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私家修史舉例

在清初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位“大師”倡導的“經世致用”風氣推動下，清初史學出現了活躍和繁榮的局面。梁啟超說：清初諸師“皆治史學，欲以為經世之用”，“於宗社之變，類含隱痛，志圖匡復，故好研究古今史蹟成敗，地理厄塞，以及其他經世之務”。［1］因而史家備出、史學著述不斷湧現。

順治、康熙、雍正三朝約100年間，私修史學的成就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一是明史纂修，二是輿地著述，三是古史編寫，四是史表補修。四者之中，以明史纂修最為突出，最能體現其間的史學特點與成就。

一、明史纂修

自順治元年（1644）清朝入主中原，至康熙十八年（1679）徵集50名“博學鴻儒”入選翰林院編修《明史》的35年間，官修明史沒有絲毫進展，卻出現了一個私修明史的浪潮。孫逢奇《甲申大難錄》、傅維鱗《明書》、吳偉業《綏寇紀略》、錢士馨《甲申傳信錄》、談遷《國榷》、張岱《石匱書》、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莊廷釒龍《明史紀略》、計六奇《明季北略》、《明季南略》、查繼佐《罪惟錄》等等，都是當時有影響的私修明史著述。康熙四年，清廷重開史館，徵集史料，於是又有一些私修明史推出，除上述《明季南北略》外，黃宗羲《明儒學案》、王夫之《永曆實錄》等都在此間完成。這股私修明史的浪潮，與“國可滅史不可滅”的遺民心態有直接關係，其中自然亦多包含“以史經世”的意思。

自康熙十八年詔修明史至康熙末年，私修讓位於官修。明末遺舊中部分著名史家，如萬斯同、潘耒等，以私人身份進入官修明史行列。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後，不再有人私修明史了。

1．明遺民著述

清初私修明史，明末遺民是一支基本撰著隊伍。他們“守志不屈，身雖隱而心不死，至事不可為，發憤著書，欲託空文以見志。［2］”以下，就《國榷》、《石匱書》、《罪惟錄》等三部有代表性的明史著述加以介紹。

1）談遷《國榷》

談遷（1593－1657），字孺木，號觀若，自稱“江左遺民”，海寧棗林（今屬浙江）人。據天啟丙寅三月自序，知《國榷》始纂於天啟元年（1621），至天啟六年（1626）初稿已成。其自序雲：“竊感明史而痛之，屢欲振筆，輒自慚怒臂，不敢稱述。間窺諸家編年，於訛陋膚冗者，妄有所損益。”

順治二年（1645），《國榷》續成崇禎、弘光兩朝史事。至此，已是“六易其稿，匯至百卷”。不幸的是，順治四年（1647）八月，書稿被盜。在心力殫竭的情況下，談遷決心再纂，順治八年完成第二稿。十年，攜稿至京，訪問明朝降官、皇親、太監以及公侯門客，蒐集口述遺聞。同時，參閱著名藏書家曾溶、吳偉業、霍達等藏書以及事涉明史的未刊手稿，一再修改、訂正。談遷卒後，書稿流落。至近代方有稍為完整的抄本，20世紀50年代經張宗祥整理為今本《國榷》，由古籍出版社於1958年出版。

《國榷》全書108卷，按年、月、日紀事，起元文宗天曆元年戊辰九月，迄弘光元年乙酉五月。從“義例”可見其取材原則、編纂方法。首先，“義例”明確書名的解釋：“橫木水上曰榷。漢武帝榷商稅，今以榷史，義無所短長也。事辭道法，句榷而字衡之。”即對眾多的史料要“榷而取之”，寫出一代明史。

取材基本原則是“遍考群籍，歸本於實錄”。採取“人與書當參觀”的基本方法：“其人而賢，書可多采；否則間徵一二，毋或輕徇。”“文獻不足徵，則闕疑傳信。”對於稱謂，主張“特如本稱，庶明履歷”，明確表示“不以成敗責一時敵國”，如對元末漢陳友諒、吳張士誠、夏明玉珍等人的稱謂可證這樣的原則，既使其書成為《明實錄》的提綱或索引，又對《明實錄》作有多處考訂，因而在與其他史籍參互考訂中形成了其特有的價值。全書的編纂，“事辭道法，句權而字衡之，大抵寧潔毋靡，寧塞毋猥，寧裁毋贅。”敘事中間有議論，或引他人曰，或作“談遷曰”，或先引他人之說後再作“談遷曰”。

《國榷》一書的突出特點在於比《明太祖實錄》、《明史》某些紀事更具真實性，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明太祖實錄》三次改修，於功臣之死，往往書卒不書因；建文朝事以洪武紀年，有礙成祖者悉加裁革，《國榷》則對太祖殺戮功臣、忌諱莫深的建文朝史事等，都如實記錄，恢復建文年號。對武宗的荒淫、神宗的貪婪等，亦多有揭露。尤其是清代先世建州女真部，崛起於明永樂年間，設立建州三衛，“有所徵調，聞命即從，無敢違期”［3］。而清修《明史》諱言清代先祖出於明朝統轄，對建州史蹟諱莫如深，《國榷》不僅記建州諸衛興起、奴兒干都司建立，而且詳紀指揮使猛哥帖木兒到努爾哈赤各衛首領的承襲更代，史料頗具價值，填補了《明史》紀事中這一段的空白。

《國榷》脫稿後未作仔細複核，前後內容失於照應，同一事前後敘述不一，甚而張冠李戴、畫蛇添足，且記災異祥瑞過繁等，是其明顯缺點。但其宏富的內容，所體現的堅實功力，為古今所稱譽。黃宗羲稱其“按實編年，不炫文彩”，“詳贍博辨，足資考證”［4］。白壽彝先生稱《國榷》在中國史學史上，“是編年體斷代史中的鉅著”。

