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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清泉｜“虞廷清韻”琴“復古殿”款考

由中古美術研究發表于遊戲2023-01-10

簡介筆者曾於南宋畫家劉松年繪《天保九如圖》卷（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見宋高宗趙構所題一段行楷跋文，文後有“復古殿書”款、“御書”朱文長方印及高宗花押［5］，深感宋高宗御筆“復古殿”與“虞廷清韻”琴“復古殿”款頗有不同，亦殊異於“玲瓏玉”琴（故宮博物

琴賦眾器之中琴德值什麼琴

“復古殿者，高宗皇帝燕閒之所御也”

［1］

，為宋高宗趙構（1107—1187）紹興二年（1132）後於建康（南京）所修行宮之內殿，“以為省覽延訪之所”

［2］

，紹興二十八年（1158）復設於臨安（杭州），與北宋時期“宣和殿”“保和殿”相呼應。傳世之“虞廷清韻”琴

［3］

（圖1）因鐫刻“復古殿”款一直被視為南宋禁中之物

［4］

。筆者曾於南宋畫家劉松年繪《天保九如圖》卷（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見宋高宗趙構所題一段行楷跋文，文後有“復古殿書”款、“御書”朱文長方印及高宗花押

［5］

，深感宋高宗御筆“復古殿”與“虞廷清韻”琴“復古殿”款頗有不同，亦殊異於“玲瓏玉”琴（故宮博物院藏）“復古殿”款、上海博物館藏王獻之《鴨頭丸帖》卷宋高宗御書“復古殿”款。細加甄別，又發現“復古殿”款下方“御書之寶”九疊文大方印也令人疑竇叢生。傳世古琴中，鐫刻“御書之寶”者並不鮮見，“玲瓏玉”琴（故宮博物院藏）、“寶襲”琴（山東博物館藏）、“金鐘”琴（故宮博物院藏）、“南風”琴（李自芳舊藏）、“南風”琴（山東博物館藏）、“響泉”琴（中國藝術研究院藏）、“萬壑松風”琴（陝西曆史博物館藏）等，均見有“御書之寶”印文，然彼此各有迥異之處，甚至“虞廷清韻”與“玲瓏玉”這兩張同為“復古殿”款琴下方的九疊文大方印也大相徑庭。學界對此迄今未有論及，故鉤索綜合、申論異議並試做探討。

圖1ˉ 吳蘭蓀舊藏“虞廷清韻”琴

一、宋高宗遺墨與“虞廷清韻”琴“復古殿”款

宋高宗趙構（圖2）在《翰墨志》中自雲：“凡五十年間，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筆墨。”

［6］

知其勤於臨池數載有餘，明陶宗儀稱“高宗善真、行、草書，天縱其能，無不造妙”。

［7］

明初宋克甚至認為“思陵字學固當遠勝徽廟”

［8］

，宋高宗曾自謂：“昔餘學太上皇帝字，倏忽數歲。瞻望鑾輿，尚留沙漠，泫然久之。”

［9］

太上皇帝即宋徽宗。據宋人樓鑰《攻媿集》：“高宗皇帝自履大位，時當艱難，無他嗜好，惟以翰墨自娛，始為黃庭堅書，改用米芾，動皆逼真，至紹興初，專仿二王。”

［10］

宋高宗于靖康二年（1127）踐極並改元建炎，四年後，改元紹興，即約在12世紀30年代之前，宋高宗相繼學習的是黃體與米體，而其“始為黃庭堅書”正是受乃父徽廟影響。“瘦金書”為今人所熟之徽宗書體，但在“瘦金”成體之前，宋徽宗亦曾臨習黃體，宋人蔡絛在《鐵圍山叢談》中說：徽宗“初與王晉卿詵、宗室大年令穰往來。二人者，皆喜作文詞，妙圖畫，而大年又善黃庭堅。故祐陵作庭堅書體，後自成一發也。”

