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州神獸銅鏡，珍藏中日古代文化交流密碼

三角緣神獸鏡哪兒製造的

鄂州神獸銅鏡，珍藏中日古代文化交流密碼

水墨鄂州

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中日文化交流源遠流長，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紀。此後，在兩國交往中，直到近代日本明治維新之前，主要是中國古代文化對日本的輸出和影響。然而，自從日本本土的古墳中出土了一定數量的三角緣神獸鏡後（見下圖），有日本學者認為這種銅鏡不是來自於中國，而是由日本本土設計製作出來的，並由此推斷這是日中古代文化的交接點，即日本古代文化開始逐漸擺脫對中華文化的依附，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化，從而為此感到自豪和驕傲。

中國專家對神獸鏡的考證

1981年2月，日本東京舉辦了日本第五次古代史討論會，主題是“探索日中古代文化的交接點”。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王仲殊先生率領代表團出席了這次討論會，並就神獸鏡的相關問題，向日本學者進行了解答與論證說明。

王仲殊先生前後用了近十年時間研究中國古代銅鏡，出版了多部論著並發表了十幾篇專題論文，是中國銅鏡研究的泰斗級人物。為揭開三角緣神獸鏡之謎，他不辭辛苦，既奔波於日本，又考察了國內不少出土銅鏡的地方，當來到湖北鄂州，看到擺在眼前、數量驚人的大批次神獸鏡時，激動地對陪同的省市專家說：“找到了，終於找到了！這下可解決了中日古代銅鏡文化之爭的一個大問題。”

在這次討論會上，王仲殊先生反駁了日本學者的觀點。他認為，雖然到目前為止，在中國境內還沒有發現日本考古學界所稱的三角緣神獸鏡，但是鄂州出土的神獸鏡完全可以證明，日本的三角緣神獸鏡源自中國的神獸鏡，而且生產這種銅鏡的工匠來自於中國三國時代的孫吳。

古武昌神獸鏡的文化元素

國家級資深教授、中國六朝考古著名學者、南京大學歷史系原考古教研室主任蔣贊初先生，在其論文《湖北鄂城六朝考古的主要收穫》中寫道：“今湖北省鄂州市古名武昌，為三國初年孫權稱吳王時的王都，也是孫吳建國後的第一個都城。其後，孫權雖還都建業（今南京），但武昌仍作為‘西都’直訖吳亡。兩晉南朝時，仍為武昌郡治所在，尤以東晉前期時地位特別重要，為捍衛首都建康的中游重鎮。所以，今鄂城市郊分佈有相當豐富的六朝遺蹟和墓葬。”銅鏡，特別是神獸鏡就有大量的出土。

中國銅鏡是中國青銅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最早是殷商西周時王室和高階貴族的專用品，到了漢代，銅鏡已進入尋常百姓家。《中國古代銅鏡》著作者、國家歷史博物館原副館長、歷史考古專家孔祥星，在為丁堂華主編的《鄂州銅鏡》專著序中明確指出：“此書所列東漢三國時期267面銅鏡中，神獸鏡共141面，是最大宗的鏡類。目前，出土地點明確的還有浙江、江蘇、安徽、湖南、江西等數十餘省……其數量總和還不如鄂州一地所出，充分顯示出鄂州應是鑄造神獸鏡為主的地區。”這種神獸鏡有一個共同特點：銅鏡呈圓形，正面有一個拋光的鏡面，反面雕刻著花紋，主要紋樣是浮雕式的東王父、西王母等神像和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等各種祥瑞動物影象，周邊紋飾基本都是平緣，鏡緣及外部有花紋。不少銅鏡上還鐫刻有吉祥語及何年、何人在何地製作之類的文字。

旅日工匠傳承古武昌制鏡文脈

為什麼說，武昌神獸鏡影響了日本的三角緣神獸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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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三角緣神獸鏡的主紋大體與鄂州出土的神獸鏡相似，都是東王父、西王母等神像和龍虎等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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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三角緣神獸鏡製作於中國的三國時代，有的銅鏡還鑄有中國的年號，刻有“陳氏作竟”“張氏作竟”等中國工匠的姓氏，由於神獸鏡盛產於中國江南吳地，罕見於黃河流域魏的領地，故三角緣神獸鏡應為吳國的匠師東渡日本製作，不排除這些人中就有鄂城的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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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吳的工匠到日本後，在鄂城神獸鏡的基礎上進行了一定創新，如銅鏡的周邊由平緣改為三角緣。所謂三角緣，是指鏡緣隆起甚高，頂端是尖的，斷面呈三角形，故稱三角緣神獸鏡。

還有一個特點，有的三角緣神獸鏡鏡面比武昌神獸鏡要大一些，這是工匠們在仿製吳鏡時，為了結合日本人的喜好而有意為之。有趣的是，孫吳的工匠在國內製鏡時，嘗試過用佛像取代神仙像作鏡的圖紋。東渡日本後，工匠們置身於當時尚不知佛教為何物的異邦，因而在制鏡時，他們將佛像與神仙像混淆起來，有時竟將神仙的冠戴誤加在佛像頭上等，成就了一段佳話。

忘記過去，意味著背叛。一個國家雖然富強起來了，但不應忘記過去、否認歷史，變得狹隘、自大而無知。武昌神獸鏡的出現，說明了日本三角緣神獸鏡並沒有違背中國文化影響日本文明的這一歷史規律，還原了歷史的本來面目。那種認為三角緣神獸鏡的出現成為日中文化交接點的謬論，已被史實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