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宮十二帝，誰最牛掰誰最弱？

清代的皇帝，大多喜歡狩獵。跟成吉思汗一樣，努爾哈赤也是靠“彎弓射大雕”而白手起家的，傳說他最初創業的本錢僅為私藏的13副刀甲。若按階級劃分，他無疑屬於獵戶出身，晝伏夜出，捕殺野兔山雞之類去城裡賣，養家餬口。估計在那個時代，人參貂皮靰鞡草，就已是“東北三件寶”了。

然而此人偏偏有一顆不安分的心，率領一大群穿著虎皮短襖的“解珍、解寶”（《水滸傳》裡的獵戶兄弟），遊走於白山黑水之間，不僅打獵，而且打仗，憑藉武力統一了滿洲諸部落，進而跟長城內的大明帝國“叫板”，有取而代之壯志。就像讓野生動物與圈養動物相互廝殺，自古就以土地為生的中原農耕民族，哪裡是打虎上山的八旗兵馬的對手呢？鹿死誰手是明擺著的。

經過幾代人的努力，仗著兵強馬壯的優勢，愛新覺羅氏終於衝進了山海關。愛江山更愛美人的明降將吳三桂，無疑充當了鷹犬的角色，引導著有備而來的狩獵者佔領北京城，並且一鼓作氣打到了南疆。由盛京（瀋陽）移鼎北京的順治小皇帝，封吳三桂為平西王，允許其把“狗窩”蓋在雲南，吳三桂總算撈到了幾根骨頭啃一啃。

真正的贏家是努爾哈赤的後裔，他們打到了一頭足以令老前輩欣慰甚至嫉妒的獵物：大明的皇天后土。雖然此舉近似於乘人之危的“偷獵”。鷸蚌相爭（李闖王進京逼死崇禎帝），漁翁得利也。按道理講，衣食無憂、富貴盡享的真命天子，已無須操刀挽弓去獵食。康熙卻不這麼想，仍苦練騎射的技法。在宮牆御苑內打靶猶嫌不過癮，還在熱河的原始森林設立“木蘭圍場”，莫非為了訓練野外生存的能力？只能說，他不甘心讓鎖鏈般的長城束縛住骨子裡遺傳的野性。

據史書記載：康熙每年立秋之後都要遠赴熱河狩獵近一個月，一生共參加48次之多。看來他對木蘭圍場之依戀，絲毫不亞於對精雕細琢的紫禁城的感情。那是他精神上的故鄉，那是他磨礪意志與體力的行宮。康熙天生是個徹底的行動主義者：不管狩獵抑或執政，都迷信速度與力量。甚至在初出茅廬時，他就剷除了強大的政敵鰲拜，隨即又屠殺了吳三桂這父輩的鷹犬。對於真正的獵人來說，鷹犬是多餘的。

在無仗可打的時候，康熙只能把過剩的精力用於打獵。當他脫下臃腫的龍袍，換上緊身的鎧甲，一馬當先衝入深山老林，肯定暫時忘掉自己是個皇帝，忘掉身後尾隨的龐大的衛隊（近萬人），而現出獵手的原形與本性。眼前只有莽莽的群山、遒勁的樹木和一掠而過的鳥獸，吸引著他全部的注意力。或許曾有一閃念：即使從此真的做個平凡的獵戶，也會很快活的。野地裡射虎，和政壇上逐鹿，快感相似，都可以滿足血液裡的征服欲。從客觀上來講，已成定製的秋狩，對其麾下的八旗官兵亦是另一種性質的操練：不僅要保持弓馬之強勁，更要發揚尚武之精神。在這方面，皇上本人即是最好的榜樣。