［11］

宋高宗書於紹興三年（1133）的《明州佛頂光明塔碑》是一件典型黃體書風的作品，南宋詩人陸游還曾於胡杞手中獲見宋高宗於紹興元年（1131）四月九日御賜乃父胡直孺的御書杜詩扇，杜甫詩“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為黃體書寫

［12］

，表明趙構在紹興初年“又改法二王”之前或之後，仍時作黃體。

圖2ˉ 宋高宗坐像軸ˉ 宋人繪ˉ185。7 釐米×103。5 釐米ˉ 絹本設色ˉ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宋高宗傳世遺墨中

［13］

，建炎三年（1129）七月二十八日《勅張浚手書》卷書寫於這一時期，其中，“昔周瑜赤壁之捷，談笑而成。謝玄淝上之師，指揮而定。得賢之效，與古何殊”含一“古”字（圖3），這一“古”字偏於行草，似乎已受“二王”影響，橫畫回筆略頓，末筆蜿蜒而下與“何”字相連，與“虞廷清韻”琴“復古殿”款（圖4）中的“古”字寫法相去甚遠。宋高宗《跋曹娥誄辭》（遼寧省博物館藏）的書寫已晚於建炎三年（1129）《勅張浚手書》卷數年，應在紹興（1131—1162）末年或更晚，行楷用筆圓熟，末句“自古高才絕藝而隱沒無聞於世者多矣”中之“古”字（圖5），與宋高宗臨《蘭亭序》中的“古”字相近，二者均不同於“虞廷清韻”琴“復古殿”款“古”字寫法。宋高宗於隆興元年（1163）書有另一件《勅張浚手書》卷，此為其書風成熟期的遺墨，其中之“俾朕居尊無復軫慮”中的“復”字（圖6），與“虞廷清韻”琴“復古殿”款中之“復”字亦無相似之處，尤其是“復”字中部一橫，區別最為明顯。《孝

經圖》高宗書“開宗明義章第一”中之“復”字更與之大相徑庭。宋高宗《草書洛神賦》卷（遼寧省博物館藏）尾題“德壽殿書”中之“殿”字（圖7），亦與“虞廷清韻”琴“復古殿”款中之“殿”字不符，《草書洛神賦》卷約書寫於紹興三十二年（1162）之後，其“殿”字結體完整，運筆細勁，完全不似“虞

廷清韻”琴“復古殿”款中之“殿”字運筆方硬，字形也相去甚遠。

圖3ˉ 宋高宗ˉ《勅張浚手書》卷ˉ 建炎三年（1129）ˉ 紙本墨書ˉ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4ˉ“虞廷清韻”琴“復古殿”款

圖5ˉ 宋高宗ˉ《跋曹娥誄辭》ˉ 紙本墨筆ˉ 行楷ˉ 遼寧省博物館藏

圖6ˉ 宋高宗ˉ《勅張浚手書》卷ˉ 隆興元年（1163）ˉ 紙本行楷ˉ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7ˉ 宋高宗ˉ《草書洛神賦》卷（區域性）ˉ 紹興三十二年（1162）後 ˉ 絹本草書ˉ 遼寧省博物館藏

南宋畫家劉松年《天保九如圖》卷（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與東晉王獻之《鴨頭丸帖》卷（上海博物館藏）所見宋高宗趙構御書完整之“復古殿”也無法與“虞廷清韻”琴“復古殿”款建立聯絡。《天保九如圖》卷幅前宋高宗趙構行楷題跋書於紹興十年（1140）仲春（圖8），文曰：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天保定爾，俾爾戩榖，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於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神之吊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遍為爾德。

