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富貴：“聞喜則過”說《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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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1910-1998年）

正月裡無事，看《圍城》消遣。看書是眼的事，手也不能叫閒著，帶便做些札記，不覺已是厚厚一本，多是賞析，不吝辭費。總是品德有虧，心術不正，賞析之餘，也偶有腹非之念，竟也記了下來。

錢先生此書，初版於1947年5月，上海晨光出版社印行。1980年11月，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印，大量發行。重印之前，錢先生“順手有節制地修改了一些字句”（《圍城·重印前記》）。以常理推之，自己的小說三十年後重見天日，其欣喜自不待言。錢先生也曾對人言，飽經風霜，處變不驚，“譽不喜而悔不怒”做不到，至少可以做到“譽不狂喜而毀不暴怒”。看書的過程中，我覺得老先生的喜，較他的自許還是多了些，其表現為喜不自勝，心有旁騖，好些地方走了神，從了俗，明說了便是：好些不該改的字句給改了。古人有言，聞過則喜，錢先生在修訂中的這些失誤，是不是可以顛倒過來，稱作“聞喜則過”？

我看的是1991年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的《〈圍城〉匯校本》，等於看了1947年晨光出版社的本子，以下稱“初版本”；下文中的例句，均見於此書。對照著看的是1980年11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第一版，以下稱“重印本”；偶爾也會提到此後的版本，稱“修訂本”。

《圍城》“初版本”（左）和“重印本”

1

（方鴻漸）洗了澡趕到甲板上吹海風，又是一天開始。這是七月下旬，閤中國的舊曆三伏，一年最熱的時候。在中國熱的比往年厲害，後大家都說是兵戈之象，因為這是民國二十六年。

重印本中，“民國二十六年”後加“［一九三七年］”。寫小說，故事發生的時間，春夏秋冬，往往含糊不清，寫上年月日，什麼都有了。而寫個年月日，是最無文學意味的。錢先生的這個辦法，可說是將年月日揉和在情景描述中。無意中說了個“一天”，趁便說是七月；因為熱，便有了“兵戈之象”；何以如此？因為這是民國二十六年。這樣一來，說出年份，不是累贅，而是必須。重印本加上“［一九三七年］”，想來是進入新社會幾十年，怕年輕人不知“今夕是何年”，還是怕外國人不知“東方之既白”？慮事是周到了，行文上則是多了一個“趔趄”，以為看的不是小說而是學術論著，遇上個“隨文注”。寫民國的事，用了民國的紀年，恰是一種熟稔，一種親切。此處標註，大可不必。

2

那些男學生看到滿腔邪火，揹著鮑小姐說笑個不了，心裡好舒服些。

重印本刪去“心裡好舒服些”。若以充分表達論，不刪為宜；若以文氣貫通，刪了為宜。可見錢先生在這上頭，還是以文氣貫通為先的。當然，若接下來的說辭太俏皮，也就不管是害氣還是害意，只管逞才使性了。《圍城》的佳妙，在寫世態不忘描摹人心，見世態更見人心。這麼一個寫人心的句子，怎麼就刪了呢？莫非是對洋人可刻薄，對同胞該厚道些？

3

又忙解釋一句道：“這船走著真像個搖籃，人給他擺得迷迷糊糊，只想睡。”

重印本中，“又”字改為“她”。這是錢先生從了俗。小說敘事中若下一句順勢即知主語為誰，多以略去為佳。儘量少出現名字，和代名之詞的他、她等。以此理而論，初版本上面見了鮑小姐的名字，此處用“又”是對的。改開之後重印本或許是考慮到新社會的閱讀習慣，做了好些這類順應時俗的修改，實屬“聞喜則過”之舉。

4

八月九日下午，船到上海，居然戰事並沒有發生。

“居然”一詞，重印本改為“僥倖”。“居然”有“慶幸”的意思。此前已戰雲密佈，天天都有開戰的跡象，到了八月九日，竟未開戰，用“居然”甚合書中人物的心態。作者如此落墨本無不妥。重印此書，順手修改，潛意識裡有順應時勢，以免授人以柄的心理作祟，將“居然”改為“僥倖”，語義是平和了，那種錢式的反諷也就沒了。

