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宏義：宋初戶數辨析 | 202007-42（總第1362期）

本住房內戶數是什麼意思

本文原刊於《歷史研究》2020年第2期

感謝顧宏義老師賜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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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顧宏義，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研究員。

北宋太祖朝初年與末年的域內總戶數，宋代史籍記載之數頗有異同，即太祖建隆初年與開寶末年各有兩個相距頗大的數字：（1）建隆初年，其一作為“國初版籍之數”之“總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戶”（以下簡稱“96萬戶”）；［1］其二為宋朝立國前一年即後周顯德六年（959）春，“總計檢到戶二百三十萬九千八百一十二”（以下簡稱“230萬戶”），且說明“淮南郡縣不在此數”。［2］（2）開寶末年，其一稱天下有“戶三百九萬五百四”（以下簡稱“309萬戶”）；［3］其二稱有“戶二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六十五”（以下簡稱“250萬戶”）。［4］上述四個戶數，除顯德六年“230萬戶”外，宋人史書中多有記述，但細析其史料來源，大抵直接或間接源自於北宋前期的官修之“國史”“實錄”與“會要”等，［5］然對於其中存在的戶數異同，卻大都未予辨析。今日，對於建隆初年總戶數的不同記載，雖有不少論著予以論析考辨，［6］但其結論仍頗存疑義，且與宋人記載之間也有方枘圓鑿之處；對開寶末年的域內總戶數，一般取309萬戶，而對為何存在309萬戶與250萬戶之差異，則少見論析。為此，本文擬據相關史料，辨析上述兩組戶數的文獻來源以及其具體含義等，以求正於方家。

一、關於“230萬戶”

後周顯德六年總戶數，記載於《舊五代史·食貨志》與《冊府元龜》卷486《邦計部·戶籍》、卷488《邦計部·賦稅第二》、卷495《邦計部·田制》。《舊五代史》成書早於《冊府元龜》，但《冊府元龜》所載稍詳。據《舊五代史·食貨志》載，顯德五年“十月，命左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下諸州檢定民租。周顯德六年春，諸道使臣回，總計檢到戶二百三十萬九千八百一十二”。［7］而《冊府元龜·邦計部·戶籍》於其下又有“定墾田一百八萬五千八百三十四頃。淮南郡縣不在此數”兩句。［8］

其實，顯德六年春所上的戶數中，不僅是“淮南郡縣不在此數”，後周於顯德六年中自契丹奪得的關南諸州之戶數也不在其數。據《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九之七七載，宋初乾德二年（964）張澹所上奏狀中稱當時依詔令升降天下縣等，“及淮南十五州只依《十道圖》地望收附，秦、鳳、階、成、瀛、莫、雄、霸州未曾升降”，［9］可知連顯德年中奪自後蜀的秦、鳳、階、成4州戶數也未統計在內。據《舊五代史·世宗紀》載，後周攻取淮南，“凡得州十四，縣六十，戶二十二萬六千五百七十四”。此後平關南，“凡得州三，縣十七，戶一萬八千三百六十”。［10］又秦、鳳、階、成4州有12縣。［11］因宋初建隆元年（960）與後周顯德六年僅隔一年，故胡道修《宋代人口的分佈和變遷》一文認定後周末年境內總戶數為230萬至260萬左右，［12］吳松弟《中國人口史·遼宋金元時期》遂約取250萬戶作為建隆元年的總戶數。［13］但要由此認定這250萬戶即為宋初域內實際總戶數，卻仍存疑問。

宋人在記載宋初域內戶數時，往往稱作“版籍之數”。所謂版籍，也稱賬籍，但其含義並非如有些學者所稱是“戶口簿的代名詞”，而是包括兩類內容：一類屬戶籍系統，如戶賬、保甲簿等，以記錄各戶丁口資料；另一類屬賬籍系統，以記錄稅戶田產情況、賦稅負責等，如稅租簿、核田簿等。［14］而宋代例行的官方戶口統計“物件完全根據為之服務的賦役的需要而定”，並“不以全體人口為統計範圍”。［15］故仔細辨析《舊五代史》《冊府元龜》等相關記載，可知周世宗此次行事乃為“檢定”諸州民租。史載周世宗“將均定天下民租”，故賜諸州長吏唐同州刺史元稹《均田圖》一幅，並於顯德五年十月賜諸道詔中強調：“須議普行均定，所貴永適重輕”。［16］故自顯德五年十月艾穎等人奉詔去諸州“檢定民租”，至次年春即事成回京。自唐末以來，北方地區戰事不絕，大量土地荒蕪，居民逃散，顯然就所費時間上看，艾穎等人不可能於短短四五個月間完成“檢定”域內諸州之田數、戶數等繁複事務，而只可能是將諸州縣現有“版籍”登記之數，去除其中存在的矛盾、重複或過於苛徵之數字，加以調整、劃一以適合天子“普行均定”、“永適重輕”之要求，作為天下郡縣徵求賦稅的依據。同時，史籍也明載艾穎等僅“均定河南六十州稅賦”，［17］而非針對後周全部州郡。因此，上述230萬餘戶加上淮南、關南等州的戶數，應不是後周末年境內實有的總戶數。

