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東方所到的考古遺蹟，有多少知道的？

考古遺址有幾

考古調查和發掘表明，在山東省境內，到處都有商人活動的遺蹟和遺物。截至目前為止，除德州地區尚未發現商代遺址和遺物外，其他各魏都有發現。特烈值得注意的是臨近渤海萊州灣的愁民濱縣蘭家村@、桓臺田莊②，昌濰地區的濰坊③、益都蘇埠電④，以及半島東南近黃海邊膠州灣的膠縣西奄⑥，煙臺地區海陽縣的尚都村@等近海的地區，都先後發現過商代文化的遺蹟和遺物。

其中，益都蘇埠電，早在1931年，考古工作者就已在這裡發現過商代的青鋼器等重要文物。@1965年至1986年間，又曾發掘過四座商代大墓和一座商代車馬坑。這裡發現的大基作亞字形，是商代後期都城—一安陽“般楚”王酸形大墓以外最大的。蘇埠電的藍形大墓的慕室南北長達15米，東西寬達10。7米，深約8。5米；內有殉人四十八個之多，還狗有狗六條。基中所出大型人面透雕紋青鍋餓，更表明這裡在商代是屬於諸侯封國之地。

因為除了商王外，只有諸侯一級才有這樣的權力象徵之物。再從同時出土的鼎、暈、爵、以及戈、矛等各種青銅器、陶器、玉器等等夾看，商代益都一帶當為諸侯封國的政治、軍事中心。更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幾件主要鋼器上都有相同的銘文“亞礁”。

據研究，這一帶是商代請侯國薄姑氏的活動區域，所掘形大基，很可能就是薄姑氏某個國君的陵墓。至於山東中部和西部的商代遺址和遺物，如淄博，濟南大辛莊，泰安長清，平陰，濟寧滕縣等地，當更靠近商王朝腹地，就不一一列舉了。山東境內所有商代遺址和遺物，大多數是相當於“般墟文化”晚期，即商末的；但也有相當於“般墟文化”早期或更早的，如濟南大辛莊早期遺存。

這說明：在今天山東境內，直到最東邊近海的地方，至遲在商代後期，確已是商王國領土的重要組成部分了。尤其是益都蘇埠屯發現的歪形大墓和不少銅器，與商王都城的文化面貌完全無別。這充分說明商王朝與諸侯國之間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關係都非常密切。這是商代奴隸制王國的統一性的最好說明。

商王國東方疆域到了海邊，除上述山東半島的考古文物材料可以證明外，在江蘇也得到了印證。江蘇省除在銅山縣茅村丘灣發現了商代的祭祀遺址外，在蘇北濱海的連雲港，也曾發現過商代的遺蹟。目前江蘇境內大約已發現十多處商代遺址，出土的遺物有生產工具，如石、骨、蚌器和青銅刀；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如隔、顏、、盆、豆等，此外還有甲骨，但未見有字鳴。

不過，從這些情況已可看出，在商代，這些地方也是深受商王國影響的。這與商末乙、辛時代徵夷方，將其版圖發展到江淮之間可以印證，《淮南子》講商王國的疆域“左東海”也是完全可信的。甲骨卜辭中把當時王國的南方廣大疆域稱作“南土”（《合集》20576正）。文獻上有時稱為“南鄉”（《詩·商頌·般武》）。商人對南土的開拓是比較早的，大致商取代夏以後，南方不少族屬已歸附商王國；後來商王國一度中衰，又時有反叛。

武丁之時，隨著奴隸經濟的發展和國力的強盛，商王朝又大事征伐，這就是《詩·商頌·般武》中講的武丁伐荊楚的事。詩中說：“提彼殿武，奮伐荊楚，深入其阻，哀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這就是說，當商王武了興師伐荊楚時，打過了方城地方。詩中已明確講過“維女荊楚，居國南鄉”，那麼武丁伐荊楚時兵除方城的方城在哪裡呢？春秋以前有兩個方城：一個是在今河南方城縣東北地方，即《左傳·倍公四年》講的“楚國方城以為城”，它是古代楚國長城。

《方輿紀要》說：“楚置城于山上，以為要隘，其山連線南陽、唐縣、葉縣之境數百里，亦日長城。另外還有一個方城，即《左傳·文公十六年》講的“楚、廬、娜、黎侵庸，及庸方城”，注云：“上庸縣東有方城亭。”《輿地紀勝》說：“方城有名望楚山，楚懷王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共發兵攻方城，軍登山以望楚國故名。”這個方城在今天的湖北省西部的娜陽地區竹山縣東南。鄭玄所講的商王武丁兵喻方城，所指是哪一個呢？