如日之恆，如月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紹興庚申仲春朔旦。復古殿書。

［14］

請橫屏觀賞

圖8ˉ 南宋ˉ 劉松年ˉ《天保九如圖》卷（區域性）ˉ 絹本設色ˉ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宋高宗御筆“復古殿”（圖9）中之“復”字左側偏旁為波磔連筆，“虞廷清韻”琴“復”字雖見波磔，卻不及《天保九如圖》卷明顯，而最大的區別是左側下方向上的提筆，《天保九如圖》卷運筆方折，“虞廷清韻”琴運筆圓厚；“復”字右側字形，《天保九如圖》卷運筆流暢，意韻貫通，“虞廷清韻”琴則顯澀滯，且有斷筆，氣韻不連。“古”字以《天保九如圖》卷略顯修長挺勁，中豎略直，下方之“口”小而圓轉，“虞廷清韻”琴“古”字用筆較肥厚，中豎左斜明顯，下方之口既扁且大，點畫肥厚，剛硬有餘，圓潤不足。“殿”字差異更為明顯，“虞廷清韻”琴“殿”字用筆柔緩，粗細相間，略有變化，《天保九如圖》卷中之“殿”字粗細得當，遠較“虞廷清韻”琴“殿”字生動。遼寧省博物館藏宋高宗《草書洛神賦》卷御筆“德壽殿書”的書寫距紹興十年（1140）已22年有餘，“殿”字右側偏旁的字形已出現明顯變化，但卻仍可於“殿”字左側見到二十餘年前《天保九如圖》卷中“殿”字的影跡，而於“虞廷清韻”琴之“殿”字，卻找尋不到一絲似曾相識的痕跡。

圖9ˉ《天保九如圖》卷ˉ 宋高宗“復古殿”款

王獻之《鴨頭丸帖》卷（上海博物館藏）宋高宗趙構跋文末御題“紹興庚申歲復古殿書”（圖10），“庚申”為紹興十年（1140），與《天保九如圖》卷跋文寫於同一年，不同於《天保九如圖》卷跋文的縱逸行楷，《鴨頭丸帖》卷御跋“結體皆緊，橫畫尖起頓收，豎畫起筆露鋒，撇畫收尾稍頓，捺筆拖長，顯示出一定的書寫習慣，為極力求工之作”

［15］

。其中之“復”字與《孝經圖》宋高宗書“開宗明義章第一”中之“復”字有幾分相近，但此卷高宗御筆“復古殿”與“虞廷清韻”琴“復古殿”款卻並無相似之處。

圖10ˉ《鴨頭丸帖》卷ˉ 宋高宗題跋ˉ 上海博物館藏

宋高宗趙構自幼習書，建炎元年（1127）踐極時已習書數年，“復古殿”之設又在宋室南遷之後，建炎（1127—1130）至紹興（1131—1162）三十餘年間，趙構由學黃、米，及至“二王”，書風演嬗，“無不造妙”。合而觀之，“虞廷清韻”琴“復古殿”款結體、行筆、書風、點畫與宋高宗趙構傳世遺墨（含

代筆）並不相符

［16］

。

“玲瓏玉”琴是另一張鐫刻“復古殿”款的古琴

［

17］

（圖11、圖12），此琴明顯小於“虞廷清韻”，與宋琴“玉壺冰”（故宮博物院藏）、“秋濤”

［18］

［南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相近。“虞廷清韻”與“玲瓏玉”在琴式、尺寸、軫足、池沼、納音、銘文、腹款等方面均有較大差異（表一），但在龍池下方均刻有“復古殿”款及“御書之寶”篆文方印。“玲瓏玉”琴“復古殿”款與前文述及歷史材料中之“復”“古”“殿”三字亦不相符，也不同於“虞廷清韻”琴“復古殿”款，相比之下，“玲瓏玉”琴“復古殿”款用筆硬拙，粗細單一，缺少變化，氣韻生動不及“虞廷清韻”琴“復古殿”款，而與宋高宗趙構遺墨之懸隔則更加明顯。

表一ˉ“虞廷清韻”與“玲瓏玉”

圖11ˉ 故宮博物院藏“玲瓏玉”琴

圖12ˉ“玲瓏玉”琴“復古殿”款

二、“御書之寶”印文合校

存世古琴中，“虞廷清韻”琴（吳蘭蓀舊藏）之外，“玲瓏玉”琴（故宮博物院藏）、“金鐘”琴（故宮博物院藏）、“寶襲”琴（山東博物館藏）、“南風”琴（山東博物館藏）、“南風”琴（李自芳舊藏）、“萬壑松風”琴（陝西曆史博物館藏）亦見有“御書之寶”印文。（表二）

