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司馬遷遇見屈原

楔子

“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

他，屈原，形容枯槁，於江畔走走停停，尋尋覓覓，不禁仰首悲呼。

這裹挾著泥沙的渾濁江水呵！如何才能將你看的真切？我願縱身一躍，衝破汙濁，如此興許更接近我想要的答案。

他，司馬遷，悵然若失，凝望著江水拍擊揚起浪潮。

時光奔騰，江水不息。“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我的身體雖然殘破，我的文章將永存。

江上氤氳著迷濛的水汽，寒風入骨，攝人魂！

這一眼，他們隔江相望，穿越百年風塵滄桑；這一眼，他們彼此心意相通，透過彼此枯瘦的軀體看到對方身後偉岸的靈魂。

“我深陷宮中汙濁心機，欲報效祖國，揚我國名，卻被小人流言陷害。願不染俗塵，自成一朵，卻仍被黑暗排擠。而今，國已滅，志未報，人間已改，我心不變。我當如何？”屈原悲極無言，望著對岸的人，再無聲。

“我自書香門第，史官出身，誠實公正是家訓。李陵之事，我勸君謹慎，卻被判極刑，大辱至極，大辱至極！我的史書還未完成，流言肆意，人已不全，含垢苟活，痛苦難捱，每每思及，汗淚俱下。我當如何？”

天邊泛出曙光，又是一夜清冷無眠。

霧氣消散了些，他們隔江相望，看清了彼此的臉，亦看清了彼此的心。他們無法給對方答案，但胸中已有了自己的回答。

假如有一天屈原與司馬遷相遇

程鑠懿

驚蟄一過，雨竟依舊淅淅瀝瀝。昨日春風吹得柳枝冒出了芽尖尖，今日又被這倒春寒硬生生凍了起來。馬蹄聲清脆異常，“噠噠，噠噠”，漸近汨羅江，濺起一路溼而粘膩的春泥。遠處的來人迫不及待脫了官帽，戴上與官服極不相稱的笠帽，無目的地在林中賓士著，忽見江畔一素衣人，鬆散著衣襟，邊走邊唱：

“世人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

來人翻身下馬，迎面走向素衣者：“在下司馬遷，今竟有幸與先生相見。”說罷拱手作揖。

“你乃閨閣之臣，怎得閒出宮賞這春雨？” 素衣者微微抬眉，作揖還禮。

“在下深知先生不屑於宦官，望先生能瞭解鄙人之難。”雨絲漸細，四周霧氣繚繞，司馬遷脫下笠帽，雙鬢灰黯處立即染上了水汽。

“人命由天，只這世俗塵埃，吾不願以身之察察受此汶汶者。”素衣者將額前浸溼的髮絲稍加整理，臉色正如這倒春寒一般厲害。司馬遷作揖的雙手沒有放下，反而將身子埋得更低了些：“先生是明白人，在下遇恥，實是無顏面對這清白之世。”

“罷了。屈平寧處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素衣者擺了擺手，不再願與來人多言語。

“草創未就，惜其不成，隱忍而苟活，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雨滴凝固於司馬遷眉梢

“爾等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今不必自雕琢，曼辭以自飾，惟這汨羅之清能濯吾之汶汶。”屈原淡然

雨停。春光穿過柳芽間。素衣者已不見了蹤影。司馬遷脫下笠帽，長嘆一聲，復戴官帽，翻身上馬疾馳而歸……

相似的挫折，不同的選擇

關於屈原自沉而死，自漢代以來幾乎已成定論。漢代王逸、司馬遷、班固、賈誼都認定屈原是在汨羅江自沉的。如司馬遷：“餘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再如班固，其《離騷贊序》曰：“至於襄王，複用讒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賦以諷諫，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

但在宋代之後，特別是明清以來，一些學者卻對屈原“自投汨羅以死”的說法提出質疑，日本學者齋藤正謙甚至說屈子自謂“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是“憤激之言，而非實話”。但畢竟關於屈原的最早記載就是在漢代，後人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還是應該以當時的記載為依據。因此，屈原投水而死之說當無疑問。