有人說是河南的方城，因而不少人便以為商代的南部疆域大概不過此地。但是。據《呂氏春秋·異用》說，早在成湯網開三面之時，“江南之國日，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高誘注：“江南，漢水之南。”漢水之南，當然包括荊楚之地。胡承琪《毛詩後箋》謂：“漢南之國即荊楚也。”鄭玄也說是由於般道衰，楚國才叛離商朝的。這就是說，漢南的方國部落商初時本已歸附商朝，成為商王國的一部分，後來王朝一度中衰，有的國族時有反叛，才有武丁伐荊楚之事，這便是《般武》孔疏所講的：“高宗前世，殷道中衰，官室不修，荊楚背叛；高宗有德，中興腹道，伐荊楚。“

以上表明，商王國的南部疆域早已越過今河南而進入湖北江漢、荊山地區。那種以河南方城為商南界的說法，顯然不符合歷史實際。從考古和文物材料來看，商王國的南土所及，不僅出河南入湖北，而且跨過了長江。近幾十年來，先後在湖北省境內許多地方，以及湖南、江西的一些地方曾多次發現過商代中、晚期的造跡和遺物。已見於報導的如：湖北黃破盤龍城、袁李灣④，江陵的張家山，漢陽的紗帽山④，近年又在隨縣城南的淅河，發現了較盤龍城略晚的商代中期遺物，湖北西南宜昌地區的枝江、宜都、當陽也發現了商代文物⑥。

這些地方發現的商代遺址和文物，有的早到二里岡期。如在盤龍城遺址，從1954年以來，先後發現了商代二里岡期的許多文物。特別是1974年秋，除發掘出商代中期的城址、殿堂、墓址和奴隸殉葬墓外，還獲得了許多銅器、陶器、玉器等。從這些材料看出，這裡的商文化與黃河流域的商文化有著高度的統一性，它主要表現在下面幾個方面；（1）城牆的營造技術和宮殿的建築手法相同；（2）基葬的埋葬風俗完全一致；（3）青銅工藝和制玉工藝的風格完全相同；（4）製陶工藝與基本器皿的特徵相同⑧。

所有這些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統一性，應是商代南疆早在盤庚遷都以前就已達於長江流域的反映。事實上，商文化在南方所及遠不只此，它的南疆也不是以長江為界。歷年來在江南湘、贛境內就發現過不少商代的遺蹟和遺物。在湖南先後發現了二十餘處商代文化遺址。已見於報導的如石門皂市、寧鄉黃材炭河裡⑧、岳陽新開長沙鹿芝嶺造址上層、湘鄉石壩岱子坪遺址中層、衡陽金山嶺遺址上層、瀏陽樟樹塘遺址上層、零陵菱角塘、南嶽彭家嶺遺址上層、安仁何古山、麻陽蘭裡，以及辰溪譚灣和張家溜等④。

1977年10月，在衡陽市郊又發現了商代精美的青銅器。，在江西，1973年發現了清江吳城商代遺址，接著又先後在清江三橋公社、都昌烏雲山麓等地發現了鼎、蔬、斧、鑄等商代青鋼器②。其中在清江吳城遺址出土的，不僅有大量的禮器、生活用器，還有鋼滾和鑄造青鋼器的石範。

根據地層堆積和出土器物特點，大體可以分為三個不同時期：最下層約在盤庚小乙以前，與鄭州二里網期上層差不多；中層大致相當於武了至藤辛、康丁時代，與“般嫁文化”前期和中期差不多，最上面屬於商代末對於湖南、江西所出的商代遺物，因不少是窖藏，而且器物精美。有的同志便認為是商亡國時南逃的奴隸主帶到這些地方的。也有人認為是後人埋戴或受商文化影響的產物。我則認為可能是當地鑄造的。

比如江西清江所出的雲、刀，鏽以及陶器的形制、紋飾，也都與黃河流域所出商代的遺物差不多，有的甚至完全相同。像這裡所出的一件直口繼紋罐就與河南新鄉潞王較下層商代遺址出的完全一樣。特別是：這裡的陶器和石範上的刻劃符號和文字共有一百五十多個，按其時代雖較安陽甲骨文為早，且出自手工業工人之手，但其筆法、形體結構都與甲骨文相似，其中有的甚至可以對照甲骨文字認識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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