表二ˉ 存見古琴“御書之寶”印文

其中，“虞廷清韻”琴與 “寶襲”琴（山東博物館藏）（圖13）“御書之寶”印文最為接近，兩者均為寬邊大方印，邊框四角方正，字形、筆畫、篆勢基本一致，較為明顯的不同唯見“虞廷清韻”琴“御書之寶”四字筆畫稍粗（圖14），“寶襲”琴“御書之寶”四字則較為纖細（圖15）。宋高宗書於隆興元年（1163）的《勅張浚手書》卷鈐有一枚“御書之寶”九疊文大方印（圖6），此印邊框較寬，與“虞廷清韻”和“寶襲”琴“御書之寶”印邊框大致相近，但“御書之寶”四字印文卻與二者面貌迥異，並無可相提並論之處。故宮博物院藏“金鐘”琴、山東博物館藏“南風”琴、李自芳舊藏“南風”琴九疊印文雖與“虞廷清韻”“寶襲”相近，但“御書”二字區別較大，尤其是“御”字右側偏旁與“書”字下半部分，已全然不同，邊框也有較大差異，“金鐘”琴“御書之寶”印邊框纖細，李自芳舊藏“南風”琴與山東博物館藏“南風”琴邊框方正且寬，但偏於圓轉，彼此間並無明顯關聯。

圖13ˉ 山東博物館藏“寶襲”琴

圖 14ˉ“虞廷清韻”琴“御書之寶”印

圖15ˉ 山東博物館藏“寶襲”琴“御書之寶”印

一個明顯的矛盾之處，是“虞廷清韻”琴與“寶襲”琴“御書之寶”印文雖略有粗細之別，但字形、結構、筆畫、篆勢較為相似，表明這有可能是兩方同源的印章，鄭珉中先生認為“虞廷清韻”為北宋最早的“官琴”，“腹款格式位置與中唐宮琴‘大聖遺音’完全相似”

［19］

，存唐琴遺風。“寶襲”則“是一張中唐琴無疑”，“琴面圓腹上下邊沿皆作渾圓無銳角，具有中唐風格”

［20］

。“寶襲”琴未刻“復古殿”款，卻有與“虞廷清韻”琴相同的“御書之寶”大方印，“寶襲”二字（圖16）與趙構書風不符，所謂“御

書”從何而來？假設“寶襲”琴“御書之寶”與復古殿、宋高宗無關，這枚印章又為何銘刻於“虞廷清韻”琴“復古殿”款下方？

圖 16ˉ“寶襲”琴銘

宋高宗趙構《書七言律詩》（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賜億年”三字之上鈐有“御書之寶”方印（圖17），此印與上海博物館藏《鴨頭丸帖》卷宋高宗“御書之寶”方印較為一致（圖10），其中的“之”為九疊文，與“虞廷清韻”琴、“寶襲”琴上的“之”字相同，但“御”“書”“寶”三字差異明顯，“虞廷清韻”琴與“寶襲”琴的“御”字均為五疊文，《書七言律詩》與《鴨頭丸帖》捲上的“御”字卻並非五疊文，區別最為顯著；“書”字上半部分三者大略相似，下半部分的書寫則完全不同；“寶”字的差異主要集中於“貝”，《書七言律詩》與《鴨頭丸帖》卷“貝”字下方均為兩點，“虞廷清韻”琴與“寶襲”琴則向外疊曲內卷，另外，筆畫也更為圓轉，顯然，“虞廷清韻”琴、“寶襲”琴“御書之寶”與宋高宗《書

七言律詩》《鴨頭丸帖》卷“御書之寶”並不相同。

圖17ˉ 宋高宗ˉ《書七言律詩》（區域性）ˉ 約紹興七年（1137）ˉ 絹本行楷ˉ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但《書七言律詩》《鴨頭丸帖》捲上的這枚印章卻與陝西曆史博物館藏“萬壑松風”琴掩於黑漆之下的“御書之寶”印（圖18）較為相近。據陝西曆史博物館來源賬冊記錄，“萬壑松風”琴為“1962年9月17日，本市曹家巷經宅捐”