2）張岱《石匱書》、《石匱書後集》

張岱（1597－約1689），字宗子、陶庵，號石公、蝶庵居士，浙江山陰（今紹興）人。明亡，避亂剡溪山中，著有多種史書。其中《石匱書》與《石匱書後集》是其寄寓故國情懷和民族氣節的明史著述。

張岱對有明一代“國史失誣，家史失諛，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總成一誣妄之世界”［5］的狀況非常痛心，決心還歷史本來面目。因以遍發《徵修明史檄》，希望同道“共期倒篋，各出搜遺”［6］。時在崇禎元年（1628），亦其纂修之始。崇禎十七年，國破家亡，攜其副本，屏跡深山，“又研究十年，而甫能成帙”［7］，順治十一年（1654）書成，名曰《石匱書》。清初邵廷采比作宋朝滅亡之後鄭所南撰《鐵函心史》：“沉淫於有明一代紀傳，名曰《石匱書》。以擬鄭思肖之鐵函心史也。至於興廢存亡之際，孤臣貞士之操，未嘗不感慨流連隕涕，三致意也。”［8］

《石匱書》220卷，上起洪武，下迄天啟末年，分為本記、志（有天文、地理、禮樂、科目、百官、河渠、刑名、兵革、馬政、鹽法、漕運、藝文諸目。）、世家、列傳（有循吏、獨行、行人、儒林、文苑、妙藝、方技、隱逸、名宦、宦者、勝國遺臣、盜賊、兀良哈、朵顏三衛、朝貢各國。），屬紀傳體明史。該書著述嚴謹，《自序》稱“事必求真，語必務確，五易其稿，九正其訛，稍有未核，寧闕勿書”，而且“不顧世情，復無忌諱”，在東林黨普遍受到士流擁戴的情形下，指出朋黨之害，認為以“道學”、“聲氣”相標榜的東林黨負有“敗國亡家”之責，招致“恨不擁戴東林，恐不合時宜”［9］之非議。

志和類傳前後大多有總論和附論，末以“石匱書曰”為評論。《科目志》總論雲：“諸體之難，無過制義。蓋以鏤刻學究之肝腸，亦用以銷磨豪傑之志氣者也。……人一習八股，則心不得不細，氣不得不卑，眼界不得不小，意味不得不酸，形狀不得不寒，肝腸不得不腐。……自洪武以來，行之二百八十二年，高皇帝以之大誤舉子，而舉子效而尤之，用以大誤國家。……八股一日不廢，則天下一日猶不得太平也。”

嚴謹的撰史態度和闕疑求真的精神，使其為時人稱讚，雲“當今史家，無逾陶庵”［10］。邵廷采將其與談遷《國榷》並稱：“明季稗史雖多，而心思漏脫，體裁未備，不過偶記聞見，罕有全書。惟談遷編年，張岱列傳，兩傢俱有本末。”［11］溫瑞臨《南疆逸史》亦稱“兩家體裁較他稗史獨完具，而岱、遷於君臣朋友之間，天性篤至，其著書也徵實覆核，不矜奇門，文以作者自居，故儒林尚之。”

張岱初修《石匱書》，因崇禎朝無實錄和起居注，材料不全，所以止天啟。他在寫給友人的信中稱：“弟向修明書，止至天啟，以崇禎朝既無實錄，又失起居，六朝章奏，闖賊之亂，盡化灰燼。草野私書，又非信史，是以遲遲以待論定。”［12］康熙初年，谷應泰提督浙江學政，邀其參修《明史紀事本末》，得以利用谷氏所藏崇禎朝實錄、邸鈔等文獻，續成《石匱書後集》63卷。

《石匱書後集》63卷，分本紀、世家、列傳、。體例如《石匱書》，每卷卷末均有“石匱書曰”。

該書不只記載崇禎一朝事蹟，“甲申之難”後南明弘光福王、隆武唐王、監國魯王、以及永曆桂王，均入卷5世家。書中這樣表示：“《石匱書》曰：甲申變後，臣子為明立福、立魯、立唐、立桂，不久旋亡，竟有何益？然宗社一日尚在，則人心一日不死。”［13］其他卷中凡均涉南明之事，都極力表彰明季忠義。

3）查繼佐《罪惟錄》

查繼佐（1601—1676），字儼璜，號與齋，又號左尹，自號東山鈞史。浙江海寧人。崇禎六年（1633）舉人。明亡後，避地浙東，參與魯王抗清鬥爭。魯王政權覆亡後，隱居海寧硤石東山萬石窩，從事著述。晚年於杭州鐵冶嶺建敬修堂講學，從學者眾，人稱敬修先生。有《罪惟錄》、《魯春秋》、《東山國語》、《國壽錄》、《敬修堂釣業》等著述。

《罪惟錄》自序稱“始於甲申”（順治元年，1644），似避莊廷釒龍史案，實當始於順治十二年“講學敬修堂”之日。［14］康熙十四年全書最後告成。幾經流轉，只有吳興嘉業堂收藏手稿本流傳。1931年張宗祥據此補正，1936年由商務印書館編入《四部叢刊三編》，1986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刊行校點本。

《罪惟錄》原稱《明書》，取“獲罪惟錄書”之意，遂有此名。為紀傳體明史，每卷卷前有總論，卷後有“論曰”。原無目錄，分卷各異。《四部叢刊三編》本，分本紀、志、列傳，合子目共102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校點本。分本紀、志、列傳，合子卷共100卷。

