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的“私心”

因為遙遠和缺少史料，很多東西成為了迷霧，甚至難以從旁敲側擊的考證推論中找到答案。

給人戴高帽有時候並不是什麼好事，然而歷史成就了很多這樣的潛規則。司馬遷的身邊沒有那麼多光環和美譽，至少在當時，他里程碑似的意義僅僅被限於那本厚厚的《史記》。但從冰冷的歷史和浩瀚的史籍中，我們還是看到了司馬遷留給我們溫情和鮮活的一面，也讓我們更加走近了歷史的真實，只因為一封書信，一封被人稱為千古奇文，可以和離騷並論的文章。

名字叫《報任安書》。

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和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前後相差了十年，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這個差別實在是微乎其微，但無論怎樣我們都可以認定那一刻在左馮翊夏陽即現在的陝西韓城西南誕生了一個後來稱得上偉大的人物。

我一直認為父親對兒子氣質情操理想的形成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武帝即位後做到太史令的司馬談給少年的司馬遷提供了更多的享受閱讀的機會。司馬談廣博的學問修養，明晰的思維和判斷精神，他對道家的極度肯定和讚揚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後來的司馬遷。司馬遷用了十多年的時間創作恢宏的《史記》和他在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因李陵事件受宮刑後表現出的頑強及平和佐證了這一點。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司馬遷在二十歲那一年實踐這這個讀書人的信條，他開始了漫遊生活。“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樑楚以歸”。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這樣總結自己，這以後“仕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豐富的實踐活動極大地陶冶著司馬遷的情感，不斷擴大著司馬遷的胸襟和眼界，他接觸到了人民的生活，體會到了布衣的感情和願望。

元封元年（前110），父親司馬談的去世又讓司馬遷痛哭流涕，他深深牢記著父親的遺願。“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三年後，司馬遷繼任為太史令，“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迸發出了極大的熱情。這個時候的司馬遷有著兼濟天下的豪情和“推賢進士”的意氣，所謂“私心”，無非一片衷心。

正當司馬遷專心著述的時候，巨大的災難降臨在他的頭上，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因李陵事件而下“蠶室”，受“腐刑”，身心遭到極大的摧殘和恥辱，他想到了死，但又想到著述還沒有完成，終於從“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等先賢的遭遇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於是“就極刑而無慍色”，決心“隱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願。

傅雷說：“不經劫難磨鍊的超脫是輕佻的。”司馬遷完成了一個偉大的蛻變。

朋友是一種力量，從貧困生活中走出的任安更懂得這個詞的含義。然而他也正籠罩在一場巨大的陰影中。徵和二年（前９１）朝中發生巫蠱之禍，江充乘機誣陷戾太子，戾太子發兵誅殺江充等，與丞相劉屈耄軍大戰於長安，當時任安擔任北軍使者護軍（監理京城禁衛軍北軍的官），亂中接受戾太子要他發兵的命令，但按兵未動。戾太子事件平定後，漢武帝認為任安“坐觀成敗”，“懷詐，有不忠之心”，論罪腰斬。任安給司馬遷的信已無從考證年月，但我們還是可以從《報任安書》中看到他的款款衷心和不盡的情意。任安的鼓勵批評讓司馬遷陷入了對歷歷往事，人生信仰，地位和生活的深深思考之中。

沒有人不被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的直言和坦率真誠感動，然而很多人在不自覺地給《報任安書》冠以目的性，冠以功利性。朋友之間的性情之至，肺腑之言被忽略了。實際上很多的歷史的迷霧我們從文字本身就可以看到，見字如面。司馬遷在回信中有這樣一句話，“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就任安也不會不是這樣。“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的無奈無時不在上演著。如果說真有私心，那就是司馬遷的隱忍，他的身遭極辱而苟活，他的心中那個不滅的信念和理想。“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現，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他沒有忘記父親臨終的寄言，把完成這個願望作為自己最高的理想來實現，其他的一切都在他堅韌頑強的毅力面前煙消雲散。

從《報任安書》我們能看到一個鮮活的司馬遷，他正慢慢走來。

至今，在中國蠟像館裡，他的蠟像矗立在那裡，從他高揚的頭顱上，我們能看到他那雙流露出力量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