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紳的《憫農二首》，代表了文學的良心，足以讓他流芳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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憫農二首

其一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

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

其二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李紳的《憫農二首》被選入小學課本，可以說是家喻戶曉。這兩首詩以簡潔質樸的文字寫成，卻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它深刻地反映了千百年來佔中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廣大農民兄弟的生存狀態，比幾十部史書還具有分量。

第一首詩中，春種秋收，到處是碩果累累的豐收景象，四海之內，田野豐盈，到處都是農民辛勤的身影，沒有一處田地被荒置。然而，在這樣的情景下，辛勞一年的農民卻兩手空空，慘遭餓死。其言外之意，不言而喻。作者把造成這一現實慘狀的的矛頭直指貪得無厭的統治階級。可以說，在古今中外的諷諭詩中，這種意在言外的寫作手法，沒有人能夠達到李紳的這種水平。

如果說第一首詩是一種遠鏡頭式的空中俯瞰，那麼，第二首詩就是一個特寫鏡頭。烈日當空，萬里無雲，一望無際的田野裡，禾苗鬱鬱蔥蔥，一位農夫在烈日下鋤地。汗水浸透了他的衣衫，在烈日的烤炙下，他的臉龐和額頭上汗如雨下，一滴滴地滴到了禾苗下的土壤裡。最後兩句是詩人的感慨：兩手不沾泥土的官員士子商人僕婦們，他們在吃飯的時候，哪裡知道，餐盤裡的飯食，那每一粒都是農民用汗水澆灌出來的啊！短短四句二十個字，卻具有鮮明的畫面，深沉的感情，的確是偉大的傑作。

拾穗者

讀這首詩，使人不由得想起法國著名的畫家米勒。他的名作《拾穗者》，描繪了一個農村中最普通的情景：夏天，金黃色的田野看上去一望無際，麥收後的土地上，有三個農婦正彎著身子十分細心地拾取遺落的麥穗，以補充家中的食物。她們身後那堆得像小山似的麥垛，似乎和她們毫不相關。在色彩濃郁的暖黃色的色調下，整個畫面寧靜而又莊重，一種看似牧歌式的田園風光，卻傳達出了一種農民艱辛生活的苦澀意味，和李紳的這首詩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筆者童年時也曾經拾過麥穗，對其中的意味深有體會。

蘇東坡曾經讚賞王維“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而李紳的這首詩也是詩中有畫，並且畫面感非常強烈。只可惜中國的繪畫中沒有像米勒那樣的畫作，也沒有人將李紳的這首詩改作成繪畫。中國的文人士大夫往往以一種置身事外的態度來看待鄉村風光和農民生活，而很少有站在農民立場上的作品。像陶淵明和王維、孟浩然所代表的山水田園詩派，在他們的筆下，鄉村風光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他們欣賞讚美的物件，鄉野裡的農民和農民的生活根本不在他們的視野之內。清朝名士漁洋山人王士禎編有《萬首唐人絕句》，如此龐大數量，幾乎囊括了全部的唐人絕句，卻沒有選入李紳的這兩首詩，只在那裡標舉所謂的空靈飄渺的神韻說，足見士大夫之漠視民生、脫離人民的痼疾多麼頑固。有這樣的欣賞導向，清朝詩壇還能有什麼好的作品出來？本來江河日下的清詩，和滿清王朝一樣，走向沒落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偉大詩人杜甫以關心民生疾苦成就了“詩聖”的偉名，但是他的筆下是戰亂時代的境況，在那種情況下，不光是農民，所有人都會遭受苦難。而李紳寫的是太平時代糧食豐收時的情況，這種狀況在杜甫的筆下似乎一首都沒有，倒是有讚美“開元盛世”的詩篇流傳。由此可以看出李紳的非凡之處。

李紳本來應該和白居易、元稹齊名的，卻因為作品失傳而淪為小詩人。李紳儘管在第一次科舉考試中意外落榜，卻結識了已經大名鼎鼎的白居易和元稹，並且成為至交好友。他們三人關係密切，多有詩文往來。李紳第二次赴京考試，落榜後便寄寓在元稹家，還幫元稹的《鶯鶯傳》命題，創作了《鶯鶯歌》。

李紳其實是唐代“新樂府運動”的開拓者。他是使用“新題樂府”為標題進行創作，有意以“新題樂府”與傳統樂府相區別的第一人。我們這裡介紹的《憫農二首》便是他早期創作的具有新樂府精神的傑出作品。

李紳後來又創作了《新題樂府二十首》，其題材廣泛，諷諭性很強，深受白居易與元稹的讚賞和重視。元稹說道：“予友李公垂，貺予樂府新題二十首。雅有所謂，不虛為文”，並且寫了和詩十二首。白居易則加以擴充，寫了五十首，並更名為《新樂府》。這些詩成為“新樂府運動”最主要的創作實績。只可惜李紳的《新題樂府二十首》如今已經失傳。否則，李紳完全可以和白居易、元稹同列為唐朝的大詩人，成為“新樂府運動”的主將。不過，在我看來，憑藉《憫農二首》，李紳也無愧於第一流的偉大詩人。因為這兩首詩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標舉千古。

