大阻力，從策略考慮，果斷暫緩剃髮，能進又能退。〔因此清兵在華北、西北的軍事行動，幾乎通行無阻，頗得漢人的協助。

現代

清史研究的開山祖是孟森。先生在《明清史講義》裡評論這段

歷史

，也說：除兵制自有八旗根本外，明“

世祖

開國之

制度

，餘皆沿襲明制。明之積重難返，失其祖宗本意者，清能去其泰甚，頗修明代承平故事。順治三年三月，翻譯《明洪武寶訓》成，

世祖

制序頒行天下，直自認繼明

統治

，與天下共遵明之祖訓。此古來易代所未有。清以為明覆仇號召天下，不以因襲前代為嫌，反有收拾人心之用。 ”稱讚滿族為“善接受他人知識之靈敏種類，其知識隨勢力而進”，前期諸帝比明中後期都強，可惜末代子孫“死於安樂，以致

亡國

滅種”。

清 多鐸入南京圖

中國

國家

博物館藏

當時，無論是明人還是清人，都明白事變是由所謂“流寇”即

農民

起義

引起的。不是

農民

軍 17年對明的長期消耗，幾無可“勤王”之兵（明的軍事主力全在北方），

京城

也不會坐以待斃，

大清

兵更不可能如此輕易地闊步走入

紫禁城

。因此，明清易代之際的“記憶史”，議論的焦點自然要落到追究大

明君

臣的“責任”上來：大明

政權

究竟出了哪些致命的毛病，才變得不堪一擊，拱手與人？

“記憶史”在這方面提供的材料不勝其多，觀點卻十分混亂。

皇帝

那邊直到臨死前還冤氣沖天，覺得是臣僚坑了他，“君非

亡國

之君，臣皆

亡國

之臣”；寫“記憶史”的也有不少同情這種說法。另一種聲音則明裡暗地指向了

崇禎

皇帝

，埋怨他專斷自負，隨意殺戮，喜怒無常等等。總括起來，總不離導致

王朝

滅亡的那些陳舊老套，例如

皇帝

剛愎自用（或昏聵

荒淫

，但

崇禎

不屬於此），更犯大忌；

官僚

群醉生夢“所用非人”特別是任用宦官，死，貪婪

內鬥

，“不以國事為重，不以

百姓

為念”，雖了無新意，卻都一一可以援事指證。

有沒有可質疑的餘地呢？我想是有的。這些毛病在

王朝

的早期、中期也都存在，不照樣可以拖它百來年，甚至長達一二

百年

？萬曆

皇帝

“

罷工

”

20年

不上朝，經濟不是照樣“花團錦簇”，惹

得一

些史家稱羨不已？再說徹底些，無論哪個

王朝

，

農民

的日子都好不到哪裡去，

農民

個別的、零星的反抗無時不有，但真正能撼動根本、致

王朝

死地的大規模

農民

起義

，二三

百年

才有一次。因此，用所謂“有

壓迫

必有反抗”的大道理來解釋

王朝

滅亡，總有“燒

火棍

打白果——夠不著”的味道。

央視

紀錄片《一

六四

四》劇照

重讀明清易代史，新的發現和體會也有一點。近幾年西方人對明清史研究的熱情很高，出了不少書。他們的視角獨特，往往能言人所未言。譬如美國的弗蘭克，他在《

白銀

資本》一書裡，憑藉已有的各種研究成果，估計16世紀中期到 17世紀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

百年

間，由歐亞

貿易

流入

中國

的

白銀

在 7000—10000噸左右，約佔當時世界

白銀

總產量的 1/3（其實這項研究，

中國

學者梁方仲、全漢昇走在前，只是沒有引起國人足夠注意）。1萬噸

白銀

，相當於當時

中國

的 3。2億兩

白銀

。弗蘭克等人為了向歐洲中心

主義

展示“

造反

有理”，說那時不是歐洲而是

中國

佔據了世界經濟中心的地位，因此推論鉅額“

白銀

資本”的流入，促進了

中國

當時“

國民

經濟”的發展和增長。

這一項被西人渲染得有些特異的“

白銀

”功能，在明代

歷史

上，

是否

像弗蘭克說的那樣，使明史變

得一

片光明？還產生了別的什麼效果沒有？假若經濟形勢真那麼好，明末的

社會

動亂

和

政權

的崩潰，當如何解釋？很明顯，從“

白銀

資本”話題出發，有一個疑問是必須被提出，並加以深究的：這麼多閃閃發光的

白銀

到哪裡去了？在哪些人手裡？作什麼用途，是用以發展經濟、改善國

民生

活了呢，還是用到別的什麼地方去了？

不錯，從眾多的“記憶史”裡，也能夠確證明

王朝

君臣上下搜刮到的

白銀

數量，多得驚人。

崇禎

末僅

國家

財政

收入

，已經上漲到年

30

00餘萬兩

白銀

。五六

十年

間，民間負擔增加到三倍。

崇禎

五年

有人揭發，淮陽巡撫半年內即有贓款 17萬兩私入“小金庫”，不防突然調任，僅支 2萬兩離去，餘額盡為後繼者所得。後者又兼了緝私的“巡鹽”，欺匿鹽稅 21萬兩。然而，數額巨大的