5

（方鴻漸）心裡對蘇小姐的樣子說：“聽聽，你肯拜這個女人做乾媽麼？虧得我不要娶你。”

“這個女人”，重印本改為“這位太太”。這個女人是點金銀行周經理的太太，也是方鴻漸去世的未婚妻的母親，刁鑽刻薄，方對她很是不屑。這句話，是方的心聲，說“這個女人”，附合方的心態；改為“這位太太”，沒有道理。

6

方鴻漸想上海不愧是文明先進之區，中學女孩子已經把門面油漆粉刷，招徠男人了……忽然想唐小姐並不十分刀尺。

“刀尺”一詞，重印本改為“妝飾”。我猜想，當年江浙或者上海，有“刀尺”的說法。動了刀尺，剪裁修飾的意思。現在用了“妝飾”，口頭語改成了書面語，論形象反不如“刀尺”顯豁。像這類將俚語改為通用語，不能不說是小說成色的減弱。

7

同鄉一位庸醫，跟他鄰居，殺人有暇，偶來陪他閒談。這位庸醫在本鄉真的是“三世行醫，四方盡知”，終算那一方人抵抗力強，沒給他祖父父親醫絕了種，把四方剩了三方。

重印本里，“四方盡知”，改為“一方盡知”。《圍城》裡的文字，多有妙趣，做法常是：先挖坑，再招手讓讀者過來，一腳踩空，掉進坑裡，不怨作家，自個先笑了。至於能不能笑，端看作家挖坑的本領。像這句話裡，預設的機關，一是“庸醫殺人”，一是“四方盡知”，還有一個“三世行醫”。這裡有個簡單的算術題。一是三世能殺多少，一是他這一輩還行醫，還能分下多少。錢先生將“四方盡知”，改為“一方盡知”，即到他這一輩還有一方人可醫，則祖父和父親兩輩人已“殺”了三方人。這樣一來，跟後面的“還剩下三方”就對不上了。我認為這節文字要改，只有兩種辦法，一是若改“四方”為“一方”，就得兼顧後面，“還剩下三方”也要改；一是這些涉及數字的地方不改而改別處的文字，這樣，這句就成了：“終算那一方人抵抗力不強，給他祖父父親醫絕了種，把四方剩了三方。”不管怎麼說，眼下的文字，在算術上是不通的。

8

孫小姐長臉，舊象牙色的顴頰上微有雀斑，兩眼分得太開，使她常帶著驚異的表情。

“長臉”，重印本加一圓字，成“長圓臉”。這個地方，按說不必講究，長臉不會像個驢臉，圓臉也不會是用圓規畫下的。再就是，無論舊小說新小說，描摹女子臉型，絕少用“長圓臉”。長而圓，下巴較額頭窄，那就是瓜子臉，再長就是錐子臉；下巴的寬窄略等於額頭，那就是冬瓜臉了。若一開始就寫了個長圓臉，可說筆下有誤，慮事不周。此處卻不是，是已寫了長臉，初版本未改，幾十年之後出重印本才改，只能說有意為之。究其心思，只會有兩種情形，一是與別的人物區別開來，一是適應書中的描寫，比如下面說了“兩眼分得太開”，若長臉則所分尺度有限，圓些才會分的更開。與別的人物區別開來，又分兩種情形，一是書中人物，一是真實人物。這裡是在書中，且詳加探討。書中著力描寫的女性，只有兩位，一是蘇文紈，一是唐曉芙。寫唐曉芙在第二章，出場就寫到了，說“唐小姐嫵媚端正的圓臉，有兩個淺酒窩”。對蘇文紈沒有這樣寫到臉上，但我們從一些描寫的句子上，得到的觀感是，整體修長而單薄，同比例分配，臉型也該是瘦長而清秀。這一層，從第八章在香港趙家再度出現的樣子，也可得到反證：“蘇文紈比去年更時髦了，臉也豐腴得多。”現在胖得多，過去必是瘦得很。重印本修訂時，將長臉改為長圓臉，顯然是往唐曉芙這邊靠了靠。好多探討文章都說，唐曉芙是書中唯一未有微詞心存愛意的女性，還有人認領，說是像了她云云。再說可能慮及的真實人物，一是疑似與錢有戀情的趙蘿蕤，一是定格為錢夫人的楊絳。這上頭，易遭物議，不說也罷。總之，無論何種情形，都是個不必，只能說作者用心綿密而不可名狀。