現在網上關於李紳的流言蜚語滿天飛，許多事情在正史中沒有隻言片語，可好多人為了博眼球，用誇張的題目給李紳潑髒水，引用的野史筆記也不註明出處，只是人云亦云的的抄襲和轉載，甚至關於李紳考中進士的年齡也不經過核實，就在那裡隨便述說。這種惡劣的文風如果任其蔓延，將是中國文化界的恥辱和災難。

因此，我在這裡不憚其煩，來為李紳辯誣。

李紳的傳記見於《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三，《新唐書》卷一百八十及《唐才子傳》卷六。《文苑英華》中亦有一篇《李紳傳》，不過只記載李紳在節度使李錡幕府中事。

李紳的出生年月以上三篇傳記中皆無記載，只有《舊唐書》記載李紳卒於唐武宗會昌六年。查《中國歷史紀年表》，會昌六年為公元846年。林庚、馮沅君主編的《中國曆代詩歌選》中李紳的出生年月即為存疑，但是近年來的文學史中皆記為李紳出生於公元772年，不知所據為何？

正因為如此，關於李紳考中進士的年代和年齡也是眾說紛紜。《舊唐書》原文如下：“

元和初，登進士第，釋褐國子助教，非其好也。東歸金陵，觀察使李錡愛其才，闢為從事。"

《新唐書》的記載和《舊唐書》基本相同：”

元和初，擢進士第，補國子助教，不樂，輒去。客金陵，李錡愛其才，闢掌書記。"

這兩條記載都沒有具體的年月，不知網上的大神們所說的李紳二十七歲、三十歲甚至三十五歲考中進士的說法從何而來？

這些都是小事，雖然有失嚴謹的學術風範，但也無關宏旨，不值得大書特書，不提也罷。但是潑在李紳身上的髒水，卻有必要辯解清楚。因為有關一位傑出詩人和政治家的人格和清白，不能讓流言肆意蔓延。

其實對李紳的汙衊，有兩個來源，一個是唐朝人範攄撰寫的《云溪友議》，一個是孟啟的《本事詩》。

我們先說《本事詩》。這本書由於記載了許多唐詩的來歷和典故，比如“人面桃花”的故事，便廣為流傳，所以非常有名。其中關於李紳的故事有兩條，我轉錄原文如下：

李相紳鎮淮南，張郎中又新罷江南郡，素與李搆隙，事在別錄。時於荊溪遇風，漂沒二子，悲蹙之中，復懼李之讎己，投長箋自首謝。李深憫之，復書曰："端溪不讓之詞，愚罔懷怨；荊浦沈淪之禍，鄙實愍然。"既厚遇之，殊不屑意。張感銘致謝，釋然如舊交。與張宴飲，必極歡盡醉。張嘗為廣陵從事，有酒妓，嘗好致情，而終不果納。至是二十年猶在席，目張悒然，如將涕下。李起更衣，張以指染酒，題詞盤上，妓深曉之。李既至，張持杯不樂。李覺之，即命妓歌以送酒。遂唱是詞曰："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今來頭白重相見，還上襄王玳瑁筵。"張醉歸，李令妓夕就張郎中。

劉尚書禹錫罷和州，為主客郎中、集賢學士。李司空罷鎮在京，慕劉名，嘗邀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劉於席上賦詩曰："鬟髯梳頭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閒事，斷盡江南刺史腸。"李因以妓贈之。

第一條是李紳不計前嫌，成人之美的故事。張又新這個人沒有什麼名氣，但是因為兩首詩被《本事詩》記錄了下來。這一條可以證明李紳為人寬厚，但是從不見有人引用。第二條倒是作為李紳“生活奢華”的罪證。但這裡的“李司空”未必就是李紳。

且不說招妓宴飲是唐宋文人的日常生活習慣，連大詩人杜甫那麼老成持重的人都有過攜妓宴飲的事，怎麼到李紳這裡就成了“生活奢侈、作風低下”？更何況這條記載據今人考證，其所載並不符合事實。岑仲勉《唐史餘沈》卷三《司空見慣》雲：

"劉自和州調入，約在大和元、二年，至六年復出，於時紳方貶降居外，曾未作鎮（參《舊書》一七三），何雲罷鎮在京？且唐制重內輕外，郎官尤名貴，自稱刺史尤不類，同時守司空者乃裴度，此涉於李紳之全誤者也。"

因此，把這種毫無根據、有違常識的髒水潑在李紳身上，真是莫名其妙。

更為莫名其妙的是，有一條關於李紳喜歡吃雞舌，一餐飯要殺三百隻雞的故事，不論正史還是野史都不見記載，這種無稽之談，何以會安在李紳的身上？

下來我們看看被網上到處引用的《云溪友議》。關於李紳的流言大部分都出自這本書。但是這本書的大部分內容根本不可靠。《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道：

