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文化繁榮與開放性格，造就了盛唐氣象

唐代的開放性格，既體現在對周邊民族的開明政策，也體現在對鄰近國家交流的空前擴大；體現在經濟和物質上，更體現在思想文化和宗教信仰方面。

唐時代的民族融合達到了新的高度，形成了一個新的民族和新的文化。

在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唐朝皇帝不僅能夠採取比較開明的民族政策，而且對於新民族的形成具有一種自覺意識。

如唐太宗就說，自古貴中華，賤夷狄，而今四海一家的新形勢下，就應該是“胡、越一體”，也就是說，大家都是一個融合以後的新民族了。貞觀十八年底，當突厥的一部歸附唐朝並請求在內地安置時，大臣們都反對，以為將會留下後患，而唐太宗卻同意了，並解釋說：“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仇敵。”

唐朝的周邊民族，儘管與唐朝政權之間也不斷有戰爭，征服與被征服的關係一直存在。但是，那是

政權之間的征服與被征服，而不是種族之間的征服與被征服。被征服的政權儘管是少數民族的政權，但他們並不以唐朝為外族

。當貞觀四年二月打敗突厥，俘頡利可汗以後，西北各族君長詣闕請唐太宗為“天可汗”，就是做以“可汗”稱呼其君長的草原民族的共同首領。唐太宗說，“這樣，我一方面是唐朝的天子，又下行可汗之事！”從此以後，唐太宗給西北君長的檔案都署稱“天可汗”。這說明，一旦突厥政權被征服，唐朝取代突厥實施對西北地區的統治，西北少數民族的君長也就能夠接受唐朝皇帝做他們的可汗了。貞觀二十年，唐朝擊敗薛延陀，唐太宗親自到靈州（今寧夏靈武北）招撫草原民族鐵勒諸部，並因此修築了一條橫貫回紇以南、突厥以北的“參天可汗道”

唐朝不僅允許相互之間進行貿易、學習等交流，還吸收西域人在唐朝官府從事政治活動。在唐朝，無論是文化思想、服飾飲食、音樂舞蹈、繪畫藝術還是石窟造像等，都有很多外來因素。

絲綢、瓷器、鐵器等商品傳入西方的同時也為中國帶來胡椒、葡萄、石榴等物產，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傳入中國，以此同時中國的繅絲養蠶術、造紙術、印刷術、火藥等也由此走向世界。輸入和輸出的文化、宗教思想、科技等極大地豐富了城市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推動了東西方的社會進步與發展。唐朝文化與異域文化相互交融和影響，值得一提的是黃色龍紋綺，黃色龍紋綺在連珠紋外緣的圓形區域堆成表現兩條龍紋，體現了唐代絲綢融合中西的藝術風格。

唐代的文化，無疑不能稱之為漢文化或中原文化，而只能是

胡漢混合的新文化

。從民族精神、思想觀念、宗教信仰，到禮儀習俗、文學藝術，以及日常生活的物質器用，唐文化無一不打上了胡漢混合的烙印。而對外交往的開放態勢，又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唐文化的

多元色彩

。

民族的融合也讓胡漢相融合的文化效應得到充分的釋放，

"今曲項琵琶、箜篌之徒，並出自西域"

。胡人的樂器同胡曲和胡舞一起進入唐朝社會，走進了唐人日常文化生活中，在眾多進入唐朝社會的胡人樂器中在典型的就是琵琶，琵琶在詩詞上更是掀起一股熱潮。風靡於長安的胡旋舞、胡騰舞、拓枝舞更使唐人眼迷心醉，胡服、胡食同樣也受到了喜愛，在唐朝社會街頭，不管是男性還是女性，著胡服成為社會一種時尚，深刻反映了胡漢文化融合對唐朝社會發展的深遠影響。不管是胡人樂器、樂曲、舞蹈，還是胡服、胡食等都極大地豐富了唐朝人們的社會文化生活，也刺激了唐人從事樂舞的表演。

宗教文化的傳播與交流使唐文化更加熱烈多彩，更富生命活力。中國的儒家思想、道教思想，與佛教思想、伊斯蘭教思想、襖教思想、摩尼教思想等交融共存，特別是佛教思想對中原的影響更加深刻。黃留珠先生在《周秦漢唐文明》中說：

"在秦漢與隋唐時代，道教經歷了一個由生產而逐漸走向成熟的發展過程；而佛教則走過了一段由外來文化在中國生根、發芽乃至壯大最終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部分的路程"，印度佛教在其發展興盛衰敗新生後融入了中國社會，成為中國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

佛教傳入中國後，佛教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有“南朝四百八十寺”之說；到了唐代，從唐太宗始實行儒教、佛教和道教三教並行的政策，唐代各君主對三教偏重不一樣，但就總體而言，基本上是三教並行。在印度佛教造像藝術的基礎上，初期仍然有北朝時期的遺風，後來風格趨於成熟，至盛唐已經融合當時社會的宗教和審美思想，佛像整體比例協調，面型豐滿，充滿自信，由“清秀之風”轉變為“豐腴之美”，逐步形成了中國佛教造像的古典風格，體現唐朝的盛世氣象，並以高尚優美的風格對當時東亞地區和後世造成深遠影響文化的交流讓唐朝擁有強大的國際影響力和號召力，強烈影響著日本、朝鮮、越南等。

元正天皇制定律令、佛教、曆法、文化、三彩器物甚至是皇都奈良的建造完全模仿唐長安城的樣式。唐朝的對外交流，融匯古今中外文明成果所創造出的超越性的文明成就，進一步促進了唐朝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陶瓷技藝的成熟。唐代是我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榮富強的王朝，在社會經濟空前繁榮的條件下，社會生產力水平迅速提高，雕塑、陶瓷等手工藝水平飛速發展，並促使它們之間不斷結合與發展，使唐代陶瓷形態鮮明、色澤豔麗，富有生命力，充滿了生活氣息。“黃帝命寧封為陶正”，可見中國悠久的陶器發展史。

從目前的考古資料來看，原始時期的陶器大致經歷了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嶺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等階段。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生產力水平的發展促進了手工業發展。陶瓷的生產技藝也有了進一步改進、變革和發展在無數匠人智慧與心血的結晶和經驗的積累下，陶瓷技藝越來越成熟，而且每個時期的陶器在胎土、釉色、裝飾、工藝等方面都有不同的特點和風格。

舊石器時代晚期的灰陶、裴李崗文化文化的紅陶、馬家窯文化的彩陶、“蛋殼黑陶”、商代白陶、西周硬陶、秦代兵馬俑、漢代釉陶、唐代唐三彩等都是陶器精品。陶瓷技術發展到唐朝，集獨特的工藝性、美觀性和實用性於一體逐漸取代陶器，陶器迅速退居次要地位。

但是，唐三彩仍然以其特殊的製作工藝，從無釉到有釉，又由單色釉到多色釉，讓其具有特殊的藝術價值，為中國陶瓷的發展畫上點睛之筆，展現中華璀璨輝煌的傳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