《罪惟錄》取材廣泛，參閱了明代實錄、南京太常寺志、大臣奏疏、官方邸報等史料，還廣搜各類“野乘”，如鄭曉《吾學編》、陳建《皇明資治通紀》、王世貞《弇山堂別集》、朱國禎《皇明史概》等明人私修著述。許多史料來源於作者的採訪和實地考察，如明清之際戰亂，查繼佐便設法訪得吳興吳大雍所藏崇禎邸報。順治年間，他又前往北京考證甲申史實。為詳細瞭解南方抗清經過，他還南下閩廣，會晤張壕、尹佑民，以佐證張家玉南海抗清之事。而其中所載明末農民起義均田免賦政策［15］，郝永忠、劉體純“鄖陽十三營”，擁立韓王，建號定武的抗清17年的事蹟，均為研究明末歷史的重要資料。

體例編排上，志分31類，為天文、歷、五行、冠服、藝文、地理、禮、樂、土田、貢賦、屯田、九邊、河渠、漕、班爵、陵、經筵、科舉、直閣、兵、刑法、典牧、茶法、錦衣、宗藩、學校、職官、將作、鹽法、錢法、數。其突出特點是“意欲合表、志”。查繼佐解釋說：“自大司馬紀傳而外，始以志並列於書與表，顧志與書、表無分義，似難專名。後世史家往往惡循是例，遂無為追原其故者。”他認為，以往史書列表為“考定歲月”，後世史家不知“追原其故”，只是“惡循是例”，不過“因其體工”而列於編寫體例中。在考察了歷代史家作表得失後，決定將“書與表，則全合之於志”［16］。如《直閣志》與《明史·七卿年表》有許多相似處，易於翻檢查閱，還詳錄了明代典制沿革、發展變化的經過。

列傳的最大特色是以類相從，以事立傳。除祖禰、皇后、皇太子、諸王等傳外，元、明之際龍鳳政權、割據群雄、故舊遺臣、從龍功臣等，分屬“翼運王國列傳”、“衡運諸國列傳”、“逸運外臣列傳”、“啟運諸臣列傳”。另有抗運、理學、經濟、致命、諫議、諷諭、清介、乘時、循謹、文史、武略、荒節、播匿、隱逸、俠烈、獨行、庸誤、方外、藝術、閨懿、宦寺、奸壬、叛逆、諸臣逸傳、外藩、蠻苗、勝國、外國，共36類。許多門類，如“荒節”、“乘時”、“庸誤”等為其首創。“閨懿列傳”下又細分宗室、女貞、婦烈、婦孝、婦白冤、婦死寇烈、文詞、男裝、女不入教坊、妾義、教坊、色目等子目。載述之細，可稱無匹。

值得注意的是，《罪惟錄》卷32有“外志”一類，包括“列朝帝紀逸”、“嬪妃逸”（附外戚）、“諸王傳逸”、“大事逸”、“列朝屬彝封爵”、“諸臣傳逸”、“列朝諸臣詩歌逸”、“議論逸”、“謠諷存”、“夢兆”、“因果”、“妖歷”12篇。其《外志總論》雲：“外雲者，非外也，以輔內也，以參內也，以實內也，以證內也。”從這些篇章和作者的意圖分析，所謂“外”者，即是“內”的補充和參證。作者認為，以下數條應當收入“外志”：“內有存體之格，如事屑而不登，筆勞而或缺，輔之乃始稱備；內有該收之情，如此是而彼非，前得而後失，參之乃始見的；內有舉端之法，如特書而未詳其委，據事而未察其微，在附見而事當為之始末。在小節而議確有網維，實之乃始稱成書；內有矜嘉之隱，如全瑜而姑漏其瑕，節可而溢加之譽，失交而猶有可原之情，偶誤而卒有難逭之罪，證之乃始雲定案。至於傳聞側見，即未必果真，是在尚論者虛心衡之，以成一是。”

《罪惟錄》史論以“總論”和“論曰”題引，“總論”冠於各《志》和一些類傳卷前，概述其基本內容。“論曰”則收於每卷後。如《宦寺列傳》“總論”敘述有明一代宦官地位演變及各朝宦官政策得失。具體個人，又有分論。“總論”與“論曰”相互呼應，展現史事的共性和個性。對人物的評價，書中提出“持理而參以時勢、予奪、疑信之故，乃可以論人矣”［17］的標準。

繆荃孫評其書曰：“列傳分門別類，蹈馬令《南唐書》之失，又喜說乩夢，談徵應，惟恐不奇，覺有做詭之氣，陽非史氏之正宗也。”［18］

2．南明史編纂

1）計六奇《明季北略》與《明季南略》

計六奇（1622一？），字用賓，號天節子，別號九峰居士，江蘇無錫人。幼年家貧，19歲隨岳父杭濟之就讀於洛社，21歲在母舅胡時忠家讀書，為邑諸生。明亡後，授館為生。順治六年、十一年先後於江陰和鎮江應鄉試未第。國變的慘痛經歷、清軍的掠奪與屠殺、兩次考場的失意、抗清鬥爭的此起彼伏，令之百感交集，遂決意於著述。傳世著述有《粵滇紀聞》10卷，《南京紀略》、《金壇獄案》、《辛丑紀聞》各1卷，而以《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為其畢生心血的代表作。

《明季北略》24卷，序稱“上自神宗乙未，下迨思宗甲申，凡五十年，分二十四卷，題曰《北略》”，記述晚明30年間史事，“國家之興廢、賢奸之用舍、用兵之始末、徵餉之絀盈，概可見矣。”

《明季南略》16卷，序稱“予編《南略》一書，始於甲申五月，止於康熙乙巳凡二十餘年事，分十六卷。雖敘次不倫，見聞各異，而筆之所至，雅俗兼收，有明之微緒餘燼，皆畢於是矣。”