9

那女人把孫小姐從頭到腳的打量，忽然發現顧先生的注意，便對他一笑，滿嘴鮮紅的牙根肉，塊壘不平像志士的胸襟，上面疏疏地綴幾粒嬌羞不肯露臉出頭的黃牙齒。

重印本，“志士”改為“俠客”。有個情況讀錢少的人或許不知，《圍城》刊載及出初版本，曾受到進步文化人士的激烈批判。解放後直到改革開放之初，錢先生不願重印此書，說寫得不好，只能是託辭；當年批判此書的人大都健在，不願再度授人以柄，也該是難以解開的心結。不得不允諾重印且修訂之際，他自然明白該改些什麼詞語，什麼句子。“志士”會讓人想到“革命志士”，而“俠客”，通常謂之一介武夫。略一思忖，筆頭便偏向了保險的一邊，嘴再尖的男人也無從置喙，舌再長的婦人也難以詬病。只是如此良苦的用心，是藝術的忠誠，還是世俗的權衡，尚難遽下斷語。再，志士免了嘲諷，而俠客又何辜無端受此奚落？又再，即視俠客為一介武夫，下文的“胸襟”豈不失了著落？至少也是不太匹配。

10

鴻漸看見一個烤白薯的攤子，想這比花生米好多了，早餐就買它罷。忽然注意有人做成這攤子生意，衣服體態活像李梅亭，仔細瞧，正是他，買了山薯臉對了牆在吃。

重印本中，“有人做成這攤子生意”，改為“有人正作成這個攤子的生意”。先不說改後的句子，說改之前的。這是個口語句子，簡練，一個“的”字都沒有，一看全明白。“做成這攤子生意”，不管是看字還是聽音，都明白是在這個攤子上買下了白薯，不會理解為掏錢把這個攤子買下了。改後的句子，加了三個字，分別是“正”“個”“的”。一個一個地說。“正在作成”，時間明確了，表示交易正在進行中，可後面的“臉對著牆在吃”，豈不到了另一個時間點，怎麼可能同時看到買又看到吃且立馬判定其人為李梅亭？加一“個”字，成了“這個攤子”，莫非此處還有另一個烤白薯攤子？第三，加了個“的”字，成了“這個攤子的生意”，莫非不明確標示生意與攤子之間的從屬關係，李梅亭能把攤子買下吃了？幾十年正確語法的薰染，積久成習，生是把一個活潑的口語句子，改成了了無生氣的報章句子。

11

說到曹禺，范小姐問：“趙先生，我真高興，你的意思跟我完全相同。你覺得他什麼一個戲最好？”辛楣……冒失地說：“他是不是寫過一本——呃——，這不過是——”范小姐的驚駭表情沒許他說出來，是“春天”“夏天”“秋天”還是“冬天”。

這一節文字，是從《〈圍城〉匯校本》上抄下的，等於是初刊本的原文。有縮略，全抄太長。《匯校本》下注：“定本補加底注：《這不過是春天》，李健吾的劇本，在上海公演過。”《匯校本》說的定本，指的是1980年10月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印本之1985年8月第4次印刷本。估計《匯校本》的編者在1991年找重印本的第一版（實為1980年11月印行）已是不易，便用了1985年的這個本子做了定本。不能說多錯，只是這樣一來，有的細節就被忽略了。我此文對版本的命名稍有不同，1980年11月的本子叫重印本，此後的增訂，直到錢先生重病住院前的本子，都叫修訂本。即如這裡加的這個底注，若信了《匯校本》的分類，會以為1980年重印本上就加了這個底注，這就少了對錢先生加此注的心理的探究。

