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從黃昏起飛》《從》《穿越午夜之門：影像裡的愛慾與正義》

惡跡昭著是什麼意思啊

羽戈 大家談B

今天

羽戈：青年學者、作家。皖北人，生於1982年，2004年畢業於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致力於政治學與中國近代史研究。撰有《從黃昏起飛》《穿越午夜之門：影像裡的愛慾與正義》《百年孤影》《酒罷問君三語》《少年遊》《豈有文章覺天下》《帝王學的迷津：楊度與近代中國》《鵝城人物誌》《不為什麼而讀書》《激進之踵：戊戌變法反思錄》等。

這些年讀刀公爾登，頗有所得。隨感如東鱗西爪，現彙編一文，彼此之間並非全無干系。

治史貴能平心持論。深文周納，於古人無所傷，而於當世學術人心，則流弊實大。

——錢穆

至於我的書，遺憾的是不能每出一本書就換一個筆名；若能每一次重新開始，我會覺得更自由。

——卡爾維諾《巴黎隱士》

刀爾登其人

我們認識一位作家，往往透過他的文字。不過，我讀刀爾登先生的過程卻恰恰相反，我是先聽說這個人的傳奇，再留意他的文章。在他的朋友與擁躉口中，他彷彿不是這個時代的人物，他的行止，納入《世說新語》，毫無突兀之感。有一個朋友，與他素未謀面，路過北京，他便從石家莊坐火車趕去陪人喝酒，酒至八分，興盡而返，百里迢迢，彈指一揮。這不是傳說，而是和平年代的義薄雲天。

刀爾登一向被稱為隱士，他卻不願接受這頂桂冠。其理由，據我推測，第一，今日中國不同於魏晉時代，王化所及，不見南山，權力的嚴控之下，歸隱的自由早被剝奪，倘自以為隱士，或以“大隱隱於市”相標榜，無非是自欺欺人，用紙糊的繁花裝飾鴕鳥般的腦袋；第二，以刀爾登對生活的熱愛，譬如他好酒，愛旅遊、攝影，關心時事，暢遊網路，這與我們想見的遁世離群的隱者情懷還是有些距離。所以，我不認為他是隱士，他只是不合時宜、有所不為而已。他的許多選擇，如自稱詩人，都疏離了這個時代，甚至構成了對這個時代的嘲諷，俗流無法認同他，遂賜以“隱士”的美譽，以此命名，將他排斥到主流之外。質言之，所謂隱士，暗藏了一種價值觀上的放逐。

我眼中的刀爾登，不是異人，而是通人。這個“通”，一指他的淵博，學貫古今中西，他談國史，信手拈來，舉重若輕，這等境界，非把萬卷史料化入腹中不能為；二指他評人論世、知往鑑今的通達，他自己有所不為，對他人的有所為，卻不鄙夷，他的靈魂一塵不染，對他人身上的汙垢，卻能同情。這後一點，最令我受益。我好講平恕之道，有人問，什麼是平恕？請讀刀爾登的書。

《中國好人》

記得《中國好人》的封面，印了一句令人瞠目的話：

“中國雜文，魯迅、王小波之後，幸好還有刀爾登。”

這應是出版商的手筆，依刀爾登的謙遜與淡泊，必定不屑於這般宣傳自己。單論雜文，刀爾登與魯迅，可比性實在不大：魯迅的雜文，並不以說理見長；刀爾登雜文的一大特色，恰是說理。與擅長說理的王小波相比，刀爾登的文字功夫似乎更勝一籌，其表述機警、明快，力求一劍封喉（當然，有時過於追求文意的奇崛，則不如王小波通俗），就此而言，卻與魯迅相近了。

《中國好人》出版之前，我便讀過一些篇章。印象最深的一篇，當是寫阮大鋮的“製造小人”。由此標題，可知立意。我對東林黨、復社諸子的行動，頗有些非議，嘗言

“君子一旦誤國，往往尤甚於小人”

。然而君子小人之說，更多是道德標籤，實無助於我們深入瞭解歷史迷局。刀爾登“製造小人”一文，則更進一步，詮釋東林黨人為什麼要集矢於阮大鋮：

“因為團體需要公敵，來把集體凝聚起來；更重要的是，好人主義需要壞人，來做制度性失敗的替罪羊。”