書雖分為兩部，撰寫卻是同時進行的。自稱“康熙午未申酉之際，作南、北略兩書，具草五百餘篇” ［19］。所謂“康熙午未申酉之際”，即康熙五、六、七、八年（1666—1669），兩書序均寫於康熙十年季冬。康熙年間即有活字刻本，為海鹽朱氏所藏。嘉慶、道光年間，又有北京琉璃廠半松居士木活字本。光緒十三年（1887），有上海圖書整合印刷局刊行的石印巾箱本。民國年間，有商務印書館《國學叢書》本。杭州大學圖書館藏舊抄本，《北略》多建州之始、東夷大略、遼彝新志等25篇，即所謂“上自神宗乙未”者，為避滿洲之諱而刪略。《南略》16卷，與刻本不同者尤繁，故有作18卷者。1984年，中華書局出版點校本。

兩書資料來源廣泛，標明出處的史籍就有《野乘》、《野記》、《遺聞》、《國難錄》、《史略》、《甲乙史》、《倖存錄》、《無錫記》、《無錫實錄》、《江陰野史》、《閩事紀略》、《安龍紀事》、《粵事記》等不下70餘種。此外，有包括邸報、邸抄、討逆單等資料及其表弟胡鴻儀提供的家藏資料。除收集大量的文獻資料外，作者還實地調查，察看重大事件的遺蹟，瞭解事實真相。作者親身經歷和採訪痕跡隨處可見，如“蘇人口述”、“難民口述”、“有自京中來者雲”等。

兩書編纂特點：編年為綱，雜以紀事本末、傳記形式。各卷以年代標註，按年分事記述，但“編年不編月”［20］。如《北略》卷1題為“萬曆二十三年乙未始至四十八年庚申止”，之所以始自萬曆二十三年，作者於《北略總說》中雲：“而獨始於二十三年者，見皇清封建之始，繼明之天下已有其人矣。”［21］其下列“建州之始”、“清朝建元”、“蕭子玉偽稱都督”、“楊嗣昌奏歲飢”、“紅丸一案”等18個專題，其餘各卷相同。最末卷為“五朝大事總論”，下分“國運盛衰”、“門戶大略”、“門戶雜誌”、“東夷大略”、“東夷雜誌”、“流寇大略”、“北略總說”7目，多是作者觀點的闡發。這些事目中，多以事件為題，也有傳記、章奏、詩文。卷20對甲申事變極為關注，按日條記事實，如以“二十六乙卯”、“二十四癸丑”、“三十己未”、“二十八丁巳”、“初五日癸巳”、“初六日甲午”等標目。每卷幾乎都有“誌異”一目（卷1稱“紀異”），記星象變化和天災異象，謂“自古有國家者，一代之興，必有絕異之休祥者著於始；一代之亡，必有非常之災異兆於前”［22］。

《南略》與《北略》同，在紀年上，採取年號並存的方式，如卷3“弘光元年乙酉，即清朝順治二年，正月起至四月止”。末卷（第16卷）“甲午己亥等年野志”，自“張明正題詩金山”至“洪承疇傳”，分26題。李慈銘稱這種編纂方式“依年敘次，標目紛雜，全無體例”［23］，梁啟超則肯定說：“計用賓（六奇）之《明季北略》、《明季南略》，用紀事本末體，組織頗善”［24］。這種將編年與紀事融合的方式，可以視為作者在史書編纂體例上的一種嘗試。

《南略自序》稱專意記錄“勝朝軼事，亡國遺聞”［25］，內容多涉及晚明民變、民族關係，反映明清之際的社會鉅變，對研究明朝末年農民戰爭和明清之際民族鬥爭，均有重要參考價值。記述入清史事，《北略》82篇，《南略》209篇。清軍渡江南下，幾乎按日排比。

李慈銘舉《北略》最舛誤處，如袁崇煥之通敵、毛文龍之冤死、李明睿之主南遷，李國楨之殉節、懿安皇后之不肯就死、李自成有《詠蟹》七律等，但認為其書“大致詳核，可取者多”；《南略》所記多為親歷，“以聞見較親，故大端無誤”。［26］謝國楨則指出：“記明季農民起義史事，自成入京而後，按日記載，較他書為詳。著者生於明末，距甲申之際，為時不遠，或憑傳聞，或出於目睹，雖間有歪曲事實之處，然較後人追記之書，去實際彌遠者，猶可略存其真。”［27］

2）溫睿臨《南疆逸史》

溫睿臨，字鄰翼，又字令貽，號哂園，浙江烏程（今吳興）人。康熙四十四年舉人，與萬斯同相交甚密。萬斯同與修《明史》，溫瑞臨亦多所參論。《明史》以福王、唐王、桂王、魯王附入懷宗，“紀載寥寥，遺缺者多”，萬斯同因以鼓勵其趁史局大開，“已奉有各種野史悉行送部，不必以忌諱為嫌之令矣，採而輯之”，“專取三朝，成一外史”［28］，即撰一部南明史。溫睿臨遂裒聚野史《綏寇紀略》等40餘種，排比纂次，參考萬斯同明末諸傳及徐秉義《明末忠烈記實》等“野史數十種”，在京師“薈蕞諸書”成《南疆逸史》。

《南疆逸史》名稱由來，書序作有明確解釋：“南疆逸史者何？紀弘光、隆武、永曆三朝遺事也。何以不言朝？不成朝也。何以謂之南疆？皆南土也，勢不及乎北也。”

由於輾轉傳抄，流傳下來的《南疆逸史》有多個版本，主要有20卷本、44卷本、30卷本和抄本56卷本。1959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南疆逸史》56卷本，包括《紀略》4卷，《列傳》52卷，為較好的一個本子。

《南疆逸史》是一部紀傳體南明史，《紀略》4卷，分弘光政權、隆武政權、永曆政權、魯王事蹟。稱“紀略”而不稱“本紀”，《凡例》這樣解釋：“首卷先紀略，不稱本紀者，避本朝也。其言略者，事固不得而詳也。”《列傳》52卷，撰寫約200人事蹟。其下為類傳，分作守土、死事、隱遁、逸士、義士、宗藩、武臣、雜傳、逆臣、奸佞10類。全書以南明年號紀年，“為記南明三朝史事最完備之書，體例亦頗詳瞻。雖亦有見聞失實之處，然其記載質實，如何騰蛟傳、郝永忠、劉體純藤溪之役，戰勝清軍等事，自較在清乾隆時禁網之後，後人追記刪改之書為善。”［29］