既然人類中已無對手，政治上已無勁敵，唯我獨尊的康熙大帝（中國歷史上能稱作大帝的君王屈指可數），意猶未盡地把目標轉向毒蛇猛獸——簡直在跟大自然較勁。1719年，他對自己的業餘愛好做了一番總結：“朕自幼至今已用鳥槍弓矢獲虎一百五十三隻，熊十二隻，豹二十五隻，猞二十隻，麋鹿十四隻，狼九十六隻，野豬一百三十三口，哨獲之鹿已數百，其餘圍場內隨便射獲諸獸不勝記矣。”並且沾沾自喜於這絕妙的樂趣，“朕於一日之內射兔三百一十八隻，若庸常人畢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數也。”

我視之為一位和平年代的帝王特殊的“述職報告”，不是在炫耀政績，而是逐一清點狩獵的戰果。這份血淋淋的清單，若讓當代的“環保”人士看了，會心疼不已：難怪虎豹熊狼都成了珍稀動物——它們的危機早在清朝就開始了。在破壞生態環境方面，康熙之殘暴，似乎並不亞於殺人如麻的希特勒！可惜彼時，沒有誰敢罰皇帝的款，或追究其刑事責任。

好在康熙無師自通地懂一點生態平衡的知識，逐年輪換狩獵區域。也虧得木蘭圍場面積大，珍禽異獸總算有喘息之機，才不至於斷子絕孫。否則治國有方的康熙，堪稱荼害生靈的劊子手了，功過相抵，譭譽交加。

作為神射手康熙之子孫，雍正與乾隆，皆精於弓馬。尤其乾隆，是好戰分子，東征西伐，打得很過癮。自詡為“十全武功”（刻碑後供奉於避暑山莊）。與人戰之餘，也與天地戰——繼承了“木蘭秋狩”的傳統，厲兵秣馬，捕虎射鵰，一輪又一輪地“大掃蕩”。他去熱河行宮的次數比康熙還多，估計“成績單”也並不遜色。乾隆的愛好甚至更廣泛：不僅頻繁在塞上游獵，還熱衷於乘龍舟下江南。這最尊貴的“漁翁”，興高采烈地哼著小調，往返於運河沿岸，垂釣風景，垂釣詩畫，垂釣美食——包括垂釣形形色色的美人魚。他的風流韻事可太多了。遊戲山水也遊戲人生。

我還知道道光的槍法很了得！嘉慶十八年（1813年），皇帝去熱河行宮避暑，天理教起義軍乘虛而入，攻打紫禁城。在太監的內應下，兵分兩路：由西華門潛至隆宗門，由東華門攻入內廷景運門，直至由通道登上五鳳樓，居高臨下地與御林軍交火。其時諸皇子正在宮中讀書，聽到槍聲後都很驚慌，唯獨道光保持鎮定，率領幾個小兄弟取出鳥槍去養心殿搶佔有利地形。偏偏內廷軍械庫的值班太監手忙腳亂，沒有找到鉛丸。迫在眉睫，道光反應很快，讓在場者將衣服上的銅紐扣全揪下來，混入火藥中代替鉛丸。當起義軍翻牆而入時，道光開槍擊中兩人，其餘皇子又射傷第三人，打得對方抬不起頭來，只好改變偷襲皇帝寢宮養心殿、劫持人質的作戰計劃。道光憑著一把銅釦子作彈藥，一直堅守到增援部隊趕來……

嘉慶皇帝原本不欣賞這位貌不出眾的皇次子，曾懲罰他到內廷“打掃處”接受勞動改造，跟小太監一起擦窗戶掃地。可道光在此事變中的表現，使父皇刮目相看：臨危不亂，智勇雙全，可治理江山也。於是道光被“破格提拔”為皇位繼承人。

神槍手道光，尚是皇子時，恐怕就接受過“軍訓”了。否則不至於如此熟練地使用火器。他平日打靶的成績一定也很不錯。

道光承襲帝位（也算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後，一如既往地喜歡玩槍，喜歡打獵。他晚年時，與其父皇一樣為選擇接班人的問題而傷腦筋，頗費躊躇：“欲付大，猶未決，令校獵南苑，諸皇子皆從，恭親王奕獲禽最多。文（咸豐）未發一矢，問之，對曰：‘時方春，鳥獸孳育，不忍傷生以幹天和。’宣宗大悅，曰：‘此真帝者之言！’”（清史稿·杜受田）以聚獵比武的方式來辨別兒子們之高下，本無可厚非。只不過作為裁判的父親，暗自擬定的是另一種比賽規則：並非比槍法、比武力、比戰利品，而是比人心之善惡。因此，獵物頗豐的恭親王奕反而落選了，懷抱著一杆道具般的空槍的咸豐卻脫穎而出。