二、關於“96萬戶”

宋代官私文獻中多有記載宋初域內戶數者，但推尋其史源，大抵與北宋前期官修的“國史”“實錄”等有關。如《玉海》卷14《祥符州縣圖經》載：“《志》：太祖受周禪，凡州府軍監一百三十九，縣六百六十一，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18］據《玉海》體例，此處所云《志》即指宋《國史·地理志》。又如主要依據宋《國史》纂修的《宋史·地理志一》亦云：“宋太祖受周禪，初有州百一十一，縣六百三十八，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19］但因記載宋初史事的“國史”“實錄”已佚，故後人在論述時大多引用南宋初李燾《長編》卷1之記載。因在李燾以前，宋仁宗時的包拯亦嘗引用宋初總戶數為96萬戶這一資料，故此處先來討論包拯云云的史料來源等情況。

包拯在仁宗“詢及本朝並唐編戶多少之數”時，“遍考諸史，盡見歷代本末”後指出：

降及五代，戰伐相蹂，日益耗散，是時四分竊據之地，逐處戶口各有數十萬。太祖皇帝建隆之初，有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自後取劍南、平嶺表、下江左、闢湖湘，所得戶口方逾百萬，至開寶九年，漸加至三百九萬五百四戶。［20］

包拯所云“諸史”，自然包括宋初“國史”。仁宗時，記載宋初史事的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國史》已撰成，但細析包拯《論歷代並本朝戶口》所述歷代戶數，卻與《玉海》所記“乾德二年三月，左司外郎張澹上井田制度、戶籍沿革數”［21］有關，即包拯云云當源自張澹所上文字，而並非源出“國史”。

關於宋初建隆元年域內總戶數“96萬戶”，馬端臨《文獻通考》等史籍在引錄時多說明此資料出自李燾《長編》。［22］檢《長編》卷1載：

有司請據諸道所具版籍之數，升降天下縣望，以四千戶以上為望，三千戶以上為緊，二千戶以上為上，千戶以上為中，不滿千戶為中下，仍請三年一責戶口之籍，別定升降。從之。凡望縣五十，戶二十八萬一千六百七十；緊縣六十七，戶二十二萬八千六百九十三；上縣八十九，戶二十一萬八千二百八十；中縣一百一十五，戶一十七萬九千三十，中下縣一百一十，戶五萬九千七百七十。總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戶。按總數不符，應作九十六萬七千四百四十三戶。此國初版籍之數也。［23］

上述建隆元年戶數，為此後各類論著所沿用，但細辨這一組資料，卻頗有疑問。其一，此處認定諸縣“版籍之數”，乃為“升降”“縣等”之用，故此“版籍之數”不能簡單地與實際戶數劃等號（有關辨析詳下文）。其二，李燾明言“此國初版籍之數”總96萬戶，僅僅合計望、緊、上、中、中下等縣的431縣戶數，而宋太祖受周禪所得縣數，諸史所載不一，有638縣、630縣、661縣諸說，今有學者嘗逐一辨證，認為實得615縣（另有16州軍監下無屬縣）。［24］則較《長編》所載431縣多出184縣。對於此處所多出的縣數，有學者認為是戶數達七千以上的“超望縣”，因資料過多而不及統計，故未列入；［25］也有人認為這些縣屬於不滿五百戶的下縣，一般處於偏遠地區，因統計不便而未被列入。［26］或以為此96萬戶僅是這431縣的主戶數。［27］

分析上述諸說，可見皆對《長編》等書所云“據諸道所具版籍之數，升降天下縣望”一語缺少充分關注。縣望亦稱“縣等”，唐、宋時縣望大致分赤、次赤、畿、次畿、望、緊、上、中、下數等。史載在後周廣順三年（953），也曾核定天下縣邑“等差”，其合計望、緊、上、中、中下縣為420縣，

[28]

與《長編》所載宋初合計望、緊、上、中、中下等縣為431縣的差距不大，但兩者皆未統計赤、次赤、畿、次畿四等縣數。據《元豐九域志》《宋史·地理志》等記載，宋初所得後周州縣中有赤、畿縣104縣。

[29]

表1：宋建隆初年域內赤、畿縣數

又據《元豐九域志》、《宋史·地理志》等統計，並參考《新唐書·地理志》等文獻，可知宋初域內實有615縣，在減去赤畿縣數以後，尚有望縣111個、緊縣72個、上縣131個、中縣140個、中下縣34個、下縣15個、縣等不詳者8個，合計511縣。將此資料與《長編》卷1所載諸等縣數相比較，望、緊、上、中四等縣數明顯多於《長編》所載，而中下等縣數明顯少於《長編》，且《長編》未載下等縣數（其原因詳下文）。對此，大概可從《宋會要輯稿·食貨》中一窺其原因：