白銀

儲備，花在奢侈性消費方面，多少還能對各類“生活

服務

業”起點“推動”作用，遺憾的是相當部分卻被收貯在國庫或

官僚

的私宅裡。更具諷刺意味的是，

我們

今天之所以能掌握實據，竟是因為他們死到臨頭還抱住不放，最終被大順軍抄沒，原形畢露。

……

在明代，

白銀

滾滾，並沒有顯著改善民眾的生活；

白銀

的誘惑，倒是極

大地

刺激了

當權

者的貪慾——要

知道

，

白銀

不只具有資本流通的作用，更有易於貯藏的功能。因此，在

白銀

時代，

官僚

層的貪婪，是實物經濟時代所無法比擬的。明中期以來廷臣間無休止的爭鬥，以及

亡國

前後投降失節之風的極盛，都與

白銀

的誘惑不無關聯。後者在甲申變故中暴露得淋漓盡致，前一種情景，則可援引周延儒事為證。周被

崇禎

帝罷歸後，於

十四

年再度出山，任內閣首輔，就是由復社張溥、吳昌時等人

集資

6萬兩

白銀

，賄通親信內監辦成的。事後證明覆社此舉愚蠢至極。周延儒以及與周勾搭成奸的一些人，“表裡為奸，無所不至，贓證累累，萬目共見”，最終在

京城

陷落前一年，被

崇禎

帝因“交通內監”無情誅戮，復社亦蒙受汙穢。總之，

白銀

的

權力

化，

權力

的

白銀

化，從明中葉開始直到清亡，除順治朝、康熙前期和雍正一朝稍有收斂外，

貪汙

賄賂

的規模是一波比一波擴大，

官場

腐敗

，人心不古，吏治每況而愈下。明

清官

紳消費奢靡成風，“春風燻得遊人醉”，自然覺察不到岩漿的“地下

運動

”，突然

井噴

，懸崖勒馬也就來不及了。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Andre Gunder Fran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

98

文秉描述編寫《烈皇小識》的心情是“悲憤填膺，扼吭欲絕，涕泗滂沱，幾執筆而不能下”，發問道：“天乎，人乎，豈氣運使然乎？”其實，凡說到明亡的原委，明末清初人必

追問

“殆由天運，抑或人謀所致”，困惑不解，非文秉獨然。

現代

人往往指“天運”為

迷信

、愚蠢，不屑一顧。今天我要為這一說法“

翻案

”。明清易代的原因，可以羅列幾十款，款款都找得到證據；但若強行證偽，每一款都很難單獨成立。然而，還有一種因素長期被忽略，或者說意識不那麼

強烈

，那就是：在明代的中後期，東亞

大陸

適逢稱為“小冰河”的自然災變週期，從

中國

到

朝鮮

普遍受災，西北與中原尤為嚴重。正是這一“天變”的因素，把所有的矛盾都集中

在一起

，

中國

政壇

才最終演繹出

百年

一遇的“火山爆發”。

最近韓國學者樸根必、李鎬澈在

我國

《古今農業》上發表了題為 “《丙子日記》（1636—1

64

0）時代的氣候與農業”的論文，指出 “17世紀的東亞通常被稱為近代前夜的危機時代，即所謂的寒冷期（小冰河時期） ”，這種災害性的氣象危機，因有《丙子日記》的發現，在

