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宏偉：如何與辦案人員溝通，吳春紅案“以身試毒"製造對話機會

扶律談常是什麼意思

大多數人都認為自己掌握真理，凡是他人的不同觀點，即是謬誤。為了公益，我犧牲我認為憲法有錯誤的私人之見。也請各位代表和我一起，稍微懷疑一下自己的一貫正確，為了我們之間真實的或表面的一致，在憲法上簽名。——富蘭克林，美國製憲會議發言

一、話題的緣起

很感謝徐昕老師扶攜後學，給我提供了一個發言機會，講“如何與辦案人員溝通”。

但事實上，曾有朋友開玩笑說，金宏偉是一個對人過敏的人。確實，我不喜歡社交，幾乎不參加公眾活動。我也不善於與媒體打交道，會把所有的採訪任務都推給合作律師。我的興趣是一個人安靜地閱卷、寫材料，而不是與人交流。那麼為什麼我這樣一個“對人過敏”的人會來講“如何與辦案人員溝通”這樣的話題。

主要原因是寫完《冤案申訴、一家之言》，有幾位朋友和申訴者問，你有多起案子被再審，是如何讓辦案機關注意到案件的？還有一個原因，是公號裡常常收到一些青年律師的私信，詢問如何與辦案人員進行溝通這類的問題。我想借這個機會，講講我自己的真實經歷（不限於申訴），供申訴者參考，更是希望那些給我寫信的青年律師們看到，即便是金宏偉這樣“對人過敏”的人也可以透過一些有意識地訓練，實現與辦案人員的溝通。內向的人做律師，確實存在一些天然的劣勢，我們無法像那些善於與人交往的人那樣迅速與陌生人打成一片。但內向的人也常常是喜歡思考的人，思考和訓練可以讓我們做到自己以往不敢想的事。

當然，在開始正文之前，我想特別宣告一下，我經常把申訴比喻為“沙漠中的逃生”。你可以把申訴視為自己在沙漠中迷路了。希望在哪裡，不知道。盡頭在哪裡，不知道。沙漠逃生，一分技巧（比如多久喝一次水之類的），九分運氣。技巧能讓你堅持的時間久一點，而運氣決定你能不能走出沙漠。我下面將要談的案例，都是常規案件。如果你的運氣不好，遇到那種就是不安排會見、就是不和律師談、就是要硬判、就是不再審的案子。什麼辦法都沒有，只能熬。聶樹斌案熬了20年才熬出頭，陳國清案熬了26年了還是沒到頭，什麼時候能看到希望，神仙也不知道。

二、錨定共通點——尋找對話的機會。

德國著名刑法學家英格伯格·普佩寫了一本《法律人的6堂思維訓練課》。書中提到一個案例，說一個軍官在彈盡糧絕的時刻，放棄了戰鬥到底的上級命令，帶領士兵投降了。軍事法庭對於這位軍官的行為產生了爭論，一方認為這名軍官非常勇敢，為了保全士兵寶貴的生命而違抗命令，另一方則認為這名軍官無法面對死亡，是不勇敢的。

在英格伯格·普佩看來，這種爭論是無效的，也不可能有結果，因為雙方對“勇敢”的定義是不一樣的。從不同的定義出發，爭論只會像軍備競賽一樣，各方不斷完善自己的理由，越走越遠，而不是達成一致。

美國人布魯斯·沃勒也寫了一本叫《優雅的辯論》（英文原名為《congenial debates on controversial questions》，直譯為《如何對有爭議的問題進行適宜的討論》似乎更好，本文題目即來自該書）的書，提出了與《法律人的6堂思維訓練課》一書近似的觀點——多數的爭辯其實是各方在不同價值維度中的各說各話，不可能形成共識；反之，如果大家先能錨定共通點是什麼，再看分歧點有沒有溝通途徑，或許對事情的解決更有促進作用。

這就是我要說的第一個問題，如果你試圖與辦案人員進行溝通，那麼你首先要做的是，耐心地去思考對方的思考邏輯是什麼、訴求是什麼，進而思考自己與對方的訴求有沒有共通的地方，以及大家講的到底是不是一個問題。

