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苟能自立志，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為？何必藉助於人？

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為

做人從哪裡開始呢？從立志開始。志向，是使人緊張起來、站立起來的東西，好比一棵樹的軀幹。人生的價值、意義和境界全是被志向所照亮的。沒有志向也就沒有人生的方向。

曾國藩從自己一生的成敗中悟出了這樣一個道理：人才的高下，是由其志趣所決定的。志向、趣味低下的人安於現狀，囿於世俗的偏見，必然會越來越卑劣；而志向和趣味高尚的人嚮往先賢的輝煌事業，因此也就一天比一天高潔。這就像遠行一樣：如果奮勇直前，有破釜沉舟之志，那麼即使走得再遠也不覺得累；如果稀裡糊塗，沒有追求，近處也是可以度日的，又何必遠行百里之外呢？他認為，只要立志，那麼聖賢豪傑的境界人人都可以達到。

曾國藩曾給自己定下了座右銘：“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他堅信終有一天，自己會如同雲中展翅翱翔的孤鳳一樣，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引來九州的震動；他相信自己會像生長在深山中的巨樹一般，有朝一日必將成為國家的棟樑。

在寫給好友劉蓉的信中，曾國藩更為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宏圖大志：“此間有太常唐先生，博聞而約守，矜嚴而樂易，近著《國朝學案》一書，崇二陸二張之歸，闢陽儒陰釋之說，可謂深切著明，狂瀾砥柱。又有比部六安吳君廷棟、蒙古倭君，皆實求朱子之渚而力踐之。國藩既從數君子後，與聞末論，而淺鄙視之資，兼嗜華藻，篤好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誦之不厭也。故凡僕之所志，其大若蓋欲行仁義於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則欲寡過於身，行道於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於宗族鄉黨。其有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其無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辱知最厚，輒一吐不怍之言，非敢執途人而齪齪不休如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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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說“志之不立，本之拔矣”。曾國藩的同僚胡林翼曾經說過：“人生絕不該隨俗浮沉，生無益於當時，死無聞於後世。其如此，我們應自立自強，努力做眾人不敢為、不能為的事情，上以報國，下以振家，不負此昂藏七尺之軀。”他之所以說得好，是因為他說得全面、樸實，說得現實，我們可以做得到。當然說的和曾國藩最為接近的是王陽明。他在給弟弟的信中寫道：“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擁灌溉，勞苦無成矣。”王陽明說得“根”和曾國藩提到的“本”就是一個意思。因此，要成就任何事情，首先必須要確立志向。

換句話說，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志，也就是要使自己振作起來、抖擻精神，給自己一個目標、一個方向。人無志向，則柔弱無剛。王陽明說得好：“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盪奔逸，終亦何所底乎。”志向不確立，就像沒有舵的船、沒有嚼子的馬。沒有方向，隨波逐流，又怎麼能有所成就呢？

古代有個寓言故事講：“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幾千裡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貧者至焉。人之立志，固不如蜀鄙之僧哉？”可見，只要確立了志向，不管條件如何艱苦，也一定能實現目標；反之，儘管條件優越，如果一味貪圖安逸，沒有志向，反而一事無成。

曾國藩認為，凡做事，都要有志向。人生當有人生之志，為學當有為學之志，修身當有修身之志。關於人生之志，曾國藩有從“雉卵變蛟龍”到“國之藩籬”的自信。關於為學之志，曾國藩認為，士人讀書，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恆。關於修身之志，曾國藩一生著力效法標準人物。即使後來和太平軍決戰時，他仍將中國幾千年來的名家重新估計，命兒子曾紀澤畫其影象，懸於壁間。他還做《聖哲畫像記》一文，作為終身效法的標準人物，以使自己的人格更臻於完善。他於文中寫道：“古之君子，蓋五日不憂，五日不樂。道之不明，己之不免為鄉人，一息之或懈，憂也；居易以俟命，下學而上達，仰不愧而俯不怍，樂也。自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至於王氏，莫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於祈，何所為報？”

曾國藩正是抱著“不為聖賢，便為禽獸”的志向，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基本人生信條，才從“朝為田舍郎”到“暮登天子堂”，成為一位“中興依賴，幾人而已”的封疆大吏。有志者，事竟成。志向是對人的一種召喚、一種誘惑、一種刺激。但願它能喚起你潛在的力量和一往無前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