2。屈原的死亡情結和自沉情結

梁啟超先生說過：“研究屈原，應該拿他的自殺做出發點。”（《梁啟超：《屈原研究》）屈原的死亡意識在他的詩中表述得很早，寫得很多，延續了很長時間，成為一個夙願。他在《離騷》中一再寫到“死”，其他篇目中也一再寫到“沒身”“赴淵”等有關死亡的詞彙，可以說“死亡情結”構成屈原作品和思想中最為“驚才絕豔”的頭號主題。

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離騷》）

寧溘死以流亡兮，餘不忍為此態也。（《離騷》）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離騷》）

阽餘身而危死兮，覽餘初其猶未悔。（《離騷》）

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惜往日》）

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惜往日》）

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國殤》）

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國殤》）

露申辛夷，死林薄兮。（《涉江》）

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哀郢》）

知死不可讓，原勿愛兮。（《懷沙》）

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悲回風》）

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悲回風》）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天問》）

何所不死？長人何守？（《天問》）

延年不死，壽何所止？（《天問》）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天問》）

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天問》）

我們暫以楚懷王十六年（前313）屈原三十一歲寫《離騷》為準，按屈原自沉在頃襄王十九年（前280），終年六十五歲（亦從遊國恩說）來算，那麼，從其寫作《離騷》吐露死志到自殺也有三十多年了。這麼長的時間懷著自殺之心，並且還具體明確地選定了投江而死的方式：

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漁父》）

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惜往日》）

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昭。（《惜往日》）

屈原的自沉情結可能是受戰國“枯槁赴淵”風尚的影響。《莊子·刻意》篇說：“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同時，更是長懷彭咸情結的結果。

3。屈原的彭咸情結

我們注意到另外一個現象，屈原作品提到彭咸其人共有七次。計《抽思》一次，《思美人》一次，《悲回風》三次，《離騷》兩次，可以說彭咸是屈原的精神祖先。

望三五以為像兮，指彭咸以為儀。（《抽思》）

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思美人》）

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悲回風》）

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悲回風》）

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悲回風》）

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離騷》）

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離騷》）

屈原自述自己的人生榜樣是彭咸，那麼，彭咸究竟是何許人也？王逸《楚辭章句》注：“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又說屈子“言時世之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施善政，故我將自沉汩淵，從彭咸而居處也”。類似的言詞在屈原作品中多次出現，其意向無疑是十分明確的。特別是當懷王客死於秦而頃襄王上臺之後，君主的改易不但沒有給他提供“兩美必合”的新機會，反而使他遭到更為慘痛的打擊，被放逐於江南。這時，他自殺的念頭便成為一種決心：“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懷沙》）君子，指的即是彭咸。可見屈原對彭咸已經到了念念不忘的地步。對此，遊國恩先生有一段中肯的評價：“屈子自再放江南時，而死志始決。其後之沉淵而死者，蓋亦先有彭咸之志而又適符其跡者也。”

後人對此多有不信，認為是附會之詞。我以為，對於彭咸的有無，對於屈子到底是念其人還是欲效其事，是不必爭來爭去的，只要看看屈賦裡提到的他想效法的先賢，就知道並不只彭咸一人，如史籍可考的介子推、伯夷、伍子胥、申徒狄、比干……不也提了多次，也有投江自盡的嗎？ 屈原早年在《橘頌》中提到“行比伯夷”，在《悲回風》中又提到“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州渚兮，悲申徒之抗跡”。其實這裡的伯夷、伍子胥、申徒狄與彭咸一樣，也是“死”的符號。伯夷、叔齊聞武王伐紂，一同叩馬而諫。武王滅商後，兩兄弟“義不食周粟”而餓死在首陽山上。申徒狄因“不容於世，義不苟取”而自盡。這些人物也是屈原彭咸情結的投射和反映。

司馬遷的屈原情結

1。司馬遷與屈原在氣質上的契合

司馬遷《屈原列傳》第一次全面系統地記載了屈原的家世、生平。屈原自沉一百六十多年之後，年方二十的司馬遷“南遊江淮”，來到屈原自沉的汨羅江畔，臨流憑弔，唏噓垂涕。“餘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淚，想見其為人。”（《屈原賈生列傳》）可見，司馬遷對於屈原的追隨，不僅是停留在史官的文字記載層面，更是親身去汨羅江畔，探訪屈原的精神足跡。他在屈原投江的地方，久久徘徊，追問屈原自殺的意義，對屈原的人生選擇具有“同情之瞭解”。“餘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既是“悲其志”，也是悲其人，這一“悲”字，讓人心顫。司馬遷是屈原的知音，他的泣涕是針對屈原。對於屈原一生，司馬遷可謂感同身受。

