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隸主階級與新興地主階級的對決，兩者之間的對決是怎麼發生的呢？

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孔子之後，特別是進入戰國時期以後，奴隸制社會急劇向封建制社會轉化。奴隸制的堤岸已被沖決，但還沒有全線崩潰；新型的封建制社會已經萌生，但還十分脆弱，極不健全，極不成熟。

如何維護舊的堡壘，使之苟延殘喘，或東山再起，這是奴隸主階級及其代言人終日思考和要解決的課題；如何培育新型封建社會這棵幼苗，如何塑造這個社會的形象，則是新興地主階級及其代言人終日思考和要解決的課題。兩軍對壘，各自都想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於是在思想界便形成了一種非常活躍的局面。大家各抒己見，各申主張，這就是所謂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

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其實質是不同階級不同政治路線的論爭，是思想戰線上不同哲學觀點的論爭。在論爭中，為了適應某一階級或階層的需要，彼此之間都極力宣傳各自的觀點和主張，以便戰勝對方，弘揚自己，爭取掌權者的採納，實現自己的治世理想。

正是這種活躍的論爭，產生了大批私人著作，從而使我國正規書籍的創作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出現了書籍生產的第一個高潮。例如早期的儒家、道家、墨家。戰國中葉以後儒家又有孟子、荀子；道家又有尹文子、慎子、莊子；還有新生的法家商鞅、吳起、申不害、韓非；名家公孫龍、惠施；陰陽家鄒衍、鄒奭〔shi是〕等等，他們都有自己的著作。與此同時科技方面也出現了醫書《內經》、藥物書《本草》；文學方面則出現了不朽的名著——屈原的《離騷》。此外在天文、曆法、農業、畜牧、歷史、地理等方面也出現了專著。

這時期的著作，特別是諸子作品，一般都長於思辨，這是百家爭鳴局面所決定的。孟軻在《孟子·滕文公下》中嘆稱：“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這兩句話，很可代表先秦諸子的一般心境。就連文學作品，像屈原的《離騷》，也帶有這種長於思辨的時代氣息。可見，書籍的創作一開始就和社會的政治、經濟變化相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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