［21］

，池內右側楷書朱文“紹興三年馬希仁制”。馬希仁為北宋斫琴名家，“崇寧間人”（《雲煙過眼錄》），其名款另見於胡滋甫與林友仁舊藏，胡滋甫舊藏仲尼式琴池內左側楷刻“大宋馬希仁制”

［22］

，林友仁藏仲尼式琴腹內左側刻行楷款“天聖五年馬希仁制呈”

［23］

，這三張琴腹款雖均有“馬希仁”之名，卻並不一致，而且“天聖五年”（1027）與“紹興三年”（1133）相距106年，可見其中問題頗大。

圖18ˉ“萬壑松風”琴“御書之寶”印ˉ 陝西曆史博物館藏

陝西曆史博物館藏“萬壑松風”琴中的“紹興三年馬希仁制”腹款為朱文，與胡滋甫舊藏馬希仁款琴“有晚唐仲尼式琴遺風”的特點相距甚遠，款題位置也與胡滋甫舊藏馬希仁款琴不符。“萬壑松風”琴“御書之寶”與《書七言律詩》《鴨頭丸帖》卷趙構御印的主要區別是前者線條稍粗於後兩者，餘則基本一致，三者間較高的相似性，表明“御書之寶”印章或曾於南宋時用於古琴，但並非“虞廷清韻”與“寶襲”琴上的“御書之寶”。

“玲瓏玉”琴（故宮博物院藏）所刻“御前之寶”印文（圖19）與“虞廷清韻”琴、“寶襲”琴、“萬壑松風”琴的篆勢、佈局、印風差別較大，此印篆文繁複，每字皆有疊曲，與臺北蘭千山館藏《賜岳飛批剳》（圖20）、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賜岳飛手敕》（圖21）宋高宗手書“付岳飛”上鈐“御前之寶”九疊文大方印基本一致，但細加甄別，問題不少，一個較為明顯的方面是“玲瓏玉”琴“御前之寶”方印四角圓轉，與《賜岳飛批剳》《賜岳飛手敕》“御前之寶”方直的邊角形成鮮明對比。另一個方面是文字疊曲彼此並不對應，《賜岳飛批剳》《賜岳飛手敕》“御”字中區上部左右對稱疊曲，均為四疊，末筆平行外展，不連筆，下部右側七疊，末筆連於中間一豎，左側八疊，末筆與右側偏旁疊曲之末筆相連，“玲瓏玉”

琴中區上部則為五疊，且末筆內行連為一筆，下部右側九疊，末筆連於中間一豎，左側亦為九疊，末筆趨左，未與右側偏旁疊曲之末筆相連；《賜岳飛批剳》《賜岳飛手敕》“前”字上部左右均為三疊，右側疊曲之末筆連於中間一豎，“玲瓏玉”琴“前”字上部左右均為三疊，但右側疊曲之末筆未與中間一豎相連，下部筆畫則幾無相似者；《賜岳飛批剳》《賜岳飛手敕》“之”字兩側筆畫對稱疊曲，均為十疊，末筆相連，“玲瓏玉”琴“之”字兩側筆畫互不對稱，左側十疊，右側十一疊，末筆不連；《賜岳飛批剳》《賜岳飛手敕》“寶”字下部左右對稱六疊，“玲瓏玉”琴則為四疊。

圖19ˉ“玲瓏玉”琴“御前之寶”方印

圖20ˉ 宋高宗ˉ《賜岳飛批剳》（區域性）ˉ 紹興十一年（1141）ˉ 紙本行楷ˉ 臺北蘭千山館藏

圖21ˉ 宋高宗ˉ《賜岳飛手敕》（區域性）ˉ 紹興七年（1137）ˉ 紙本行楷ˉ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另一方面，“玲瓏玉”琴誤筆頻出，“御”“前”“之”“寶”四字皆有筆畫對應不上者，此外，“玲瓏玉”琴“御前之寶”疊曲頗無章法，上下不等，進出無度，筆畫錯亂，與《賜岳飛批剳》《賜岳飛手敕》