司馬遷不僅追慕屈原，他本人更具有濃郁深刻的屈原氣質：多情、好奇、悲憫、哀怨。司馬遷一生最大的特點是好奇，好奇是浪漫精神最直接的表現。揚雄的話說得好極了：“多愛不忍，子長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劉鶚《〈老殘遊記〉序》：“《離騷》為屈大夫之哭泣；《莊子》為蒙叟之哭泣；《史記》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詩集》為杜工部之哭泣；李後主以詞哭，八大山人以畫哭；王實甫寄哭泣於《西廂記》；曹雪芹寄哭泣於《紅樓夢》。”司馬遷也有著屈原那樣悲天憫人的詩人情懷，有著穿透“天人之際、古今之變”的詩人智慧與詩人魄力，同時也有著像屈原一樣的悲劇命運。屈原胸中鬱結的怨憤之氣借《離騷》一抒為快，《史記》的強烈抒情性留有《離騷》的餘韻。司馬遷在《屈原賈生列傳》中指出：“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原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此是借他人之酒，澆自己心中之塊壘。

他以詩人之心與屈原的靈魂對話，於是，他便寫出了一部堪稱悲劇詩史的《史記》。由此出發，《史記》與《離騷》就曾被相提並論。魯迅先生說“司馬遷寫《史記》，不拘於史法，不囿於字句，發於情，肆於心而為文”，固能成其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清人劉熙載說：“太史公文，兼括六藝百家之旨。第論其惻怛之情，抑揚之致，則得於《詩》三百篇及《離騷》居多。學《離騷》得其情者為太史公……離形得似，當以太史公為尚。”又說：“文如雲龍霧豹，出沒隱見，變化無方：此《莊》《騷》、太史所同。”

2。司馬遷的不遇情結與屈子詩魂的現實契合

司馬遷受宮刑之後，追念屈原，不禁悲從中來：“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髕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甚至在《報任少卿書》中說：“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其《悲士不遇賦》中也表達了以“不遇”為核心的哀怨情緒。

讀屈原的作品，總有一種深沉的壓抑感。他的憤懣淤積太多，沒有人可以理解，壓抑到了極限，於是只有汩汩滔滔噴洩出來。壓抑愈深，宣洩愈烈。《離騷》重複沓雜，甚而不合邏輯，《天問》更是亂，甚至不知所云。但司馬遷從人性的深處去作詮解，認為這是痛苦至極的呼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人窮則反本”，這是何等深刻的體會，也是司馬遷的不遇情結與屈子詩魂的現實契合。

司馬遷對屈原情結的契合與超越

1。《史記》對自殺行為的敘事關注和情感激賞

屈原的自殺情結和司馬遷的屈原情結滲透在《史記》的創作中，使司馬遷在表現歷史人物時濃墨重彩於他們的死亡，對無數的自殺者予以“理解的同情”。讀《史記》我們會產生一個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司馬遷在人物傳記中偏好敘述那些自殺的人物，而且濃墨重彩地渲染人物之死的壯烈，對這些自殺人物的悲劇命運寄懷著憫惜同情和情感激賞。

《史記》中記述自殺的種類有自焚、投河、自剄、服毒、自刺、絕食、上吊、觸樹等，自殺的群體以王侯將相公卿士大夫為主。《史記》所記自殺個案除重出外共一百零二處，可計數者六百二十二人。最早者應為殷末時的申徒狄，最遲者為公元前29年漢成帝時的尹忠。其中殷西周時六人，春秋時二十三人，戰國時十八人，秦二世時十一人，漢高帝時共五百二十餘人，最悲壯者為《田儋列傳》中田橫五百賓客聞田橫死皆自殺的記載。呂后時兩人，漢文帝時兩人，漢景帝時八人，漢武帝時二十四人，漢昭帝時兩人，漢宣帝時五人，漢成帝時一人。在《史記》中，“士可殺不可辱”的觀念深入人心， 免辱型自殺成為洗刷羞恥、避免受辱的一種方式，此類事件在《史記》中出現頻率極高。