壽皇聖帝乾道二年三月，左司員外郎張澹上井田制度、戶籍沿革數：“太祖建隆元年十月，吏部格式司言：‘準周廣順三年敕：天下縣除赤縣、次赤、畿、次畿外，其餘三千（口）戶已上為望，二千戶已上為緊，千戶已上［為上］，五百戶已上為中，不滿五百戶為中下。’據今年諸道申送到闕解木夾帳點檢紹興元年降敕命，戶口不等，及淮南十五州只依《十道圖》地望收附，秦、鳳、階、成、瀛、莫、雄、霸州未曾升降。欲據諸州見管主戶重升降，取四千戶已上為望，三千戶已上為緊，二千戶已上為上，千戶已上為中，不滿千戶為中（上）［下］。自今三年一度諸道見管戶口升降。”從之。［30］

上引文字也載錄《宋會要輯稿·方輿》七之二四、二五，但繫於乾德二年十月六日，與《食貨》所載文字相比勘，僅“廣順三年”作“廣順三年十月”，“據今年諸道申送到”以下文字作“據今年諸道州府申送到文帳點檢，元降敕命戶口不等，及淮南、秦、鳳、階、文、瀛、莫、雄、霸等州未曾升降地望。今欲據諸州見管主戶重升降地望”，“從之”作“詔從之”等。此“建隆元年吏部格式”亦載於《群書考索》卷63《戶口類》，並注曰抄自《會要》。［31］按張澹，乃宋初南陽人，《宋史》有傳，後晉開運初登進士第，後周恭帝初拜右司員外郎、知制誥，宋建隆二年加祠部郎中，因與張去華等並試於講武殿，“所對不應策問，責授左司員外郎”。［32］又《群書考索》卷63《版籍類》載：

國朝太祖建隆元年，有司請據諸道版籍之數，總九十六萬餘戶。此國初版籍之數也。四年，詔曰：“蕭何入關，先收圖籍；沈約為吏，手寫簿書。自今無版籍處，便仰置造，不得煩擾。”乾德三年，張澹上井田制度、戶口沿革數。［33］

太祖建隆四年詔書又載於《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一之一〇，文字較詳明：

太祖建隆四年十月，詔曰：“蕭何入關，先收圖籍，沈約為吏，手寫簿書。此官人所以周知其眾寡也。如聞向來州縣催科，都無帳歷。自今諸州委本州判官、錄事參軍點檢逐縣，如官元無版籍及百姓無戶帖戶抄處，便仰置造，即不得煩擾人戶。令佐得替日交割批歷，參選日銓曹點檢。”［34］

此外，《玉海》卷176《建隆度民田》亦云：“建隆二年正月丁巳，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度民田。乾德二年三月，左司外郎張澹上井田制度、戶籍沿革數。”［35］綜上可知，《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九之七七記事中的“乾道二年”當作“乾德二年”，“壽皇聖帝”為孝宗尊號，“乾道”為孝宗年號，因抄錄時將“乾德”誤作“乾道”，故後人遂於“乾道”前妄添“壽皇聖帝”四字；又“據今年諸道申送到闕解木夾帳點檢紹興元年降敕命”一句，《宋會要輯稿·方域》七之二五作“據今年諸道州府申送到文帳點檢元降敕命”，詞義較明晰，則推知“紹興元年降敕命”似為“元降敕命”之誤文。

比勘《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一之七六等文獻所載，可見其較《長編》卷1所記多“天下縣除赤畿、次赤畿外”一句，而此10字所指示之內容卻甚為關鍵，即宋初建隆元年“升降天下縣望”，是在後周廣順年間所定縣望基礎上的調整。所謂赤畿縣，《唐六典》稱唐朝“凡三都之縣，在城內曰京縣，城外曰畿縣”，然又云“奉先同京城”，［36］即陪都、行都等屬縣皆同於京城。因此，赤、畿縣的認定乃是因其與京城之關係而定，而不同於需由其所轄境內戶口數多少而定其縣等的望、緊、上、中、下縣。［37］

後周廣順三年調整縣望之勅令，《五代會要》卷20、《冊府元龜》卷634《銓選部·條制第六》諸書皆有記載：

周廣順三年十一月勅：“天下縣邑，素有等差。年代既深，增損不一。其中有戶口雖眾，地望則卑；地望雖高，戶口至少。每至調集，不便銓衡。宜立成規，庶協公共。應天下州府及縣，除赤縣、畿縣、次赤、次畿外，其餘三千戶以上為望縣，二千戶以上為緊縣，一千戶以上為上縣，五百戶以上為中縣，不滿五百戶為中下縣。選人資敘，合入下縣者，許入中下縣。宜令所司，據今年天下縣戶口數，定望、緊、上、中下次第聞奏。”吏部格式：“據戶部今年諸州府所管縣戶數目，合定為望縣者六十四，緊縣七十，上縣一百二十四，中縣六十五，下縣九十七。欲依所定移報銓曹。”從之。［38］