“御前之寶”的規整嚴謹相距實在遙遠。儘管如此，但兩者之間的相似性，並非“偶然”可以解釋。一個不能忽視的方面是，“玲瓏玉”琴曾一直庋藏清宮，清帝遜位後又續藏故宮博物院，而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賜岳飛批剳》《賜岳飛手敕》等也曾為清宮舊物，但若是宮廷所為，疊曲無法、上下不等、進出無度、筆畫錯亂依然是無法解釋的謎題。

三、“虞廷清韻”琴周必大題銘

“虞廷清韻”琴龍池左右兩側鐫刻之南宋周必大題銘

［24］

（圖22）亦見於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唐代“九霄環佩”琴，略有小異，主要區別在“豈特此哉”之後的“大則歌南風，小即治簞父，舉不出於斯焉。嘉泰元年四月辛丑平園老叟周必大書”。

［25］

（圖23、圖24）

圖22ˉ“虞廷清韻”琴周必大題銘

圖23ˉ“九霄環佩”琴ˉ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圖24ˉ“九霄環佩”琴周必大題銘

這篇銘文見於周必大《平園續稿》，名《馮軫元芳琴銘》

［26］

，據相關史料記載，馮軫（字元芳）為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進士，歷官新昌主簿、建德府知州、嚴州知州等，好收藏，碑帖、書法、古琴、吉金等皆有涉及。另據《益公題跋》

［27］

，周必大曾於嘉泰三年（1203）四月九日至十日間，為馮軫藏《東坡書陶靖節詩》《東坡書富文忠公神道碑》《東坡潁州詩》等題跋，可輔證《馮軫元芳琴銘》的歷史真實性。

從琴銘內容來看，“雷氏斫之，肇自開元”指唐代享有盛譽的蜀地“雷琴”，“虞廷清韻”琴池內隸刻腹款“開寶戊辰”（968），為宋太祖趙匡胤開寶之物，與唐代“雷琴”相距已遠，故其應非宋寧宗嘉泰元年辛丑（1201年5月25日）周必大題銘之琴，其池旁銘文應移自他處，卻也並非來自“九霄環佩”（中國國家博物館藏）。“虞廷清韻”周必大銘文在“豈特此哉”之後，與“九霄環佩”周必大銘文有：“而”（虞廷清韻）與“則”（九霄環佩）、“則”（虞廷清韻）與“即”（九霄環佩）、“單”（虞廷清韻）與“簞”（九霄環佩）、“辛丑”（虞廷清韻）與“四月辛丑”（九霄環佩）、“幾”（虞廷清韻）與“舉”（九霄環佩）、“識”（虞廷清韻）與“書”（九霄環佩）等多處不同，這些不同應非筆誤，而是源於不同抄本之故。

此外，“虞廷清韻”“九霄環佩”周必大銘文與《平園續稿》收錄之《馮軫元芳琴銘》均有出入。“虞廷清韻”周必大銘文中之“幾不出於斯焉”，《平園續稿·馮軫元芳琴銘》為“舉不出於斯焉”。“九霄環佩”周必大銘文中之“大則歌南風，小即治簞父”，《平園續稿·馮軫元芳琴銘》為“大而歌南風，小則治單父”，“則”與“而”、“簞”與“單”相距甚遠，亦非誤刻。尤其是後者，“簞”，“笥也”（《說文》）、“小筐也”（《漢律令》），為古代盛飯之竹器，無法與“父”組合成詞，亦與“大而歌南風”之“南風”語義不合，此處之“南風”，應為舜“以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琴書大全·曲調》），西晉潘正叔（約250—約311）詩《贈河陽》有句“宓生化單父，子奇蒞東阿。桐鄉建遺烈，武城播絃歌。”

［28］

故“單父”可與“南風”相呼應。“九霄環佩”琴此句之誤，應非源於《馮軫元芳琴銘》，而且，“九霄環佩”腹內墨書已漫漶難辨，與乾隆朝宮廷畫家錢載（1708—1793）《周文忠公銘雷氏琴歌