質言之，這個小人，並非阮大鋮想當，而是他不得不當；或者說，即便他不當，那也有人會當。東林黨人的正義光芒，需要阮大鋮們的鏡鑑來反射。

“製造小人”可與“打嚴嵩”並讀。無論史上，還是民間，嚴嵩的惡名，都遠過於阮大鋮。刀爾登則說，事實上，嚴嵩談不上有多好，正如談不上有多壞。至少他在世之時，名聲不差，“我們看當時的名公巨儒，高人碩士，和嚴嵩多有過從，有的還頗親密，而非皆出於應酬”。嚴嵩被打，淪為過街老鼠，源於兩個人（徐階、王世貞）和一種觀念。這種觀念便是“泛德論”：

“以為道德衝突乃是社會衝突的主幹，我們的失敗，不是自己無能，而是有壞人在搗鬼。明朝政治一塌糊塗，捉壞蛋運動便格外蓬勃；反過來說，因為捉壞蛋運動太蓬勃，所以一塌糊塗。嘉靖後期政治失敗，不能不有替罪羊。”

從捉壞蛋到製造小人，從嚴嵩到阮大鋮，這一點，不妨當作讀解中國史的密匙。甚至不惟歷史，如今依然有用。君不見，現在一有衝突，都要先揪出一個內奸、惡棍、蛀蟲麼？

《中國好人》所輯錄的文章，以史論為主。刀爾登論史之長，不在對史料的發掘，他雖博覽群書，所使用的史料，幾乎都是大路貨（這也印證了我的一個論斷：除非研究黨史，否則實在不必標新立異於對史料的佔有，把那些通用的史料讀透了，論史必有所得），而在視角的獨特與立論的通達。徐曉說，刀爾登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刁，這話止有一半的道理。首先，刀爾登的確刁，讀他的文章，有時單讀標題，便可見他出手的刁鑽，除了論阮大鋮的“製造小人”，還有寫海瑞“有女莫嫁海主事”、寫朱元璋“得天下者得民心”、寫乾隆“生命在於運動”、寫宋江“卿本賊人”、寫王莽“百姓不仁，亦以聖人為芻狗”等。其次，刀爾登出劍雖刁，胸中卻是一團光明正大之氣，他立論的根基並不刁，往往基於常情、常理、常識。以通達為本，他的刁，便不是尖刻，而是深刻。

說了半天，到底什麼是通達？為馮道辯誣，不乏其人，刀爾登的論斷，令人感覺通透：

“史上名氣最大的，不是大凶大惡之人，就是大仁大善之人，說明社會出了毛病，不是縱人為惡，就是逼人去做常人所難之事。如馮道者，一平常人耳，以其平常混世界，也以其平常挨人罵。”

明朝敗亡，宦官是一大病毒。這其中，正德年間操縱朝政的司禮監掌印太監劉瑾自是惡跡昭著。論明史者，多罵劉瑾，刀爾登卻指出，讀書人憎恨宦官，然而“宦官上應天象，也是讀書人的發明”。

“有縱人為惡的機構，自不愁找不到為惡之人，而罵宦官，剮劉瑾，雖然義勇可形，但既然又主張宦官制度，知者難免要說那是移羞做怒。”

“移羞做怒”四字，道盡了一些人的本色，他們假借憤怒，掩蔽內心的自私與犬儒；以正義之名的憤怒，不過是一塊骯髒的遮羞布。

類似通達之論，在刀爾登筆下，簡直不勝列舉。如論雍正的用人特點，叫“不疑不用，不用不疑”；論古代的忠孝之兩難，問題不在忠孝本身，“而在於缺少一種普通的正義觀，高於具體人際關係的價值”，說白了，即忠孝之上，還應有更高的價值觀；論司馬相如做《封禪文》，刀爾登說，他不喜歡的不是諂諛，而是諂的方式：先意承志，先主上之憂而憂。

說到論司馬相如一文，我則要向刀爾登獻上一得之愚。文中，刀爾登引用了梁啟超罵奴性的兩句話，實則此言不是出自梁任公之口，而是他的同門，與他齊名的麥孟華所云。這篇文章叫“說奴隸”，刊於《清議報》，刀爾登所引的那段，異常精闢，茲錄如下：