這裡關係著三個人，一是錢先生本人，一是曹禺，一是李健吾。曹、李二人能入錢書，可見關係不淺。也確實不淺。三人都畢業於清華外文系，錢與曹是同班同學，李與錢、曹是前後同學。李1930年畢業，留校當了系主任王文顯的助教，忙著回鄉安葬父親，1931年夏即赴法留學，沒怎麼在學校停留。從個人關係上說，錢跟李，後來是朋友，來往較密切；錢寫《圍城》時李也在上海，常走動。錢跟曹，僅是同學而已，似無甚交往。《圍城》對世相人物的嘲諷，可說是無所顧忌，只要出彩兼出氣，逮住誰是誰。那麼這裡的嘲諷，是曹呢？還是李？

往前回溯一下，看得更清些。這兒已是第七章，前面第一章有一處說：“葡萄牙人的血，這句話等於日本人自說有本位文化，或自行改編外國劇本的作者宣告他的改本，有著作權，不許翻譯。”這話粗看是嘲諷李健吾的。錢蟄伏上海里弄，寫他的《圍城》時，李健吾正在淪陷了的法租界，本著不演創作劇本的精神，寫了並演出了據外國古典名劇改編的兩個話劇，一個叫《王德明》，一個叫《阿史那》。若出版單行本，後面也會寫上“版權所有，翻印必究”的客套話。這兒的這句話，該是嘲諷李健吾了？否。別人怎麼看我不知道，我一看就知道是嘲諷曹禺的。論證太佔篇幅，不贅。這兒既是嘲諷曹禺的，第七章的那一段話，嘲諷曹禺的意思就更為明確了。

1980年的重印本上，沒有這個底注，何以到了1985年出修訂本時就加上了？加此底注，明確標示趙辛楣的瞎猜確有所據，這樣嘲諷曹禺的意向就不再含混了。這又是為什麼呢？李健吾是《文藝復興》雙主編之一，《圍城》就是經他手刊發的，不會不知道其中隱語的所指。再就是1980年重印本出來，李健吾寫了《重讀〈圍城〉》，坦陳他又看了一遍。兩人是好朋友，平日有交往，無所不談。“你嘲諷曹禺，不該拉了我來墊背。”這樣意思的話，想來李是會說的，若李一直活著，也就當笑話聽了。不幸的是，1982年11月下旬，李健吾去世了。這樣待到1985年出這一版修訂本時，錢便不能不有所思考了。思來想去，便加了這麼個底注，算是對老朋友尚未走遠的靈魂的一個交代。

我所以將這個修訂列在這裡，作為“聞喜則過”之一例，並不是說錢先生不該表達對老朋友的歉意，而是說他的這一做法不妥。對文中某一引語（假定小說中人物說的話算引語）作解釋，順手寫上一句就行了，揉在文中，了無痕跡。現在這一辦法，是寫論文的辦法，意思是說清了，從行文上說，似不合小說語言的規範。若這是錢先生過世後他人所加，另當別論，可惜不是，那幾年錢先生活得好好的。

12

（高松年說：）“別說他們還沒有結婚，就是結了婚，養了孩子，丈夫的思想有問題，也不能罪及妻孥……”

重印本中，“養了孩子”，改為“生了孩子”。我以為還是“養了孩子”好，次之，“養了小孩子”也行，獨獨這個“生了小孩子”沒有道理。“養了孩子”是口語，重在完整的表達，連生帶養都有了，再怎麼也不會有歧義，讓人認為是領養了別人的孩子。明確了一個“生”，成活與否，尚在兩可；若生而不活，“罪及妻孥”的“孥”字便沒有了著落。寫小說，筆鋒犀利之人，多是前後照應，自然成文，過後修訂，多半會顧前不顧後，讓文氣打了“格登”。

13

鴻漸忽然想起一件事，說：“咱們這次訂婚，是你父親那封信促成的，我很想看看，你什麼時候把它檢出來。”