書序總結明代積弊有三：“一曰務虛名不採實用”，“二曰別流品不求真才”，“三曰爭浮文不念切效”。強調“積此三弊，敗亡不悟，則誤國之罪，豈得諉諸小人哉！餘所以每不禁掩卷而三嘆也！”因此，在思想內容上有以下一些特點：其一，“網羅散佚，搜抉殘蠹，上自朝廟大綱，事關興滅，下迨閭巷幽貞，誼存感諷，鹹紀其人，傳其事，具見其本末。”不僅保留了閻應元、吳應箕、瞿式耜、堵胤錫、何騰蛟、張同敞等抗清事蹟，而且保留了諸多編纂實錄、開科取士及日食、地震等文教、科技方面的史料［30］。其二，表彰忠義，序言稱：“當其時，坐而平章者，不乏道德譽望忠諒誠悃之儒，其捍禦邊圉綢繆外侮者，亦多英達敏煉，遺艱投大之材。”［31］其三，揭露朝政腐敗。對奸黨馬士英、阮大鉞、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劉澤清的四鎮兵等南明王朝的腐敗局面予以了深刻的揭露，指出：“邪人穢夫，蜂起用事，賣官鬻獄……賄賂公行；政日濁亂矣。”［32］“民之苦兵，甚於盜也！”［33］“自士英、大鋮以下諸人，直庸鄙淺陋狙獪之夫耳。遭逢亂世，挾柔闇之主，嗜財貪勢，樹怨叢詬，昏蔽瞀眩，甘心禍敗。”［34］

楊鳳苞跋其書“簡而有法”，“世稱信史。不特網羅散佚，備勝國之舊聞已也”。同時，指出：“然微嫌其失之太簡，要必為之注以補其闕遺，若裴松之注《三國志》之例，而後文獻足徵焉。”［35］並附舉明季野史不下百種，讀者應當注意。

二、輿地著述

清儒地理學的特徵，如梁啟超先生所論，僅以便於讀史為最終目的，而研究地理不過其一種工具”。清初地理學著作，則表現為好言山川形勢厄塞，含有經世致用的精神。［36］清初輿地著述，顧炎武《肇域志》、《天下郡國利病書》外，則以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為另一有影響著述。

1．顧炎武《肇域志》、《天下郡國利病書》

顧炎武（1613－1682），原名絳，字忠清，明亡後改炎武，字寧人，江蘇崑山人，學者稱亭林先生。明崇禎十二年，27歲的顧炎武即放棄科場進取，究心經世之學。“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誌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即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為輿地之記，一為利病之書”［37］。“輿地之記”，即《肇域志》；而“利病之書”，即《天下郡國利病書》。二書的關係，即當初是如何區分“輿地”與“利病”的？徐元文在為顧炎武《歷代宅京記》所作序中明確提到：“舅氏亭林先生天授高才，繼古人絕學。當明之末，欲有所樹立，迄不得試，乃退而讀書以自見。有曰《肇域志》者，囊括《一統志》、二十一史及天下府州縣之志書而成者也。繼又摘其有關政事者，為《天下郡國利病書》。”［38］也就是說，顧炎武將其蒐集的相關資料，凡有關輿地者歸《肇域志》，有關“政事”者歸《天下郡國利病書》。但終因本人未能“一一刊正”，難免沒有區分未盡善之處。

《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稿34冊。部分為顧炎武手跡，部分“假手抄胥”。經其“補所當補”，為60冊。至民國25年，商務印書館影印為《四部叢刊》三編本，分為50冊。嘉慶戊辰（十三年，1808），四川龍萬育（燮堂）將 “坊間所售之本”排印120部。兩種版本，以《四部叢刊》本為佳，然龍萬育刻本流傳較廣，若以兩本互校，則當更為完善。

《天下郡國利病書》透過豐富的資料，揭示明代社會經濟狀況，探尋利弊得失，以期革弊除病，即所謂“利病”。有關各地賦役不均的實情，有關農民起義的事實，都是《明實錄》、《明史》中難以得見的。對研究明代地理、經濟、社會、軍事，均有重要參考價值。

《肇域志》原書僅有抄本，1957年在昆明發現同治寫本40冊，1984年經中華書局印行。不分卷。原稿本分二直隸十三布政使司，今僅存南京、江南、山東、河西、河南、陝西、湖廣、浙江、福建、廣東、雲南、貴州，缺北直隸、江西、四川、廣西。所引“志、書一千餘部”多已散佚，賴此得窺其一斑。該書訂正了《明一統志》及方誌不少錯謬，南直隸蒐集考訂尤詳，是研究明代歷史地理的重要參考書。因系未定之作，詳略有殊，編排較亂，體例不純，文字舛訛較多。

2、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

顧祖禹（1631—1692），字景範，號宛溪，江蘇無錫人。自幼熟讀經史，博覽群書。明亡後，顧祖禹絕意仕進，自順治十六年（1659）始，著手撰寫《讀史方輿紀要》，“思欲遠追《禹貢》、《職方》之紀，近考春秋歷代之文，旁及稗官野乘之說，參訂百家之志”［39］。“出入二十一史，縱橫千八百國”［40］，歷20年，十易其稿，畢生心血，盡萃於此。“總敘三”寫道：“予小子既已奉遺命採舊聞，旁搜記載，規之正史，稍成一家之言，合為一十八部，分為百三十卷，藏之家塾，以俟來者。”