辨析後周廣順三年勅令文字，可證後周調整縣望的主要目的，並非為了清查、核實天下戶數，而是因為諸縣望與其版籍戶數多少不相匹配，從而“不便銓衡”，即不便朝廷“選人資敘”，故要求一旦確定天下縣望，即需“移報銓曹”。《冊府元龜》系此條史料於《銓選部》，其原因即在於此。而《宋史·選舉志》也於記載宋初“有司請據諸道所具板圖之數，升降天下縣”縣等標準之下，特加說明雲“自是，注擬以為資敘”。［39］可證。

綜上可知，建隆元年十月吏部格式司上奏，請依後周廣順三年敕重定天下縣望，十一月太祖下詔敕頒行。建隆四年即乾德元年，宋廷鑑於“向來州縣催科，都無帳歷”，故命“逐縣如官元無版籍及百姓無戶帖戶抄處，便仰置造”。至次年乾德二年三月，左司員外郎張澹上井田制度、戶籍沿革數，並因諸道所上進的各縣“戶口不等”，而且淮南諸州與秦、鳳、階、成、瀛、莫、雄、霸等州“未曾升降”，故特請“據諸州見管主戶重升降”，太祖“從之”。由此，可知其一，宋初此番“重升降”縣望，乃據諸縣“見管主戶”為定，其總戶數內並不含客戶數。其二，核定天下縣等以及各縣等戶數，並予以頒佈，乃在乾德二年，而非如《長編》所云在建隆元年。雖然宋軍於乾德元年已收荊南、湖南兩地，然分析諸史書記載，此時所定縣望之縣數，仍不包括新收的荊、湖之縣。其三，因自後周廣順年間至此十年間，其境內未有大的戰事，經濟得以初步恢復發展，流民漸得回鄉，人口繁衍，故宋初提高了各縣等的戶數，使得望、緊、上三等縣數有所減少，中等以下縣數反有增加（詳見表2。按：廣順三年縣數中不包括淮南諸州與秦、鳳、階、成、瀛、莫、雄、霸等州）。其四，因後周、宋初皆未統計下縣之數，故推知其當統以五百戶以下為中下縣，而不再另定下縣之縣等，直至開寶六年（973）於一千戶以下的中下縣等中劃出五百戶以下的下縣，所以《長編》等書皆未載下縣之數以及其戶數。［40］其五，當時宋轄境內赤、畿縣的主客戶數以及望、緊、上、中、中下縣的客戶數，因無相關史料存留，今已難估測。

表2：後周廣順三年與宋乾德二年縣等數比較

宋初受周禪實得615縣（據《宋史·地理志》所載為638縣），較《長編》所載“升降天下縣望”時合計望、緊、上、中、中下縣431縣，相差184縣（據《宋史·地理志》所載相差207縣）。去除不需調整縣望的赤、畿縣數104縣，尚差80縣（據《宋史·地理志》所載為103縣）。據上文引張澹所奏，推知當時淮南諸州與秦、鳳、階、成、瀛、莫、雄、霸等八州共約89縣也“未曾升降”縣望。又據李昌憲所言宋初縣數中“尚含已廢之虛額”。［41］此外，府、麟州之類處於羈縻狀態的州縣也不需升降縣望。合計上述縣數，則與宋初域內總縣數相近。因此可證，《長編》所載96萬戶數，僅為宋初域內望、緊、上、中、中下五等縣計431縣（不含赤、次赤、畿、次畿之縣，以及淮南諸州與秦、鳳、階、成、瀛、莫、雄、霸等八州，府州、麟州等之屬縣）的主戶數。

三、關於開寶末“250萬戶”與“309萬戶”

宋太祖開寶末的域內總戶數，有250萬戶和309萬戶兩個資料，宋代文獻中各有引錄，甚至有一書之先後引錄此兩個資料者。如曾鞏《進太祖皇帝總敘並狀》中雲：

太祖元年，戶九十六萬。末年，天下既定，戶三百九萬。［42］

而在《本朝政要策·戶口版圖》中又云：

太祖元年，有州一百一十一，縣六百三十，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末年，州二百九十七，縣一千八百六，戶二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六十五。［43］

《進太祖皇帝總敘並狀》中所云“戶九十六萬”、“戶三百九萬”乃是約數，與上文包拯《論歷代並本朝戶口》所載諸資料相同。但《本朝政要策·戶口版圖》中所稱的開寶末年總戶數250萬戶，顯然不屬誤抄所致，應別有史源。檢馬端臨《文獻通考·戶口考二·歷代戶口丁中賦役》，對此宋初戶數記載道：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乾德元年，平荊南，得戶十四萬二千三百。湖南平，得戶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三年，蜀平，得戶五十三萬四千二十九。開寶四年，廣南平，得戶十七萬二百六十三。八年，江南平，得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五。九年，天下主客戶三百九萬五百四。