我們從《史記》中可以看到許多壯麗的死亡場面：荊軻悲歌易水，一去不返；項羽有逃脫的機會，但因無顏見江東父老，拔劍向頸；李廣並無必死之罪，只因不願以久經征戰的餘生受辱於刀筆吏，橫刀自刎……可以說司馬遷特有的關於死亡的歷史敘事，喚起了讀者對死亡強烈的審美意識。寫項羽自殺尤為感人至深，他濃墨渲染這位霸王英雄末路慷慨悲歌，花上近千字的篇幅，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毫無必要。

而這樣的表達既不符合儒家溫柔敦厚的美學理念，與道家的清靜無為更是相去甚遠。那麼，為什麼司馬遷會如此關注乃至激賞種種慷慨自殺呢？筆者以為，對赴死的欣賞、肯定和讚歎，主要還是源於作者內心強烈的屈原情結；同時，司馬遷自己求死而不能，故賦予喜愛的歷史人物痛快淋漓的死亡過程，以消解內心的鬱結。

2。司馬遷的“隱忍苟活”與屈原自殺的外在對立與內在契合

司馬遷在李陵之禍後選擇了接受恥辱的宮刑而“隱忍苟活”，從表面上看，兩人對生命的理解似乎不同：屈原選擇了慷慨赴死，司馬遷選擇了忍辱負重。

無論是生還是死，其實都是生命的形式，兩個人對生命價值觀的理解是內在契合的。兩個人都遭遇不平，滿腔憂憤，都著書立說，表達自己的抑鬱憂憤之情。屈原在處境困頓之時，以投江結束生命向昏庸的楚國君臣抗議；而司馬遷在生與死的抉擇中，選擇的是忍辱負重。他認為“人固有一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此時去死，是輕於鴻毛的，而完成未竟之著《史記》，讓它能“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才能重於泰山。在《屈原列傳》中，司馬遷對屈原之死不無惋惜之意，但這並不影響他對屈原自殺的推崇和膜拜。

古人認為超越死亡的主要途徑就是聲名傳之後世。漢代經學家韓嬰曾說：“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為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由是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三者存乎身，名傳於世，與日月並息，天不能殺，地不能生，當桀紂之世，不能汙也。”司馬遷自述“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報任安書》）。從這個角度出發，才能理解司馬遷忍辱抉擇背後的心結。

3。司馬遷之死撲朔迷離

司馬遷完成《史記》後下落不明，那麼司馬遷究竟是怎麼死的呢？史書語焉不詳，後人就更無從知曉。不過，我們可以猜測大概有三種：（1）被皇帝、權貴逼死或害死。（2）自然死亡或病死。（3）書成之後，不願再苟活，自殺。在這三種之中，自殺的可能性最大。

班固《漢書》的《司馬遷傳》中沒有提到司馬遷之死，這在《漢書》的體例中屬於例外，暗示出司馬遷之死應該不是正常死亡。聯絡司馬遷出獄後被任命為中書令，尊崇任職，那麼漢武帝官方賜死的可能性也不大。以司馬遷的性格，倒是自殺的可能性最大，而班固這樣做很可能是出於“為尊者諱”的考慮。

李長之先生在《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一書中有這樣一段分析：“徵和三年（前90），這一年李廣利帶兵七萬，出五原，擊匈奴，兵敗而降。這是《史記》中所記最晚的可信為出自司馬遷手筆的事，可能司馬遷就是在這一年死去的，那麼他只是活了四十六歲而已了……《自序》可能就是作於徵和三年（前90）的，那最後的話是：‘餘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大有書稿寫成後，擱筆而躊躇滿志的愉快在！四十六歲以後的司馬遷如何，我們卻一點也不曉得。他是自殺還是病死？我們也沒有絲毫記錄。以他的倔強，自殺也很可能。他覺得任務已了，或者就不必苟活了的吧。”

如果司馬遷確實是自殺，這就暗合了屈原的悲劇結局，並與屈原實現了最後也是最深刻的契合。但在溫柔敦厚、怨而不怒的儒家文化中，屈原受到指責，司馬遷也同樣得不到原諒。

但無論如何歷史的帷幕一層層地拉上了，一個個大時代虛掩在時間的黑夜中。而屈原、司馬遷卻如歷史天幕上的燦爛星斗，將永遠在我們的精神家園裡熠熠生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