重印本中，“檢出來”改為“揀出來”。實則不必改。檢，翻檢的意思，正是找書信的常規動作。“揀”是揀拾，是一下子拿起，縱有“挑揀”的意思，其物件也不會是書信。這種地方，寫下什麼，就是什麼，細一思忖，常會覺得不妥，要改了。三聯書店的《錢鍾書集》，有一冊為《寫在人生邊上·人生邊上的邊上·石語》，正文前有一幀錢的手跡，題為“石語”，正文僅一句話：“絳檢得餘舊稿，紙已破碎，病中為之粘襯，圓女又訂成此小冊子。”絳即其夫人楊絳，之後的動作用語，不就是個“檢”字嗎？

14

阿醜在客堂東找西找，發現鉛筆半寸，舊請客帖子一個，把鉛筆頭在嘴裡吮了吮，筆透紙背似的寫了“大”字和“方”字，像一根根柴火搭起來的。

“筆透紙背似的”，重印本改為“力透紙背”。這樣全句就成了“把鉛筆頭在嘴裡吮了一吮，力透紙背，寫了”云云。小說語言，有個“潛規則”不言自明，就是儘量避免用熟語成語，有了這樣的意思，應當來個陌生化處理。魯迅小說《祝福》裡，“我”聽祥林嫂說了什麼，“背上就像著了芒刺一般”，一看就是成語“芒刺在背”的稀釋。此處說小孩子寫字，用的又是半寸的鉛筆頭，說“筆透紙背似的”，恰似完美的表述。“力透紙背”乃成語，這麼說了，像個小書法家似的，反而偏了本意。這種將成語稀釋的做法，錢先生也不是不會用，且每每創新。比如上面提到的錢先生的名文《魔鬼夜訪錢鍾書先生》中有言：“有時我偏對科學家講政治，對考古家論文藝，因為反正他們不懂什麼，樂得讓他們拾點牙慧；對牛彈的琴根本就不用挑選什麼好曲子！”這裡，不就是把“對牛彈琴”活用了麼？

15

（孫柔嘉說：）“快去罷！他提拔你做官呢，說不定還替你找一位官太太呢！我們是不配的。”

重印本里“我們是不配的”，改為“我們是配不上你的”。此一刻，孫柔嘉是夫妻吵架說氣話，拿趙辛楣挖苦方鴻漸。既說了“說不定還替你找一位官太太呢”，接下來的“我們是不配的”，定規是說她配不上方鴻漸。這裡的“我們”，是漢語語法的一個特例，複數詞語用作單數自指，多用於弱勢的一方，增加委屈的情感。比如京劇《梅龍鎮》裡，正德皇帝調戲了民女李鳳姐，李唱道：“軍爺說話理太差，不該調戲我們好人家。”錢先生年輕時是順勢寫下，自然無誤，到了這把年紀修訂，覺得明明一個女人，怎麼能自稱“我們”，沒有多想，便改“配不上”為“配不上你”，讓這個“我們”在對應上縮為一人。考慮是周全了，女主人委屈的情感就減弱了，不能說不是百慮之一失。

16

方鴻漸和衣倒在床上……不知不覺中黑地昏天合攏，裹緊，像滅了燈的夜，他睡著了。

重印本中，“像滅了燈的夜”，改為“像滅盡燈火的夜”。此一改動，全無必要。這裡說的是方鴻漸在妻子走後，發洩一通，精疲力盡，和衣躺在床上，不知不覺間睡著了。朦朧中，其感覺的程式先是昏天黑地合攏，繼而裹緊，終於墜入黑沉沉的睡眠之中。此刻的感覺，“滅了燈”是一種泛指，如同我們平常說的“黑燈瞎火”。你不能細究，說這兒滅了燈，天黑著，別處的燈不滅，會有光線照過來。為了周全，叫天全黑，就得“滅盡燈火”。這上頭，只能說老先生多慮了。

我的讀《圍城》札記，共一百多則，多是賞析，腹非之處，當然不止這十六則。還有的較為複雜，一寫就長，只有捨棄。我不敢說我的感覺全是對的，極有可能是佛頭著糞，褻瀆前賢。知我罪我，任人臧否，不敢自專。不管批評者說什麼，我都是打心裡喜歡，畢竟是你看到了我的這篇文章。

2021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