先舉一個尋找共通點的案例。有個“拒執”的案子，公司的多位高管被抓，但實控人沒被抓。民商律師認為實控人沒有股東身份，因此與案件無關。我則說這可能是民商律師不瞭解刑事案件，資金流向了你，你在刑事案件中很可能就有關係，沒抓你，是給你時間籌錢解決問題（事後證明我的預判是對的，關於民商思維可能對刑事案件起反作用，我寫過《企業的刑事風險是難以預防》，有興趣的可以看看）。我接受委託之後，到辦案單位交手續時根本沒人理我，我就說我是什麼什麼案子的律師，我這邊打算籌錢解決問題，你看誰能幫我叫一聲承辦人。這時，旁邊一人說話了，承辦人確實不在，不過你等會，我找局長看看有沒有時間。後來談了一會，商量出來一個解決方案，實控人最後也沒抓，高管也都取保，籌錢和解。這個案子，兩週就結案了。結案的關鍵就是我預判辦案機關希望快速結案，也知道實控人想徹底擺脫刑事風險，並且基於案卷認為推翻民事判決的可能性不大。既然，民事判決必然要被執行，又何必為了冒著刑事風險去拖著呢？早執行，早完事，這就是實控人與辦案單位的共通點。

再舉一個明確“定義”的案例。有個“非吸”的案子，會見當事人時，當事人說壞了，辦案人可能誤會我要死扛，挺不高興的。事實也證明，自那以後，一直到開庭前會議，我始終就沒打通承辦人的電話，直接去找也找不到。等到開庭前會了，我提前攔住承辦人說，我希望能給我當事人認個自首，當事人願意認罪認罰。承辦人說，他不是不認罪嗎？我說，那是他對法律不太瞭解，其實他對指控他的事情都認，就是解釋一下自己的涉案情節，怕刑期太重（我與當事人對這一點進行了提前確認，他認罪認罰，只希望能爭取到最好的認罪認罰結果）。承認人一聽願意認罪認罰，就停下來和我談了一會，後來開庭時直接當庭說我的當事人屬於自首。這個案子最終實現了當事人的預期效果，就是透過對“認罪認罰”的定義理解上的統一。

這裡簡單插一點關於認罪認罰的題外話。這個制度太荒唐了，普通公眾懂刑法嗎？基本是不懂的。不要說公眾，法律人對同一個行為到底是不是犯罪，是什麼犯罪還爭論不休，例如用替換二維碼的方式把商家的錢弄到自己口袋是什麼罪？現在的認罪認罰是讓普通公眾去準確的認一個罪名，這可能嗎？不現實的，由此就導致了實踐中的很多問題。嫌疑人自己願意“認事”，但想解釋一下。嫌疑人覺得自己已經認罪認罰了，但辦案人員看嫌疑人一解釋，就說沒有認罪認罰。這就是大家對認罪認罰的定義理解不同引出來的問題。這個問題其實也不單純是影響嫌疑人，例如在涉黑案中，小弟把事認下來，公訴人說被告人認罪認罰。那我作為律師就可以說，既然你說自己認罪認罰，那你先把涉黑的法條給我講一下，我看你懂不懂什麼是涉黑。如果你連罪名是什麼都講不明白，你認得什麼罪？

認罪認罰先說這麼多，還是迴歸正題。關於如何訓練自己去尋找各方的共通點。我的個人經驗是多看體制人寫的書或文章。律師的書，可能會介紹一些經驗，但畢竟是隔岸觀花。所以看律師的書，要少而精，而體制人寫的書，則多多益善。我買了很多體制人寫的書，也在微博上不斷看他們的東西。即便我不認同他們的觀點，我還是強迫自己看。看多了，多少能猜到一些。