《讀史方輿紀要》130卷，又附《輿圖要覽》4卷。該書分總論“歷代州域形勢”，及明代兩京（直隸、江南）及十三布政司（山東、陝西、河南、陝西、四川、湖廣、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兩京及十三布政司卷首冠以總序，綜論其地理形勢，以地理為經，朝代為緯。以下，敘述各府，州、縣所轄境內城鎮、山川、關隘、橋樑、驛站等。其後為“川瀆”，採錄歷代地理書中有關山川、河流的記載；“分野”，輯錄歷代史志中關於星象分野的說法。

其書內容，貫穿的經世致用思想，以政治得失、軍事險要為主。“總敘三”強調：不僅“天子內撫萬國，外蒞四夷，枝幹強弱之分，邊腹重輕之勢，不可以不知也。宰相佐天子以經邦，凡邊方利病之處，兵戎措置之宜，皆不可以不知也”，就是百司庶府、監司守令、四民行役往來，同樣“皆不可以不知也”。“世亂則由此佐折衝，鋤強暴；時平則以此而經邦國、理人民，皆將於吾書有取焉耳”。同時認為“自古未有不事民生而可以立國者”［41］，凡關國計民生的農業、交通、水患、漕運、城市等自然、經濟狀況均有記述。作者受當時客觀條件侷限，未能親歷各地實地考察，主要取材於文獻，難免錯誤，已為後來讀者更正。

梁啟超指出：“這部書體裁很特別，可以說是一百三十卷幾百萬言合成一篇長論文，眉目極清晰”，“這部書的組織及其研究方法，真算得治地理學之最好模範”［42］。

三、古史成就

清初的古史成就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某些古史的纂修，二是某些歷史文獻的研究。

1、古史纂修

此間的古史纂修，主要有馬驌《繹史》、《左傳事緯》，高士奇《左傳紀事本末》，吳任臣《十國春秋》等。此處介紹《繹史》、《十國春秋》，以見康熙年間古史編纂的成就。

1）馬驌《繹史》

馬驌（1621—1673），字宛斯，一字御聰，山東鄒平人。順治十六年進士。他博學強記，尤好《左氏春秋》，以紀事本末體改寫成《左傳事緯》20卷。又蒐集遠古至秦末史料，積思十年，撰成《繹史》160卷，記載開闢（自伏羲始）至秦末之事。《繹史》影響甚廣，康熙四十四年藏入內府，時人稱其為“馬三代”。

《繹史》160卷，為傳說時代至秦朝末年之史。首為世系圖和年表，包括《世系圖》37種、《地理圖》、《天象圖》10種、《古物圖》85種、《建制圖》8種、《譜表》4種、《古文字摹印》8種，不計卷數。以下，分為五個部：

太古10卷，三皇五帝，自“開闢原始”至“黃帝紀”。

三代20卷，夏、商、周傳說與故事，自“禹平水土”至“周室東遷”。

春秋70卷，十二公史事，自“魯隱公攝位”至“春秋遺事”。

戰國50卷，三家分晉至秦亡，自“三卿分晉”至“秦亡”。

外錄10卷，分天官、律目通考、月令、洪範、地理、詩譜、食貨志、考工記、名物訓詁、古今人表10類。

李清《繹史序》（康熙九年，1670）稱其書“獨勝古人者有四”，而以“體制之別創”居四者之首：“惟以事為經，而不襲夫系月系時之故，其獨勝者一也。”《四庫全書總目》亦稱：“史例六家，古無此式。與袁樞所撰均可謂卓然獨創，自為一家之體者矣。”編纂形式多樣，展現重大歷史事件，用紀事本末，同時吸收紀傳、典制、學案優點；描寫重要人物，採用傳記形式；敘述典章制度、風俗名物，則類似史志；而“老子道教”、“孔門諸子言行”、“楊朱墨翟之言”、“子思孟子之言”、“莊列之學”、“韓非刑名之學”等，又與學案史相類。表（年表、人表）、圖（地理圖、天象圖、器物圖）、譜（世系譜、詩譜）的運用，極大地豐富了編纂內容。

另一特點是寓興衰之意。《繹史·徵言》指出：“紀事則詳其顛末，紀人則備其始終。十有二代之間，君臣之跡，理亂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縱橫分合之異勢，瞭然具焉。”書中每篇篇末史論多屬此類，如回答“克商者周”的原因：“（周）世德日積，仁聲日著，殷則惡德日增，虐政日聞。故殷之天下非周取之也，殷棄而周得之也”。

再一突出特點是博引古籍，考辨務實。“經傳子史，文獻攸存者，靡不畢載”，徵引古籍128種，分題彙編，以可信史料為正文，以小字附錄參考史料，均注出處，加以辨證。顧炎武曾給予高度評價，認為是“必傳之作”。《清史稿》評其書“博引古籍，疏通辨證，非《路史》、《皇王大紀》所可及也。”［43］但應當注意，其“傳疑而文極高古者，亦復弗遺”的取材原則，造成某些史實不實，如引《古文考》、《帝王世紀》以及西漢、東漢讖緯之書，多不可信。梁啟超因之評論說：“宛斯輩欲知孔子所不敢知，雜引漢代讖緯神話，氾濫及魏晉以後附會之說，益博則愈益其汙穢耳。”［44］

2）吳任臣《十國春秋》

吳任臣（？—1689），名志伊，以字行。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康熙十八年（1679）以精天官、樂律試博學鴻詞，授檢討，入翰林，承修《明史·歷志》。著有《山海經廣注》、《託園詩文集》等，而以《十國春秋》“尤稱淹貫”。