》

［29］

所記龍池“鐫”刻八分“開元癸丑”難以吻合，表明“九霄環佩”琴似乎也不是嘉泰元年（1201）四月周必大題銘之琴，其銘文應另有來源。

“虞廷清韻”與“九霄環佩”周必大銘文的書體與風格也有著顯著的區別，尤其是文後的款署，不僅有“辛丑”（虞廷清韻）與“四月辛丑”（九霄環佩）、“識”（虞廷清韻）與“書”（九霄環佩）之別，書風更是大相徑庭。實際上，《平園續稿·馮軫元芳琴銘》僅於“馮軫元芳琴銘”之下小字標註“辛酉四月”，文後未見“宋嘉泰元年辛丑平園老叟周必大識”（虞廷清韻）或“嘉泰元年四月辛丑平園老叟周必大書”（九霄環佩）之句，其是否由“辛酉四月”演繹而來或另有所據，尚待考證。

結語

岳珂《桯史》

［30］

記載之“冰清”琴不僅“斷紋鱗皴”，琴腹還有“大曆三年三月三日上底，蜀郡雷氏斫”“貞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士雄記”等唐人銘記，以致“識與不識皆謂數百年物”，其最終為人識破主要得益於琴中題識避諱的破綻，這與書畫鑑定是相通的。書畫鑑定的依據有主輔之分，主要依據是書畫的時代風格和書畫家的個人風格，輔助依據最常關涉的則是印章、紙絹、題跋、藏印、著錄、裝潢等。古琴鑑定與之相仿，其主要依據是木質、斷紋、風格等，輔助依據則是書法、印章、題跋、藏印、著錄等。從池內隸刻腹款“開寶戊辰”（968）以及木質、斷紋、風格等方面觀察，“虞廷清韻”具有宋琴特徵，而且，“從背面看，其形式風格、斷紋特點、池沼規模儼然是一張唐代製作，惟覺長短寬厚略有過之”

［31］

，可能是“北宋最早的官琴”。但其“復古殿”款與“御書之寶”九疊篆文印並不能與傳世宋高宗趙構遺墨（含代筆）所見“復”“古”“殿”三字以及“御書之寶”印建立令人信服的聯絡，儘管同時鐫刻“復古殿”款與“御書之寶”印，也不足以表明其確曾庋藏南宋禁中。這些複雜且隱秘的歷史資訊，應在木質、斷紋、風格研究的基礎上，綜合書法、印章、題跋、藏印等的探索，方能實現其作為古琴鑑定輔助依據的歷史價值。

致謝：本文寫作及修改過程中，中央音樂學院章華英教授、中央美術學院邵彥教授惠賜寶貴意見，浙江大學賀金博士、廣州美術學院研究生黃珊珊與劉慧同學協助查詢材料，特致謝意！

本文系2021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重大專案“中國藝術考古資料整理與研究”階段性成果之一，專案批准號：21ZD09，專案首席專家：黃厚明。

註釋：

［1］

宋理宗《復古殿記》，曾棗莊、劉琳：《全宋文》（冊345，卷7981），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第409頁。

［2］

同上。

［3］

吳釗：《中國古琴珍萃》，文化藝術出版社，2015，第18—20頁。

［4］

鄭珉中：《兩宋古琴淺析》，《故宮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4期，第20頁。

［5］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宋高宗紹興七年（1137）書《賜岳飛手敕》與紹興十一年（1141）書《賜岳飛批剳》均有此花押。參見何傳馨：《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文化》（書畫卷），臺北故宮博物院，2010，第86、88頁。

［6］

趙構：《翰墨志》，載《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第366頁。

［7］

陶宗儀：《書史會要》，上海書店，1984，第278頁。

［8］

王傑等：《宋高宗書漢高帝求賢詔》，載《欽定石渠寶笈續編》（乾清宮藏五），《續修四庫全書》（No。106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 634頁。