在訓練自己的過程中，我經常用富蘭克林在美國製憲會議上的一段話提醒自己，這裡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大多數人都認為自己掌握真理，凡是他人的不同觀點，即是謬誤。為了公益，我暫時放下我認為憲法有錯誤的私人之見。也請各位代表和我一起，稍微懷疑一下自己的一貫正確，為了我們之間真實的或表面的一致，在憲法上簽名。”在美國憲法很有可能面臨流產的困局下，富蘭克林用這段話說服了大部分制憲代表，讓大家明白，即便每個人都認為憲法草案還存在各種問題，但各州的共通點是隻有聯合在一起才能保證各州的安全，這才是最大的利益點。我用富蘭克林的話提醒自己，工作過程中不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名實之爭，而是要多想想怎樣幫當事人解決問題。

最後想說一下的是，這種尋找共通點的辯護方式，可能會讓一些人反感，認為這不夠硬氣、不夠正義。像“拒執”那個案子，我建議籌錢和解。實控人說他也諮詢過其他律師，建議不和解，做無罪辯護。我問實控人，先不說法律上是不是真的無罪，即便我們假設無罪，一個案子動輒經年，你自己想想一旦失去人身自由所造成的損失。在我看來，這就有點像我開篇引用的《法律人的6堂思維訓練課》中的軍官案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評價體系，對律師這個職業有各自的理解。而我對於律師這個職業的理解很簡單，就是當事人主義，能協助當事人解決問題即可。站在這個價值維度上，我還是願意去想想自己與辦案單位有沒有共通點，雖然說不上為當事人爭取到了雙贏，但至少保證了當事人兩害相權取其輕。

三、人都是感情動物——製造對話的機會。

國際法中有個“連線點”的概念。我這裡借用一下，辦案子也需要製造“連線點”，把一些嚴格講與案件無關的東西，用到案件中來。

有些案件，可以像我前面講的，基於工作經驗，大體猜出辦案人員的訴求點在哪裡。但也有些案件，你猜不出來。特別是申訴案件，你根本不知道承辦人 是誰，猜都沒法猜。這時候，我就想起侯孝賢的一個電影（名字忘了，《一一》或《麻將》？），裡面有一個人一談事，開場白總是“中國人都是講一個情字”。找不到共通點，那就只能去講“情”了。

比如吳春紅這個案子，前兩天李長青律師講的過程中也提到了我做過的一些嘗試。當時交完申訴材料，但不知道承辦人是誰。每次去問進展，回覆都是“等訊息，如果沒有新證據，你也不用每到三個月都來。”怎麼辦呢？案子都過去十幾二十年了，讓我現在去找新證據，那不天方夜譚嗎？沒辦法，我就按照案卷記載的作案方式，自己製作了原審認定的含毒食物，吃下去，到了屍檢的時間，我自己扣吐出來，然後錄影片拍照片，證明食物殘渣和屍檢記載的胃內容物狀態不一致。你說這是不是新證據，絕對不是。但為吳春紅申訴的過程中，你拿著這個事情去說，很多人都能被我的這個行為引出對吳春紅案的瞭解興趣。呂先三案，有人反饋說，看辯護詞沒被觸動，但看完我寫的呂先三辦案手記後有點觸動。

還一個案子，我按照案卷記載的行車路線，自己開車繞了兩圈，路上有幾個探頭，幾個路口，早晚人流情況等等，做點記錄。然後和承辦人說我的這些觀察。這些同樣都不是新證據，但比較直觀、生動，讓承辦人聽起來確實有那麼點意思，然後就和我談了。

一個挺敏感的案子。我和法官聯絡，要閱卷，法官一開始總說沒時間。後來我就不斷地和法官聯絡，每次只要能打通電話，就和法官說我又發現了案件的什麼新情況，每次說一兩個，每次不重複（這個問題，我想強調一下，我個人建議寫或談問題，要少而多頻。人的記憶時有限的，你說多了，也沒人能記住。不如今天說點，明天說點，不斷地說，大部分不重複，重點問題時不時重複。我有些法律意見，早就寫好了，故意拆成四五份，分幾次傳送）。並且，我不是隻說案卷裡的情況，我還說從當地打聽到的一些街頭巷尾的談論。這些談論依然不是新證據，也不可能被作為證據，但對於理解案件，又是一些參考。後來法官安排了閱卷時間，我看了案卷又發現了更多問題，再繼續溝通。