此係《會要》所載本年主客戶數。如前行所載開寶八年平江南以前戶數，出《通鑑長編》，通算只計二百五十六萬六千三百九十八，與《會要》不合，當考。［44］

《文獻通考》所載宋初戶數，據馬端臨自己說明，顯然有兩個不同史源，即建隆元年至開寶八年的戶數抄錄自李燾《長編》，而開寶九年的“天下主客戶”數實抄自宋《會要》。此當是馬端臨發現採自各方之戶數不相吻合，故又據《長編》所載重加統計而已。而李燾《長編》的編撰體例，其所取材的文獻，一般皆在其下加註出處，而未注出處者，即主要取錄自宋《國史》《實錄》。［45］由此可推知，上述309萬戶之資料當源出宋《會要》，而250萬戶應取錄於宋《國史》《實錄》，此後諸書大多引錄於此。［46］

據上引《文獻通考》所云，可知所謂據《長編》所載統計者，實指建隆初年之96萬餘戶，加上平荊南、湖南、蜀（後蜀）、廣南（南漢）、江南（南唐）所得近160萬戶而成，即“通算只計二百五十六萬六千三百九十八”。［47］

據上文，宋初96萬戶僅是當時望、緊、上、中、中下縣主戶數，故而不能將此250萬戶視作開寶末年域內總戶數。如此則可否將309萬戶作為開寶末的域內總戶數？然據宋代相關文獻所載分析，顯然也大不妥。

源出宋《會要》的309萬戶這一資料，也載於《宋史·地理志一》、包拯《論歷代並本朝戶口疏》、曾鞏《進太祖皇帝總序並狀》及《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二之一、《食貨》一一之二五等文獻。又上文已述及宋受周禪之初所得域內總戶數約260萬戶，若加上平南方諸國所得戶數，則其總戶數將達到420萬戶左右，顯然超出309萬戶過多。即使是以後周顯德末“檢到”戶數230萬戶，加上平南方諸國所得戶數，合計也有390萬戶，同樣遠遠超過309萬戶這一數字。如此是否存在太祖朝平南方諸國所收戶數過於虛誇，使得相關資料不相吻合的可能？已有學者對此作過辨析，即將南方諸國歸宋之年的戶數與《太平寰宇記》所載同一區域戶數加以比較，除廣南較為接近外，其餘皆相差頗大：荊南歸宋時之戶數，遠多於《太平寰宇記》所載之數；而湖南、蜀、江南歸宋時之戶數，卻遠低於《太平寰宇記》所載之數。由於《太平寰宇記》所載戶數的年度距諸國歸宋之時僅有一二十年甚至短短數年，所以此類戶數的巨大差異顯然不會是因人口的自然變動所致，而且在諸國被滅之際也不可能進行詳備的戶口數統計，而只能抄錄此前舊額，［48］以作為歸宋之戶數，隨後被宋朝史臣記載於宋“國史”“會要”內，為後人所沿用。但即使將所收南方諸國約160萬戶之數適當減少，再加上230萬戶，也超過309萬戶之數甚多。因此可推知，此開寶末309萬戶之數當別有來源。而《宋會要輯稿》中有一則開寶四年中太祖詔令部分州軍清查戶口數的記載：

開寶四年七月，詔曰：“朕臨御以來，憂恤百姓，所通抄人數目，尋常別無差徭，……應河南、大名府，宋、亳、宿、潁、青、徐、兗、鄆、曹、濮、單、蔡、陳、許、汝、鄧、濟、衛、淄、濰、濱、滄、德、貝、冀、澶、滑、懷、孟、磁、相、邢、洺、鎮、博、瀛、莫、深、揚、泰、楚、泗州，高郵軍所抄丁口，宜令逐州判官互相往彼，與逐縣令佐子細通檢，不計主戶、牛客、小客，盡底通抄，差遣之時，所貴共分力役。敢有隱漏，令佐除名，典吏決配。募告者以犯人家財賞之，仍免三年差役。”［49］

即太祖於開寶四年七月令人在京東西、河北、淮東地區部分州府“子細通檢”諸縣戶口數，“不計主戶、牛客、小客，盡底通抄”。因宋代史籍中皆未記錄這些州軍清查、統計之數，故此處以成書於開寶末以後不久的《太平寰宇記》所載州軍戶數為據，作一推斷。

據《太平寰宇記》統計，上述45州軍合計主客戶數142。4582萬戶（其中主戶數84。4146萬戶，客戶數57。4219萬戶，濟州孤老女戶0。6217萬戶），加上自曹州析分的廣濟軍（主戶5048戶，客戶808戶）、自泗州析分的淮陽軍（主戶0。6167萬戶，客戶1。0222萬戶）、自楚州析分的漣水軍（主戶0。1183萬戶，客戶0。7341萬戶）、自澶州析分的通利軍（主客戶0。1360萬戶）等主客戶3。2129萬戶，再加上太祖朝平南方諸國所得近160萬戶，合計305萬餘戶。此戶數與諸史書所載的開寶末309萬戶甚為接近，顯非巧合。也就是說，此309萬戶，乃是開寶四年詔令“子細通檢”的45州軍之戶數，加上當時平定南方諸國所得戶數之合計，而不是太祖開寶末的“天下”總戶數。

同時，據《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二《戶口雜錄》記載：

太宗淳化四年（993）三月，詔：“戶口、稅賦帳籍，皆不整舉，吏胥私隱稅賦，坐家破逃，冒佃侵耕，（鬼）［詭］名挾戶，賦稅則重輕不等，差役則勞役不均。所申戶口逃移，皆不件析，田畝稅數，無由檢括。……”