奴隸則既無自治之力，亦無獨立之心，舉凡飲食男女、衣服起居，無不待命於主人，而在賦之人權，應享之幸福，亦遂無不奉之主人之手。衣主人之衣，食主人之食，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依賴之外無思想，服從之外無性質，諛媚之外無笑語，奔走之外無事業，侍候之外無精神。呼之不敢不來，麾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亦不敢不死。得主人之一盼、博主人之一笑，則如獲至寶，如膺九錫，如等天堂，囂然誇耀於儕輩為榮寵。及嬰主人之怒，則俯首屈膝，氣下股慄，雖極其凌蹴踐踏，不敢有分毫抵杵之色，不敢生分毫憤奮之心。

《七日談》

《七日談》雖謂小說，卻可視為數十篇說理的雜文。因那些故事，出自“我”與張三的閒談，於是刀爾登的行文，少了一些含蓄、典雅，多了一些口語化的直白，就此而言，倒更接近王小波。不過刀爾登講故事，比王小波還喜歡繞彎子，常常講到一大半，便戛然而止，留下懸疑，讓讀者納悶半晌。當然這本書不是懸疑小說，其要義依舊在於說理。所說的理，以及說理的方法，不像《中國好人》，以關心事實、辨明真相為起點；而是以還原人性、理清邏輯為基礎。據他對媒體說，他寫《七日談》，最初“希望寫出一本令人不安的書——讓人對自己的一些固有想法發生懷疑”，寫到後來，有所收斂。這種收斂，並未改寫文字的立意。這依舊是一本令人不安的書：如果說今日中國主要有三種人，騙子、傻子和啞巴，那麼此書的措意，就是令啞巴開口，令傻子聰明，令騙子不安。

《不必讀書目》

我對“必讀書目”之流一向不敢恭維，不管所開的書目出自何方神聖之手。蓋一個“必”字，折射了神聖們的自負和虛妄。人間世並無什麼必須要讀的書，包括以發行量之鉅著稱的《聖經》與毛選，儒教徒未必願讀前者，猶如自由主義者未必願讀後者。假如一定要找一本必讀書，恐怕只能是字詞典。故我的案頭，惟有一書一年四季雷打不動，即疑似盜版的《現代漢語詞典》。

話雖這麼說，我卻難逃“必讀”之劫。前些年，有人開書單，名曰“大學生必讀的十本書”，將我的處女作《從黃昏起飛》納入，驚出我一身冷汗。這十本書並列，相互之間毋寧構成了侮辱。譬如我的書侮辱了朱熹的《四書章句集註》與錢穆的《國史大綱》，有些書則侮辱了我幼稚而真摯的寫作。且這些書，並無一本需要大學生必讀。如果他們要讀《論語》的話，朱熹《四書章句集註》顯然過於古奧，倒是楊伯峻《論語譯註》更適合發矇。

“必讀”令人反感，“不必讀”卻令人歡喜。因為，就我們生存的時代而言，爛書的數量，遠遠多於好書，假如出版界在生產十本爛書的同時，能生產一本好書，作為讀者，我自覺賺了。讀爛書自然是浪費時間、金錢與視力，若有人以“不必讀”的名目製作爛書榜，實在功德無量。

刀爾登這本《不必讀書目》，所論皆為古書，不過他針對的不是爛書，而是爛人，以及偏見、鄉愿、褊狹的視野、鄙陋的風俗等。譬如他說不必讀《老子》，因為“老子的思想，早已滲入你我心中”；不必讀《孫子》，因為“咱們這裡，人人都是兵法家，至少現在是這樣”；不必讀韓愈，因為“他的修辭和文法，後人盡已繼承，上過中學的人，當早熟悉了；沒理攪三分的手藝，連沒上過中學的人也早熟悉了”……這些話，皮裡陽秋，更多是在嘲諷現代人呢。

不讀西遊一文，前半篇文章，卻不涉《西遊記》半分，而針對“這個前言盛行的時代”——我讀到這個高超的命名，差一點拍案而起。好多書，內容本來是一流，因一篇三流的前言，敗了讀者的興致而被棄若敝屣（如河北教育出版社所出的“中國現代學術經典”系列，數十本書共用一篇總序，此序雖是名家所撰，長達數十頁，卻無幾分乾貨，平白耗費紙張，徒增書價）。刀爾登說：