［9］

陸友：《研北雜誌》（卷下），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No。866），第608頁。

［10］

樓鑰：《御書中庸篇》，載《攻媿集》（卷二十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No。1153），第152頁。

［11］

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一），馮惠民、沈錫麟點校，中華書局，1983，第 6頁。

［12］

徐松：《宋會要輯稿》，中華書局，1957，第1721、2275頁；陸游《跋高皇御書》，見曾棗莊，劉琳：《全宋文》（卷4935，冊222），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364頁。

［13］

宋高宗傳世遺墨中，行書有《白居易詩卷》（遼寧省博物館藏）、《七言絕句團扇頁》（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千字文冊》（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賜岳飛批剳》卷（臺北蘭千山館）、《宋元墨寶冊·高宗手敕》（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草書有《洛神賦》卷（遼寧省博物館藏）、《後赤壁賦》（故宮博物院藏）、《七絕天山詩紈扇》（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楷書有《跋曹娥誄辭》（遼寧省博物館藏）、《徽宗文集序》卷（日本文化廳藏）；楷草有《臨虞世南千字文》卷（上海博物館藏）、《嵇康養生論》卷（上海博物館藏）；行楷有《賜岳飛手敕》卷（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宋元寶翰冊·高宗七言律詩》（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等。

［14］

臺北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故宮書畫圖錄》（十六），臺北故宮博物院，1997，第243頁。

［15］

朱惠良：《“鼓勵士類為一代操觚之盛”——宋高宗的書法及其影響》，《紫禁城》2017年第11期，第30頁。

［16］

儘管其中可能有部分代筆，宋高宗吳後“博習書史，又善翰墨”，時以書藝代筆襄理高宗，抑或有其他史書闕載之代筆情況，但存世宋高宗真跡或代筆，並無可與“玲瓏玉”琴、“虞廷清韻”琴“復古殿”款相合者。

［17］

吳釗：《中國古琴珍萃》，第102—103頁；鄭珉中：《故宮古琴圖典》，故宮出版社，2010，第62—67頁。

［18］

關於“秋濤”琴的研究，參見邵彥：《南宋嘉熙“秋濤”琴及題刻文字的年代與含義》，《美術大觀》2021年第8期，第82—85頁。

［19］

鄭珉中：《兩宋古琴淺析》，《故宮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4期，第20頁。

［20］

鄭珉中：《漫談中國古琴珍萃中的唐琴（下）》，《收藏家》2001年第7期，第10頁。

［21］

此琴通長120釐米，隱間111。5釐米，額寬18。4釐米，肩寬18。6釐米，尾寬13。5釐米，面桐底梓，施鹿角灰胎，髹黑漆，嶽山、承露、雁足、琴軫皆為紅木，焦尾、尾託、龍齦、齦託皆為花梨。徽為蚌制。龍池、鳳沼均為長方形。參見王莉：《南宋“萬壑松風”琴的發現與研究》，《中原文物》2017年第4期，第102—108頁。

［22］

鄭珉中：《兩宋古琴淺析》，《故宮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4期，第24頁。

［23］

鄭珉中：《兩宋古琴淺析》，《故宮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4期，第33—34頁。

［24］

題銘為：“雷氏斫之，肇自開元。馮氏寶之，不知幾傳。我非知音，而理可言。心主於內，手應乎弦。故聲和可以仰馬，意殺形之捕蟬。豈特此哉，大而歌南風，小則治單父，幾不出於斯焉。宋嘉泰元年辛丑平園老叟周必大識。”參見吳釗：《中國古琴珍萃》（增訂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5，第18頁。

［25］

王志強、辛立華：《九霄環佩聲琅琅——中國國家博物館藏“九霄環佩”琴初探》，《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4年第11期，第128頁。

［26］

周必大：《文忠集·平園續稿四·銘箴辨·馮軫元芳琴銘》（卷四十四），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47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第474頁。

［27］

周必大：《益公題跋·跋馮軫所藏五帖》（卷六），載王雲五：《叢書整合初編》（影印本），商務印書館，1936，第5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