至道元年（995）六月，詔復天下郡國戶口版籍。自唐末四方兵起，版籍亡失，故戶口賦稅，莫得周知。至是始命復造焉。

真宗鹹平五年（1002）四月，詔三司取天下戶口數置籍，較定以聞。

景德四年（1007）七月，權三司使丁謂言：“戶部景德三年新收戶三十三萬二千九百九十八，流移者四千一百五十，總舊實管七百四十一萬七千五百七十戶，千六百二十八萬二百五十四口，比鹹平六年計增五十五萬三千四百一十戶，二百萬二千二百一十四口。……竊以版圖之役，生齒畢登，所以一租庸、辨眾寡，前朝丁黃之數，悉載縑緗。五代以來，舊章多廢。兆國家幅員萬里，阜成兆民，惟國史之闕書，由有司之曠職。今以景德三年民賦戶口之籍較鹹平六年，具上史館。慾望特降詔旨，令自今以鹹平六年戶口賦入為額，歲較其數以聞。庶使國典有憑，方來可仰。”從之。［50］

即自宋初至太宗淳化時，天下州縣仍“戶口、稅賦帳籍，皆不整舉”，此後至道元年，鑑於“自唐末四方兵起，版籍亡失，故戶口賦稅，莫得周知”，遂“詔復天下郡國戶口版籍”。直至真宗鹹平五年，又“詔三司取天下戶口數置籍，較定以聞”，故有鹹平六年之戶口數。即自唐末以來，因戰火頻仍，“版籍亡失，故戶口賦稅”之總數，應大致出自推測而已，而與實際之數相距頗大。直至真宗初年“詔三司取天下戶口數置籍”，然後天下總戶數方較為可信。由此可以推斷諸史書所載的宋朝“國初版籍之數”，包括後周顯德末年與宋建隆初年、開寶末年之總戶數，除部分地區如開寶四年曾經“子細通檢”的45州軍外，大體仍屬各州縣將前代登記於版籍之數，加上“新出生人數”等彙總上報，並非是宋初實有的“天下郡國戶口版籍”之數。

餘 論

當今論及宋初戶數與人口增長率等，大都以建隆初年230萬戶加淮南州郡戶數約250餘萬戶、開寶末309萬戶之數為依據，［51］然由上文考辨可知，因太祖朝的相關戶數記載，並未能反映當時域內的實際戶數，故今日實不能據上述戶數推算出宋初太祖朝人口等的年平均增長率。透過辨析上述採自諸書之各個資料，可大體推測，宋受周禪之初所得域內“版籍”總戶數約有260萬戶，至太祖末年，其統治疆域內的總戶數約420萬戶左右。

此外，自唐末、五代至宋初，雖然其版籍戶數並不能反映實際戶數，但朝廷依然屢下詔命各地申報戶口數，如“梁開平三年（909）三月，尚書戶部奏請詔天下州府準舊章申送戶口帳籍，從之”，［52］其原因大致為二：其一，在傳統農耕社會，戶口數、耕田數的增減對於社會經濟發展往往具有指標性意義，因此，朝廷也通常依任職期間戶數增減情況，作為考核州縣官政績的重要指標。如後晉天福八年（943）三月，“勅諸道州府令佐在任招攜戶口，比初到任交領數目外，如出得百戶以上，量添得租稅者”，即視其增添數量多少而分別給予相應獎勵。後周廣順元年九月，“勅應州縣官所招添到戶口課績，自今日以前罷任者，並準晉天福八年三月十日勅施行”；併為避免虛增戶數以獵取獎賞，敕令還強調“所有增添戶口及租稅，並須分明於歷子解由內錄都數”。［53］同時，各縣因其縣等不同，所選任的縣令、主簿等官員也需有不同的任職資格要求。其二，國家需以戶數來定各州縣的稅役額，［54］但一旦確定州縣之總賦稅額度以後，則其戶數增減往往在相當程度上與賦稅額脫鉤了。如唐元和十四年（819），庫部員外郎李渤上言：“臣過渭南，聞長源鄉舊四百戶，今才百餘戶，閺鄉縣舊三千戶，今才千戶，其他州縣大率相似。跡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於比鄰，致驅迫俱逃。”［55］又元和六年二月制略曰：“自定兩稅以來，刺史以戶口增減為其殿最，故有析戶以張虛數，或分產以系戶名，兼招引浮客，用為增益，至於稅額，一無所加，徒使人心易揺，土著者寡。”［56］此類現象同樣存在於宋初。何炳棣在《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一書中，針對“明代的人口資料離事實越來越遠”這一現象指出：“只要一個地方能夠或多或少承擔同樣的賦稅和勞役總額，或者設法保證獲得對原來定額的減免，戶和口的數字就很少實際意義，變得可有可無了。”［57］就五代、宋初州縣戶數而言，似存在同樣的“虛化”現象。因此，雖然五代、宋初因“四方兵起，版籍亡失，故戶口賦稅，莫得周知”，其版籍戶數已不能如實反映實際戶數，但朝廷為便於選任縣令，並有利國家徵收賦稅，仍需要及時根據戶數的變化情況對縣望加以調整。