咸豐考慮到春季鳥獸正在生兒育女，不忍殺伐，破壞其家庭和美乃至生態平衡。他是一位生活在童話世界裡的皇子，一位最老的“綠黨”——肯定很討後世之綠色和平組織歡心與褒獎。當今之瀕危動物，若有良知、若能讀懂歷史的話，應該會感激這位“大善人”的恩情。可惜，若以帝王必須具備的霸氣來衡量，咸豐則失之於迂腐了。政治畢竟不同於“環保”，治國平天下，光有好心腸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俠骨、雄心、鐵腕。上下五千年，凡是挫敗諸侯、開疆拓土的君主，又有哪一位是省油的燈？哪一位是心慈手軟之輩？哪一位不是在累累白骨中立而不倒的？從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乃至成吉思汗，基本上都是馬上皇帝，靠火與劍建功立業的。

道光自己就是在平叛中嶄露頭角的，偏偏器重咸豐這樣的“慈善家”，器重一個另類，真不可思議！莫非他本人，已被太平盛世麻痺了神經，削弱了鬥志？難道忘記了：書生造反，十年不成，讓其守業也不見得會有多好的結果？若以不殺生為優點，適宜做和尚。燒香拜佛，與保家衛國，是不同的概念。畢竟，世界已非堯舜禹的時代，不進取則落伍。在那次南苑校獵中，彈無虛發的恭親王奕，倒還真是個人物。眾人皆知他與咸豐少年時同房修文習武，而才華略勝一籌。他好強鬥勝的血性，卻不受父皇青睞，是嫌其太生猛、太逞能了？

道光不以實力而以道德選拔人才，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他的一念之差，導致了大清國運的衰竭，使大清一步一步地走進了一條無路可退的死衚衕。中國近代史上的恥辱，道光首先是要負責的。他不僅於1842年簽訂了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而且選錯了接班人。

後來的事實證明：治國確非咸豐的強項，他更適合做“農林牧副漁業部長”，抑或組建綠色和平組織，卻不擅長擴充武備，抵禦外敵。徒具“婦人之仁”，哪裡能鬥過強盜的邏輯？他在任期間，北京首次淪陷於跨海而來的西洋人之手，真是丟盡了臉。咸豐十年（1860年）十月十三日，英法聯軍衝進安定門——從此安定門再也不安定了。咸豐本人嚇得屁滾尿流，到承德避風頭。

以前的清帝去避暑山莊，都為了打獵，為了耀武揚威；咸豐此次十足是在逃難，把祖傳的圍場當作最後的避難所了。真是絕妙的諷刺！咸豐肯定沒心思秋狩了，他自己儼然已成別人追擊的獵物。惹不起，總能躲得起吧。可躲也不是辦法。咸豐在承德躲了將近一年，既不好意思面對先帝們的手跡與豐碑，又無顏見江東父老，肯定如坐針氈、進退兩難，最後大病一場，索性躲到地獄裡去了。

咸豐生前連個螞蟻都不捨得踩死。可他的敵人，“焚燒淫掠，備極殘酷”，毫不手軟地用一根火柴就點燃了價值連城的圓明園。菩薩心腸管什麼用？甚至無力為自己的子民提供必要的佑護。在一個弱肉強食的時代，善良的人是可欺的，怯懦的人是可恥的。

說咸豐是清朝的敗家子並不為過。在洋槍洋炮面前，他拱手獻出了都城，並退避三舍。逃跑主義與投降主義，就是由其開始的。狩獵者的家族，已生疏了弓馬，競爭能力大大地退化了，任人宰割不可避免。從此，西方列強的鐵蹄在華夏版圖上橫衝直撞，恣意地圍獵。