這幾個案子，可能聽起來同樣會讓人覺得不夠硬氣，不夠正義。不給閱卷就曝光、投訴嘛。我自己事後覆盤時，想想自己就當時為什麼要這樣做，多少有些堵運氣的成分。人和人交流，有時是有直覺的。有些人雖然開始冷淡，但直覺會讓你覺得，緩一緩或許能談。有這種直覺時，我就選擇緩一下。但是不是真能談，我也不知道。有時講了好久的“情”，對方還是不理睬，反而耽誤了很多時間，還不如直接投訴的效果快。這裡有很大的直覺和運氣成分。

當然，如果實在聯絡不上承辦人，就不存在所謂的直覺判斷了。遇到這種情況，我的嘗試辦法就是寫微博、公號或信等材料。我有些案件的突破口，就是從寫信、寫公號開始的，偶爾還是有一點用，可以算是一個沒辦法時的辦法。寫材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方法。但怎麼寫，可能還是有些要注意的地方。前段時間，關於如何評價孫楊案中的律師函，律師圈裡有很多文章，我也寫了一個《孫楊案的律師函，你可以說是零分，也可以說是90分》。我在這個文章裡說，寫文章最重要的是想清楚“寫給誰看，為什麼寫”。孫楊案的律師函被很多人評價為不專業，但或許人家律師壓根也沒想過要寫的很專業。從目前公佈的情況看，是孫楊一方主動、自願聘請的律師，沒有任何外界力量去幹涉。不排除律師就是寫給客戶看的，所以才那樣寫。

在我看來，文筆不重要，知道“寫給誰，為什麼寫”才重要。我個人的工作習慣，會針對一個案件寫不同形式的文章，有些是寫給公眾看的，有些是寫給辦案人員看的，內容、形式一定不一樣。有些事情不適合公開寫的，還可以多寫幾封信來快遞。我昨天寫《冤案申訴、一家之言》時也提過，很多人的案件材料都像一個模子裡套出來。如果你不區分受眾，永遠拿同樣的文章給所有人看，效果很可能就不好。例如，你寫微博時為了表達情緒，說“構陷”“勾結”“暗箱”，然後你把這樣的材料郵寄給承辦人，對方可能連看都不看，他不會覺得你是來談的。

四、打得好，才能談得好——贏得對話的機會

作為一個70年代的人，我們小時候都是看著小兵張嘎、地道戰、鐵道游擊隊等戰爭電影長大的，心中都有一個軍人夢。其中，二野的上黨戰役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當時國共正在談判，劉、鄧在制定作戰方針時說：我們立足於打，同時不放棄有利條件下的談，只有打得好，才能談得好。

我認為對於一些開始很難談的案件，可以學習這個思路。特別是那些所謂的“大腦袋”拍板的案件，承辦人也決定不了案件走向，你把談的重點放在承辦人身上就沒意義了，這時候就要想辦法讓“大腦袋”聽到你的聲音。打的動靜越大，談的可能性越大。我有個案件，本身挺敏感的，一開始也是完全無法談。反而是積極應對之後，讓各方明白這個案子的坑挺大的，事後又贏得了談的機會。

“贏得對話機會”本質上是“製造對話機會”的一種特殊形式，所以單拿出來說一下。無論是“錨定共通點”還是“講情”，這兩種方法，只要你願意訓練自己，多多少少都能有些效果。但使用“以打促談”這種方法，先決條件是你得“敢打、能打”，其中“敢打”最重要。我以前寫過一個《想做刑辯，先回家問問你媽》，文章中提到王興、朱明勇等多位刑事大咖都認為勇氣對於刑事律師可能是最重要的，辦案人員一吼你就怕了，甚至人家沒吼你就先怕得罪人，那你有啥技巧都用不上。

關於“敢打、能打”，無論是前輩一代的徐昕、周澤、仝宗錦、朱明勇等老師，還是青年一代的張磊、王興、李仲偉、王飛、王萬瓊、周海洋、肖之娥、黃佳德等人，都比我做的要好，大案刑辯論壇後續也後陸續推出他們當中大部分人的直播，我在這裡就不班門弄斧了，謝謝大家，耽誤大家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