［1］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卷1，建隆元年十月壬申，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26頁。

［2］ 《舊五代史》卷146《食貨志》，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2267頁；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486《邦計部·戶籍》，周勳初等校訂，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第5515頁。

［3］ 《宋史》卷85《地理志一》，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094頁。

［4］ 曾鞏撰，王瑞來校證：《隆平集校證》卷3《戶口》，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132頁。

［5］ 如，《隆平集》、《宋史·地理志一》、《長編》、《玉海》卷14等史籍記載當直接源自“國史”、“實錄”，今傳之《宋會要輯稿》、《文獻通考·戶口考二》、北宋中期包拯《論歷代並本朝戶口》等所云則大體與宋初“會要”等資料有關，至南宋中後期所編纂之史籍如陳均《九朝編年備要》、佚名《宋史全文》及類書《群書會元截江網》卷26《戶口》等所云抄錄自《長編》，而筆記如張邦基《墨莊漫錄》卷二等所云則引自包拯云云。

［6］ 按，今日學者大多以為宋初總戶數230萬戶（不含淮南州郡戶數）“大致可信”，參見吳松弟：《中國人口史》第3卷《遼宋金元時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45頁；認為宋初戶數實為96萬戶的，有戴揚本：《<宋史地理志>所記建隆元年戶數祛疑》，《中國史研究》2007年第4期。

［7］ 《舊五代史》卷146《食貨志》，第2267頁。

［8］ 《冊府元龜》卷486《邦計部·戶籍》，第5515頁；卷488《邦計部·賦稅第二》、卷495《邦計部·田制》所載略同。

［9］ 《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九之七七，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第6368頁。

［10］ 《舊五代史》卷118《周書九·世宗紀五》，第1822頁；卷119《周書十·世宗紀六》，第1835頁。按，《冊府元龜》卷20《帝王部·功業》雲後周平關南，“凡得州五，縣十七，戶一萬八千三百六十一”。所得5州，乃《舊五代史》所云3州加上雄州（以瓦橋關改）、霸州（以益津關改）。

［11］ 李昌憲：《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宋西夏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21頁。

［12］ 胡道靜：《宋代人口的分佈與變遷》，中國社會科學院宋遼金元史研究室編：《宋遼金史論叢》第2輯，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93—131頁。

［13］ 吳松弟：《中國人口史》第3卷《遼宋金元時期》，第345頁。

［14］ 葛金芳：《宋代戶帖考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1期。

［15］ 吳松弟：《中國人口史》第3卷《宋遼金元時期》，第61、62頁。

［16］ 王溥：《五代會要》卷25《租稅》，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307頁。

［17］ 《舊五代史》卷118《周書九·世宗紀五》，第1828頁。

［18］ 王應麟：《玉海》，上海：上海書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75頁。

［19］ 《宋史》卷85《地理志一》，第2093頁。按，對於《玉海》所載宋初得周之州縣數，與《宋史·地理志》等史籍所載不同的原因，可參見李昌憲：《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宋西夏卷》，第115—116頁。

［20］ 包拯撰，楊國宜校注：《包拯集校注》卷2《論歷代並本朝戶口》，合肥：黃山書社，1999年，第136—137頁。

［21］ 《玉海》卷176《建隆度民田》，第3234頁。按，有關張澹所上奏疏情況，詳見下文。

［22］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11《戶口考二·歷代戶口丁中賦役》，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95頁。

［23］ 《長編》卷1，建隆元年十月壬申，第26頁。

［24］ 李昌憲：《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宋西夏卷》，第115—116頁。按，李昌憲並以為《宋史·地理志一》諸書所載宋初統計縣數“未必盡得其實，尚含已廢之虛額”。

［25］ 張箭：《周宋之交中原王朝所轄的戶和口》，《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4年第2期。

［26］ 戴揚本：《<宋史地理志>所記建隆元年戶數祛疑》，《中國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110頁。

［27］ 陳智超、喬幼梅主編：《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第3卷，濟南：齊魯書社、北京：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22頁。

［28］ 《五代會要》卷20《量戶口定州府等第》，第253頁。

［29］ 據《五代會要》卷20《州縣望》，五代時還定耀州雲陽、富平、三原，曹州濟陰，鄭州管城、新鄭等為次赤縣。故推知此104縣，當指經宋初調整後的赤、畿縣數。

［30］ 《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九之七七，第6368頁。

［31］ 章如愚：《群書考索》卷63《地理門·戶口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冊，第837頁。