朝鮮

境內已經得到確證。

我國

中央

氣象局科學研究院編著出版的《

中國

近五

百年

旱澇分佈圖》以及相關論文集刊，也證實 1470年至 1

64

4年為

我國

旱災嚴重（且旱澇互生）的

歷史

時段，其中

全國

性大範圍有旱象的年份為 18年。

現在

看來，由於氣象史專家

搜尋

的

歷史

資料不全，實際情況遠比他們已經

調查

的要嚴重得多。

河南

商丘人鄭廉在清初著有《豫變紀略》一書，因對

農民

戰爭

期間

河南

省情熟悉，記載詳盡，在明清易代諸書中具有獨特的地位。他對

河南

全省災害，作了詳細的統計年表，閱後觸目驚心，摘錄於下：

崇禎

三年 旱。

四年 旱。

五年

大旱。

六年 鄭州大水，黃河冰堅如石。

七年

夏旱蝗。

八年 夏旱蝗，懷慶黃河冰。

九年 夏旱蝗，秋開封商丘大水。

十年

夏大蝗，閏四月山西大雪。

十一

年 大旱蝗，赤地千里。

十二

年 大旱蝗，沁水竭。

十三

年 大旱蝗，上蔡地裂，洛陽

地震

，鬥米千錢，人相食。

十四

年 二月起大飢疫，夏大蝗，飛蝗食小麥如割。

十

五年

懷慶

地震

，九月開封黃河決。

《豫變紀略》還抄錄了呂維祺給朝廷奏摺的全文。呂氏曾任兵部尚書，退休在家，目擊

河南

災情嚴重、備受徵派增餉之苦，不吐不快。奏疏寫於

崇禎

七年

，字字瀝血，不忍卒讀：

蓋數年來，臣鄉無歲不苦荒，無月不苦兵，無日不苦 輸。庚午（

崇禎

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無青草，十室九空。於是有鬥米千錢者；有采草根木葉充飢者；有夫棄其妻、父棄其子者；有自縊空林、甘填溝壑者；有鶉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門擔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殘食者。兼以流寇之所焚殺，土寇之所劫掠，而且有礦徒之煽亂，而且有防河之警擾，而且盡追數年之舊逋，而且先編三分之預徵，而且連索久逋額外拋荒之補祿……村無吠犬，尚敲催徵之門；樹有啼鵑，盡灑鞭撲之血。黃埃赤地，鄉鄉幾斷人煙；白骨青磷，夜夜似聞鬼哭。欲使窮民之不化為盜，不可得也；使奸民之不望賊而附，不可得也；欲使富之不率而貧，良之不率而奸，不可得也。

易代之際棄官返鄉的宋應星，除所著《天工開物》向為學人推崇外，尚有刻於

崇禎

末的政論著作《野議》。他是預感到危機逼近的晚明“醒人” 之一。在該書《民財議》

一文

裡，點出了“民窮財盡”的時代要害，也說到了多年災荒對北方農業生產的影響，亦轉錄於下：

普天之下，“民窮財盡”

四字

，蹙額轉相告語……其謂九邊為

中國

之壑，而奴虜又為九邊之壑，此指白金一物而言耳。

財之為言，乃通指百貨，非專言阿堵也。今天下何嘗少白金哉！所少者，田之五穀、山林之木、牆下之桑、洿池之魚耳。有饒數物者於此，白鏹

黃金

可以疾呼而至，腰纏篋盛而來貿者，必相踵也。今天下生齒所聚者，惟三吳、八閩，則人浮於土，土無曠荒。其他經行日中，彌望二三十里，而無寸木之陰可以休息者，舉目皆是。生人有不困，流寇有不熾者？所以至此者，蚩蚩之民何罪焉！

這一輪“小冰河期”，綜合南北方誌的記載，災變的前兆可追溯至嘉靖前期，萬曆

十三

年（1585年）開始變得明顯，但時起時伏，

崇禎

一朝才達到災變的

高峰

，收尾一直要拖到康熙二

十六

年（1687年），態勢呈倒 U形。魏斐德《洪業》開篇就注意到了自然災害對當時

中國

社會

和政局的影響，援引埃爾文的統計， 1585—1

64

5年，

中國

人口可能減少40％。但從整個週期看，不是自然災變立即就會引發

社會

動亂

；清初順治朝和康熙前期，儘管仍處於災變期內，

社會

秩序卻在逐漸修復之中，兩者的

關係

絕非完全重疊“

同一

”。

卜正民教授《掙扎的帝國》，從氣候-環境史角度講述元明帝國的興衰。

The

Troubled Empire：

China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Timothy Brook

Belknap Press，2010

嗚呼，說不盡的明清易代種種

歷史

原委！面對偶然、必然的哲學難題，甲申之際的各種人，都表現出一種迷惘：說完全是天變所致，是也不是；否則“謀事在人”，又怎麼說？難道混沌的

歷史

，真像先哲王夫之在《讀通鑑論》裡所說，有一種神秘的綜合力量在主宰，它叫作“氣運”？那麼，“氣”“運”是什麼，又是

怎樣

產生的呢？

王夫之說“氣運”，概念演繹得有點神秘，但反覆讀《讀通鑑論》就知底了，老先生其實還是得從“人氣”“

民心

”上去發揮。每當

王朝

中後期，總會有神經過敏的知識分子憑感覺跳出來，大叫世風日下，國運不濟，實際上卻是：什麼都可能發生，也可能什麼都不發生。但有一點沒有疑問，“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有憂患意識，意識到危機，說明還有希望。凡屬

王朝

滅亡，都是麻木不仁，聽不得危言聳聽的

警告

，結果什麼毛病都改不了，天災人禍一起奔來。天災可能造成經濟恐慌，若無人禍烈火澆油，“天崩地裂”也是可以避免的。

中國歷史通論（增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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