就像道光選錯了接班人，咸豐還有個失誤：娶錯了老婆。他真不該納慈禧為妃。慈禧把老公的棺材從承德抬回北京後，就發動祺祥政變，由此垂簾聽政達48年。大清王朝真正滑入陰盛陽衰的境地，遭遇了史無前例的尷尬：不斷地賠款，不斷地割地，不斷地簽署賣身契（不平等條約）。慈禧不思振作國防，反而把原本購置堅船利炮的海軍軍費挪用來蓋別墅（頤和園）了。這個女人瞎摻和的結果，是使首都再度失守：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在中南海飲馬，在太和殿裡跳華爾茲……

我偶爾會作無用的假設：繼承道光衣缽的若非咸豐，而是身手不凡的恭親王奕——那麼歷史是否要改寫了？即使不能說國家的命運完全是皇帝本人的性格的投影，至少，葉赫那拉氏恐怕就沒有機會在舞臺上亮相了，更難以成為一個動亂時代臭名昭著的女主角。慈禧太后的晚清，至今仍是國人痛定思痛的反面教材。想忘是忘不掉的，想更改也是更改不了的。

當年咸豐去承德避禍，卻把擦屁股的事交給恭親王，令其留守京城“主持撫局”。這是一盤很難收拾的殘棋，連皇帝都下不了的，只好委託自己的兄弟充當替罪羊，跟兵臨城下的英法聯軍討價還價，賠笑臉、求情。“這是個置之死地的‘差事’。和談破裂，背城一戰，奕只能‘殉社稷’。和談成功，背上個喪權辱國的罪名，既‘愧對祖宗’，‘亦無顏於人世’。

可是奕居然‘不辱使命’，不但‘妥善’地處理了‘撫局’，而且利用‘留守’之職和洋人拉上了關係，打開了局面，控制了北京地區。”（引自方彪著《北京簡史》）奕作了咸豐的“人體盾牌”，抵擋腥風血雨。然而這“小六子”確實有幾分指揮才能與外交手腕，總算把一團亂麻理出了頭緒。

恭親王本是挽弓當挽強的世襲貴族，有射天狼之豪情。不得不屈尊與豺狼談判，賠禮道歉，委曲求全。想一想，真是夠為難他的。若將奕比作中流砥柱，有點誇張了；但他畢竟努力發揮了能屈能伸、能開能合的外交家風度，以應付禍從天降的激變。不容易啊。

假如19世紀的大清帝國由這樣的人當家的話，估計情況會好一些。

然而歷史從來沒有第二種選擇。自咸豐始，清朝的皇帝徹底喪失了獵手的血性和尚武的精神。既不能禦敵於馬上，救民於水火，又不擅長料理財政、工商、科技等諸多內務——導致中國在世界之林的名次每況愈下，頻頻遭受列強的欺凌。

咸豐之後，同治與光緒二帝，都不太像男子漢，皆是慈禧太后的傀儡，被一個老太婆玩弄、操縱於股掌。尤其光緒，雖曾想謀取改革，以擺脫“母虎似的嬸孃”（林語堂語），可幾個回合就給打趴下了。連一個女人都鬥不過，又如何統治四方、降龍伏虎呢？他眼睜睜地瞧著心愛的珍妃被“老佛爺”投進井裡，卻無力解救，活得真夠窩囊的。

至於末代的宣統小皇帝（溥儀），那更是扶不上馬的“阿斗”。他三歲時被推上龍椅，看著滿朝文武，嗷嗷大哭，嚇得尿褲子了，哪像是有能力擔起整個國家的帝王？最終還是人民的覺悟推動清王朝走向了滅亡。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走東陵，閱西陵，讀化石版的清史，我彷彿又看見了那個最後垮掉了的王朝。垮掉了的，最後的王朝喲！

本文摘自老北京歷史類暢銷書：洪燭著《北京：城南舊事》《北京：皇城往事》，中國地圖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