［32］ 《宋史》卷269《張澹傳》，第9249頁。按：據《長編》卷5，張澹責授左司員外郎在乾德二年正月丁亥。《長編》，第118頁。

［33］ 章如愚：《群書考索》卷63《地理門·版籍類》，第1冊，第839頁。按：此“乾德三年”當為“乾德二年”之訛。

［34］ 《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一之一〇，第4997頁。

［35］ 《玉海》卷176《建隆度民田》，第3234頁。

［36］ 李林甫等：《唐六典》卷3，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73頁。

［37］ 如《宋會要輯稿·方輿》七之二八、二九載，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重定縣望，“今來取索到提刑司審括到戶數（彼）［比］舊已增數（陪）［倍］，難以依舊志編類。欲乞元系赤畿、次赤畿依舊外，今以下項戶數為則編類，所貴（道）［遵］執成書。一萬以上為望，七千戶以上為緊，五千戶以上為上，三千戶以上為中，不滿二千戶為中下，一千五百戶以（上）［下］為下”。

［38］ 《五代會要》卷20《量戶口定州府等第》，第253頁。按：“下縣九十七”，《冊府元龜》卷634《銓選部·條制第六》作“中下縣九十七”，是，《五代會要》脫“中”字。

［39］ 《宋史》卷158《選舉志四》，第3695—3696頁。

［40］ 按，《淳熙三山志》卷10《版籍類一·戶口》載：“開寶六年敕：五百戶以下為下縣，自今後三年一度取諸道州府見管戸口升降。”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宋元方誌叢刊》第8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7880頁。可證建隆初年未對五百戶以下縣等作調整，至開寶六年始定五百戶以下縣為下縣。則《宋會要輯稿》、《玉海》諸書對此乃屬混言而未加區別。又按：開寶六年始定五百戶以下縣為下縣，乃承匿名評審專家提示，謹致謝忱。

［41］ 李昌憲：《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宋西夏卷》，第115—116頁。

［42］ 《曾鞏集》卷10《進太祖皇帝總序並狀》，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74頁。

［43］ 《曾鞏集》卷49《本朝政要策·戶口版圖》，第663頁。按，曾鞏《隆平集》卷3《戶口》所錄同，唯開寶九年有“縣一千八十六”（曾鞏撰，王瑞來校證：《隆平集校證》，第131—132頁），則《本朝政要策·戶口版圖》中“縣一千八百六”之“百”，當為“十”字之誤。

［44］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11《戶口考二·歷代戶口丁中賦役》，第295頁。按，此資料與《宋史·地理志一》所載，僅乾德三年平蜀所得戶數略異，一作“戶五十三萬四千二十九”，一作“戶五十三萬四千三十九”，其餘皆同。

［45］ 參見裴汝誠、許沛藻：《續資治通鑑長編考略》，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49-56頁。

［46］ 按，此250萬餘戶之數也載於《長編》卷123寶元二年三月“編修院與三司上歷代天下戶數”（第2897頁）、範祖禹《帝學》卷4“寶元二年三月壬寅編修院與三司上歷代天下戶數”（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696冊，第751頁）、《宋會要輯稿·方輿》七之二五（第7437頁）等。又按，趙德麟：《侯鯖錄》卷1《天下生齒之數》更註明其史料“出今《國史》”。趙德麟：《侯鯖錄》，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42頁。

［47］ 曾鞏《本朝政要策·戶口版圖》以及《隆平集》卷3《戶口》稱開寶末戶數“二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六十五”，與據《長編》所載統計之戶數稍異，然差異並不大，且疑其“二百五十萬”當作“二百五十六萬”，脫一“六”字。

［48］ 吳松弟：《中國人口史》第3卷《宋遼金元時期》，第116—117頁。

［49］ 《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二之一《戶口雜錄》，第5008頁。

［50］ 《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二之一、之二，第5008頁。按：《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九之七八所載同。

［51］ 參見漆俠：《宋代經濟史》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5—46頁；葛金芳：《宋遼夏金經濟研析》，武漢：武漢出版社，1991年，第118—123頁；路遇、滕澤之：《中國人口通史（上）》，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98—499頁。又，吳松弟：《中國人口史》第3卷《遼宋金元時期》第八章在討論宋初戶數時，雖然列出建隆元年戶數250萬戶、開寶九年戶數309萬戶，但認為“計算北宋的戶年平均增長率只能從其統一以後開始”，故未計算太祖朝戶數的平均增長率。《中國人口史》，第345—349頁。

［52］ 《五代會要》卷25《帳籍》，第309頁。

［53］ 《五代會要》卷20《縣令下》，第249、251頁。

［54］ 如《淳熙三山志》卷13《版籍類四·州縣役人》載：“建隆以來，諸縣曹司，主戶二萬戶以上三十人，一萬戶以上二十五人，七千戶以上二十人，五千戶以上十七人，三千戶以上十五人，一千戶以上十一人，不滿一千戶十人，抽等第戶”；又“建隆四年敕，縣手力，一千戶以上令二十人、簿十人，三千戶以上令三十人、簿十五人，五千戶以上令三十五人、簿十七人，六千戶以上令五十人、簿二十人。”《宋元方誌叢刊》第8冊，第7892頁。

［55］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41，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7771頁。

［56］ 王溥：《唐會要》卷84《戶口數·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第1553頁。

［57］ 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葛劍雄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第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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