……敬愛的讀者，您想必也和我一樣，屢次遭受這樣的伏擊，滿懷希望地開啟一本書，先讀到的，卻是長達幾十頁的前言之類，等我們把它讀完，精神和身體都下垂了，心裡沉甸甸的；本來是想跳到歡樂的馬背上馳騁一番，結果變成了馱夫，要給——據說是——自己的精神，運輸一大批救濟品。這類前言，把我們對作品的理解，限制在一兩種之內。同樣糟糕的，是他們預測到我們有可能因作品的哪些內容，哪種品質，而發生趣味，便防患未然，把所有這些所在，用各種大義，統統悶死，使我們一旦讀到該處，心中湧起的不是歡樂，而是沉痛了。

說到底，“不必讀”云云，不是書的問題，而是人的問題，不是古人的問題，而是今人的問題。若你讀罷《不必讀書目》，即不再讀那些古書，你就陷入了刀爾登所預伏的陷阱，淪為他批評之刃所凌遲的物件。從這個意義上講，所謂“不必讀”，反成了一種“必讀”，當你祛除了眼中的陰霾與心頭的陋見，便可能生出對那些書的熱愛，並讀出它們的微言大義。

刀爾登畫蛇，我願添足，就他所論的“不必讀”，列一些不必讀書目。如《論語》，南懷瑾、于丹之流的“別裁”、“心得”等，的確不必讀。如《孫子》，今人以官場、商場、職場之爐，煮出的孫子兵法心靈雞湯，的確不必讀。再如《公羊傳》，今天一些一身妖氣的公羊學家與指鹿為馬的政治儒學家們的高論，大抵更不必讀。

《舊山河》

《舊山河》的體例，與《中國好人》相仿，都是史論集，二書大概有十餘篇重合。我不知重複收錄的根據，不過，《中國好人》書中，我最喜歡的幾篇，大都入選了《舊山河》。因此重讀之餘，頗欣喜於自己的眼光。

二書相比，《舊山河》更直白，所謂直白，是指議古論今，對現實的諷刺，更加激切，力透紙背。如“菜刀公孫弘”一文，從公孫弘向漢武帝獻計“禁民毋得挾弓弩”談起，一直談到當代的刀具管制，刀爾登以反諷的口吻，倡議禁刀，從禁菜刀開始，為此，他願從今不叫刀爾登，改叫菜爾登。

此文結尾雲：

反對者或說，禁用菜刀，於民不便。此亦宋人不禁畲刀之意，但持此論者，不要忘了宋江方臘，就出在宋代。縱然小有不便，俗話說，兩害相權取其輕，吃肉事小，治安事大。況如今各種切絲，切片，切條，切塊的工具，或電動或手動，琳琅滿目，何必非得用兇形惡相的菜刀呢？至於屠宰，可以電死，勒死，淹死，衝死，撞死，踢死，毒死，燻死，或竟勸其自殺，何必非得用血淋淋的刀呢？

這樣的行文，遍尋《中國好人》，難覓其蹤。也許，劇變的不是刀爾登，而是世道，刀爾登論史，本為諷世，當世變日亟，他針砭故紙堆的筆法隨之激烈起來。從這個意義上講，刀爾登哪裡是隱士呢，那顆火熱的心，全然背叛了隱士的恬淡。他對時事的關注與表達，更與採菊東籬的隱者無涉。

再如“無名英雄”一文，從對周順昌、魏大中等施以酷刑的獄吏寫起，這些人，雖是依附於制度機器的螺絲釘，其作惡之暴虐無道、喪盡天良，卻非螺絲釘的身份所能豁免，可惜他們名字不傳，心事不傳。故刀爾登呼籲：“唯盼自今以後，無數為王前驅的好漢，把自己的事蹟說將開來，令四鄰皆知，天下皆知，庶可免於不得不做無名英雄！”

書中不乏警世之語，且鈔一句作結：

完美的專制是會與敵手共舞的，只要對方下他的舞池；反抗者填寫著自己的新詞，用的卻是對方的曲譜。

2013年10月6日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