《十國春秋》140卷，五代十國之“十國”史。康熙八年自序，以自《史記》至遼、金、元三史，凡二十一部，“於正統特詳，至偏霸人物，事實恆略不備”，《晉書》僅列載記，崔彥鸞撰《十六國春秋》以補之。歐陽修《新五代史》末附十國“世家”，“頗多遺漏”，不僅立傳者僅數人，而且“十國事時有未核”。因此，“思取十國人物事實而章著之，網羅典籍，爰勒一書，名曰《十國春秋》，為本紀十二、世家二十二、列傳千二百八十二。人以國分，事以類屬。又為紀元、世系、地理、藩鎮、百官五表，總一百一十四卷。”

所謂“人以國分，事以類屬”，實際類似《三國志》，各國自為統系、各為紀傳。但體例又略有不同。十國國主，或稱帝或稱王，《凡例》規定：“卷中帝則斷為本紀，王則降於世家”，“辭從主人”；“十國列傳，首后妃，次太子、世子，次諸王、公主，次諸臣，而以方外終篇。”

又以“五代距今六七百年，世代久遠，正史故多遺失，而歐史載十國事尤缺略。是編所採古今書籍，無慮數百種”，所列書目156種，自謂“愚輒薈萃成書，都為一部”。

諸傳本文之下，自為之注，裁別史可存者。其間，於舊說虛妄處，多所辨正，如南唐烈祖世家，從劉恕《十國紀年》及歐陽修《新五代史》，而不從《江南野史》、《武越備史》等，均為“確有所見”之處。書中五表，最受稱讚。司庫館臣稱“五表考訂尤精，可稱淹貫”［45］，王鳴盛稱“此書佳處在表，《地理表》與歐陽氏《職方考》參觀，則五代十國全域性如見。至十國之官制，雖大抵沿唐，而一時增改，亦已紛冗不可爬梳，任臣為作《百官表》，甚便考覽，尤其妙者也。”同時，指出其書的缺失，缺乏剪裁，使人感到冗雜支曼，如“每得一人，即作一傳，凡僧道及婦人之傳，每篇只一二行者甚多”，“遺漏者已甚多”［46］。

2、文獻研究

文獻研究，以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成就最著。

閻若璩（1636—1704），字百詩，號潛丘，太原人，寄籍江蘇山陽。康熙十八年，應博學鴻詞科，不第。其於地理尤精審，徐乾學奉敕修《一統志》，參預其事。

《尚書古文疏證》雖屬談經，但關係《尚書》文字真偽，故特作說明。

第一編講歷史編纂興起，談到《尚書》的整理、編纂。《尚書》最初的編纂，在孔子所處時代。到了漢代，流行最早的是伏生所傳今文尚書。據《史記·伏生列傳》：“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漢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欲召之，“伏生年九十餘，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由於是用當時通行的文字書寫，被稱作“今文尚書”。同時，“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西漢末年，劉歆在《移書讓太常博士》文中說：“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促之難，未及施行。”［47］班固《漢書·藝文志》、王充《論衡》等，均都承襲此說。東晉時，《尚書》流傳又出現新情況。豫章內史梅賾向朝廷獻孔安國古文《尚書》，除孔安國自序外，共58篇。伏生今文《尚書》28篇，梅賾分作33篇，併入其所上古文《尚書》中，實際比今文《尚書》多出25篇。隋唐時期，對梅賾本《尚書》確信不疑，孔穎達《尚書正義》即採用梅賾本。中唐以後逐漸對梅賾本產生懷疑，兩宋時期，吳棫、朱熹進一步提出質疑，懷疑其中存在偽篇。明代梅鷟《尚書考異》，基本上將古文《尚書》作偽的痕跡指了出來，為《尚書》辨偽的首創之作。

閻若璩早年讀《尚書》至古文25篇，疑其為訛，“沉潛三十餘年，乃盡得其結症所在”。初成《尚書古文疏證》4卷，黃宗羲為之序雲：“餘讀之終卷，見其取材富，折衷當”，“辨析三代以上之時日、儀禮、地理、刑法、官制、名諱、祀事、句讀、字義，因《尚書》以證他經史者，皆足以祛後儒之弊”。其後，又次第續成。康熙四十三年，由其子閻詠作“後序”。又二年，胡渭序雲：“詠以其書來，屬餘校定，且為序。餘受而讀之，凡八卷，卷各若干目。有通卷全闕者，有卷中闕數篇或僅成一篇者”，“是書所辨者古文，而實與今文相表裡。所論者《尚書》，而實貫穿諸經、史、百家語。”

《尚書古文疏證》8卷，分作128條。首先分析古文尚書篇數，說“一則曰得多十六篇，再則曰逸書十六篇，是古文尚書篇數之見於西漢者”，“馬融書序則雲逸十六篇，是古文尚書篇數之見於東漢者”，緊接著指出：“此書不知何時遂亡。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忽上古文尚書，增多二十五篇。無論其文辭、格制迥然不類。而只此數篇之不合，偽可知矣。”以下，“又按”指出：“孔壁書出於景帝初，而武帝天漢後孔安國始獻，遭巫蠱倉促之難，未及施行，則其相去已六十餘年，而安國之壽必且高矣。及考孔子世家，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則孔壁之書出，安國未生也。”

閻若璩從古文《尚書》與古籍不合，與史例不合，與古史不合，與古代典禮不合，與古代曆法不合，與古代地理不合，與訓詁不合，與義理不合等方面條分縷析，提出堅確的證據，證明古文《尚書》之偽。毛奇齡以《古文尚書冤詞》力辨真偽，但“終不能以強詞奪正理”。