《云溪友議》三卷，唐範攄撰。攄自號五云溪人，故以名書。五云溪者，若耶溪之別名也。其書世有二本。一分上、中、下三卷，每條各以三字標題，前有攄自序。一為商濬《稗海》所刻，作十二卷，而自序及標題則並佚之。……此為泰興季振宜家所藏三卷之本，較商氏所刻為完善，所錄皆中唐以後雜事。其中如記安祿山生於鄧州南陽，與姚汝能祿山事蹟所記生於營州阿軋犖山者不同，殆傳聞之誤。記李白蜀道難為房琯、杜甫厄於嚴武而作，宋蕭士贇李詩補註已駁之。他如陳子昂為射洪令段簡所殺在武后時，章仇兼瓊判梓州事在天寶以後，時代迥不相及。殺王昌齡者閭邱曉，殺閭邱曉者張鎬，與高適亦不相關。乃雲章仇大夫兼瓊為陳拾遺雪獄，高適侍郎為王江寧申冤，殊不可解。陳拾遺句下注曰陳冕字子昂，亦與史不符。又周德華唱賀知章楊柳枝詞一篇，今本據韋縠《才調集》，《才調集》又據此書。然古詞但有月節折楊柳歌，其楊柳枝一調，實興自中唐白居易諸人，郭茂倩《樂府詩集》班班可考，知章時安有是題？皆委巷流傳，失於考證，至於頌於頔之寬仁，詆李紳之狂悖，譭譽不免失當。而李群玉黃陵廟詩一條，侮謔古聖，尤小人無忌之談，皆不足取。然六十五條之中，詩話居十之七八，大抵為孟棨《本事詩》所未載。逸篇瑣事，頗賴以傳。又以唐人說唐詩，耳目所接，終較後人為近，故考唐詩者如計有功《紀事》諸書，往往據之以為證焉。

在這裡言之鑿鑿地說明此書“至於頌於頔之寬仁，

詆李紳之狂悖，譭譽不免失當

。而李群玉黃陵廟詩一條，侮謔古聖，尤小人無忌之談，皆不足取。”這種早有定論的事情，還在那裡人云亦云，汙衊古人，真是讓人不解。《四庫全書》經過無數學者的校勘考證，其結論難道不如網上毫無根據的流言可信？

反觀正史的記載，絲毫不見李紳有何劣跡。其在李錡幕府中的事蹟，倒是堂堂正正的英雄所為，比李白糊里糊塗的捲入永王李璘的造反事件中，顯出了李紳作為政治家的素質。《舊唐書》的原文如下：“東歸金陵，觀察使李錡愛其才，闢為從事。紳以錡所為專恣，不受其書幣，錡怒，將殺紳，遁而獲免。錡誅，朝廷嘉之，召拜右拾遺。”

至於有人說李紳捲入黨爭是結黨營私，這種毫無歷史知識的無知言語，簡直不值一駁。晚唐的牛李黨爭綿延達四十多年，當時的著名人物都捲入其中，白居易、劉禹錫、柳宗元、元稹、李商隱等大名鼎鼎的詩人都未倖免，著名的“八司馬”事件人所共知，卻單單拿這個作為李紳的汙點，也不嫌暴露自己的無知。

在當今的學術界，正規的學術論文中對李紳的評價都是很高的。吳舜庚主編的《唐代文學史》指出李紳的藝術成就“具有寫長篇敘事詩的才能，成就與影響僅次於元、白”，認為他“不僅在新樂府方面影響了元、白，而且在寫長篇敘事詩方面也有倡導之功。”此外，書中認為李紳的《追昔遊集》是一部“宦海沉浮錄”，“其中或寫傷殘遭貶、升沉遭遇，或寫帝京州郡風物、嶺嶠荒隨所見，非無病呻吟之作。”東北師範大學碩士研究生金悅在其學位論文《王建李紳詩歌對照研究》一文中引述了上述觀點後，認為“這個評價還是十分中肯的。”

金悅認為，“李紳寫作《追昔遊集》時已遭貶謫，卻懷著對現實的積極關注，長歌當哭，應該值得稱讚。雖有平凡篇目，但確有值得值得稱道之佳作，這是不可磨滅的。”

筆者認為，李紳後期的作品的確有少數粉飾太平的作品，那是與作者的身份地位有關係的。說到底，李紳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位純粹的文人。文人在一個比較開明的社會，可以暢所欲言，無所顧忌，而政治家便不會如此。像李白和蘇軾那樣口無遮攔，那麼在政壇上便無立足之地。假如像明清時代那種文字獄盛行的狀況，那樣的行為只能招來殺身之禍。何況李紳所處的時代黨爭之禍並不比文字獄寬鬆，李紳又捲入其中，明哲保身也是當然之舉。而李紳結交的白居易、元稹、李德裕都是正值良善之輩，非李逢吉之類的奸佞小人。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如何能說李紳品行不端？

流言止於智者，望大家在網上傳播知識的時候，能夠核實清楚，不要人云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