四、史表補修

順治、康熙、雍正時期的史表補修，最著名者為萬斯同《歷代史表》。

萬斯同（1638—1702），字季野，浙江鄞縣（今屬寧波）人。從黃宗羲遊，博通諸史，尤熟明代掌故。南明魯王監國，為戶部主事。康熙十八年，徐元文監修《明史》，以布衣參預史局纂修。自謂“少館某所，其家有列朝實錄，吾默識闇誦，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遺也。長遊四方，輒就故家耆老求遺書，考問往事。旁及郡志、邑乘，私家撰述，靡不搜討，而要以實錄為指歸”，“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不署銜、不受俸，王鴻緒《明史稿》“大半出斯同手”。又以“馬、班史皆有表，而後漢、三國以下無之。劉知幾謂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不知史之有表，所以通紀、傳之窮者。有其人已入紀、傳而表之者，有未入紀、傳而牽連以表之者。表立而後紀、傳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廢。讀史而不讀表，非深於史者也”［48］。

《歷代史表》，為二十一史所補各種年表。據康熙丙辰（十五年，1676）李鄴嗣序，萬斯同弱冠時，以《後漢書》無表，因補作《諸王功臣世表》、《外戚宦者侯表》、《將相大臣表》、《九卿表》4篇。“自後，遂遍作三國、晉、宋、齊、梁、魏、北齊、周、隋，下及五代，凡六十篇。”“又嘗作開國以後至監國、行朝功臣、將相、內外諸大臣年表，以備史官採錄。”康熙壬申（三十一年，1692），朱彝尊序稱其“取歷代正史之未著表者，一一補之”，“季野所編皆歷代正史所必不可闕者，用以鏡當世之得失，雖附諸史，並頒之學宮，奚不可也？”黃宗羲又序稱“二十一史所載，凡經世之業，亦無不備矣，然其間缺略甚多”，季野“嘗慨二十一史多無表，乃悉從而補之，得六十卷（篇），誠不朽之盛事，大有功於後學者也。”［49］

萬斯同補表，一是宗《史記》、《漢書》之例，作諸王世表、外戚侯表、外戚諸王世表、異姓諸王世表、將相大臣及九卿年表等，一是宗《新唐書》之例，作方鎮年表、諸鎮年表等，而宦者侯表、大事年表則為其自創之例。取材自正史紀、志、傳以外，參考《唐六典》、《通典》、《冊府元龜》、《資治通鑑》及諸夾雜史，次第匯載。

參考文獻：

［1］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十四、九，中華書局，1954年。

［2］ 《清史稿》卷五0一《逸遺二》。

［3］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二十四《女直》，中華書局1993年點校本。

［4］ 黃宗羲：《梨洲遺著·文約》卷二《談孺木墓表》。

［5］ 張岱：《石匱書》卷首《自序》，《續修四庫全書》本。

［6］ 張岱：《嫏嬛文集》卷三《徵修明史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7］ 張岱：《石匱書》卷首《自序》。

［8］ 邵廷采：《思復堂文集》卷三《明遺民所知傳》，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9］ 張岱：《嫏嬛文集》卷三《與李硯翁》。

［10］ 張岱：《嫏嬛文集》卷三《與周戩伯》。

［11］ 邵廷采：《思復堂文集》卷三《明遺民所知傳》。

［12］ 張岱：《嫏嬛文集》卷三《與周戩伯》。

［13］ 張岱：《石匱書後集》卷三十九《丙戌殉難列傳》，上海，中華書局1959年版。

［14］ 沈起：《查東山年譜》順治十二年：“講學敬修堂，始著《罪惟錄》，歷二十年始成。”嘉業堂叢書本。

［15］ 參見《罪惟錄·帝紀》卷十七《毅宗紀》，《罪惟錄·列傳》卷三十一《李自成傳》。

［16］ 查繼佐：《罪惟錄·志敘》。

［17］ 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十一《經濟諸臣列傳總論》。

［18］ 繆荃孫：《藝風堂文漫存》卷四，民國刻本。

［19］ 《明季南略》卷末《跋》，中華書局1984年點校本。

［20］ 《明季北略》卷十七《張獻忠毀驛道》，中華書局1984年點校本。

［21］ 《明季北略》卷二十四《北略總說》。

［22］ 《明季北略》卷一《紀異》。

［23］ 李慈銘著、由雲龍輯：《越縵堂讀書記·史部·雜史類·明季北略、明季南略》，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

［24］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十五《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三）》，天津古籍出版，2003年。

［25］ 計六奇：《明季北略》卷首《自序》。

［26］ 李慈銘著、由雲龍輯：《越縵堂讀書記·史部·雜史類·明季北略、明季南略》。

［27］ 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卷九《總記·南明史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28］ 溫睿臨：《南疆逸史·凡例》，中華書局，1959年。

［29］ 上引均見《增訂晚明史籍考》卷九《總記·南明史乘》。

［30］ 參見傅玉璋《簡論溫睿臨與南疆逸史》，《安徽大學學報》2000年第4期。

［31］ 溫睿臨：《南疆逸史》卷首《自序》。

［32］ 溫睿臨：《南疆逸史》卷五十六。

［33］ 溫睿臨：《南疆逸史》卷十。

［34］ 溫睿臨：《南疆逸史》卷五十六。

［35］ 楊鳳苞：《南疆逸史跋》，附《南疆逸史》。

［36］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十五《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三）》。

［37］ 顧炎武：《亭林文集》卷六《天下郡國利病書序》。

［38］ 顧炎武：《歷代宅京記》卷首《徐元文序》，《亭林遺書》本。

［39］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總序一》。

［40］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熊開元序》。

［41］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九《江南方輿紀要》序。

［42］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八《清代史學之建設》。

［43］ 《清史稿》卷四八一《儒林二·張爾岐附馬驌傳》。

［44］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十五《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三）》。

［45］ 《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十六《載記類》，中華書局1965年版。

［46］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九十八，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

［47］ 《漢書》卷三十六《楚元王傳》。

［48］ 《清史稿》卷四八四《文苑一·萬斯同傳》。

［49］ 李鄴嗣、朱彝尊、黃宗羲三序，均見《歷代史表》，乾隆留香閣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