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對工作充滿熱情、有強烈責任感的人上班摸魚嗎？

“

你現在的時間是我的，我花錢不是養閒人的

！”這是幾乎所有打工人都會在偷懶摸魚時遭遇的道德訓斥——這句話甚至已深入人心到老闆無需親自說出口，就足以在許多人心中敲響警鐘。它背後的邏輯是，員工的時間不屬於自己，而屬於支付了工資的老闆，員工如果沒有在工作，其實就是在搶劫老闆，讓老闆支付的費用付諸東流。不過，美國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提醒我們注意，“

一個人的時間可以被另一個人買走這個想法事實上相當詭異

。”

近年來，職場監控與員工隱私之間的碰撞，日益受到社會關注。除了以電子裝置對工作場所展開物理監控外，對包括電腦、平板、手機甚至桌椅等 進行虛擬監控也成為常規操作。這些所謂的管理措施，全部、統統都涉嫌侵犯員工的隱私權。

事實上，監控員工上班的問題一直被討論，36氪研究院釋出的《2022年輕人職場摸魚報告》顯示，96。18%的年輕人會在平時工作中摸魚，從不摸魚的員工只佔3。82%。員工摸魚的時間也是驚人的，超過6成的95後員工每天至少摸魚1小時，一年合計摸魚30個工作日。

職場監控由來已久，《詩經》中的 “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

” 就是在形容監工虎視眈眈，但數字時代來臨後，傳統的人力監工被技術監工所取代，其廣度和深度前所未見。

雖然涉嫌侵犯員工隱私，但仍然有許多僱主認為監控員工有益且有必要，它的正當性很大一部分源自一種根深蒂固的道德判斷：員工在工作崗位上就應該一心一意工作，偷懶摸魚是可恥的，甚至可以說是在搶劫老闆。

工作時間“摸魚”等於“搶劫老闆”農業革命、消費主義催生的工作觀

僱主對僱員時間控制觀念最早要追溯到1萬年前的農業生產開始。從1萬多年前開始，在亞洲、非洲、大洋洲和美洲至少11個不同地方，人們開始種植作物，這標誌著人類社會開始從狩獵採集社會轉變為農業社會。

農業社會改變了人與自然的關係，這種變化也反映在人際關係中。在農業社會中，自然、文化、野生、馴養逐漸開始有嚴格區分，人們必須在土地上投入勞動力才能在未來獲得生活必需品，人和自然的關係不再是分享，而是交易。

在蘇茲曼看來，農民傾向於將自己與土地的這種“債務關係”擴充套件到人際關係，他們雖然還會在直系親屬或核心親屬之間相互分享，但除此之外的分享被界定為一種交換，而且常常是不平等的交換。“

在農業社會，沒有免費的午餐，每個人都要工作

。”因此我們有充足理由認為，農業革命不僅發明了工作，而且讓“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工作觀深入人心。

資本主義生產節奏決定的抽象時間工作只能讓我們配得上消費主義購買行為

蘇茲曼指出：

在化石燃料能源革命之前，除了少數貴族、富商、將軍和牧師之外，幾乎所有人都相信努力工作和報酬之間存在明確的對應關係

。“工作創造價值”的原則在古代歐洲、中東、印度、中世紀基督教、儒家哲學中均佔有重要地位。直到今天，“吃白食”或“躺贏”依然是最能激起人們憤怒和不公感的行為之一。

格雷伯指出，購買他人時間的概念起碼需要經歷兩次觀念跳躍才能形成：首先是把“勞動力”和工作者分離開，即建立勞動力的市場機制；其次是把勞動力倒進統一的“時間容器”中。

1967年，英國曆史學家E。P。湯普森就現代時間觀的起源問題發表了《時間、工作紀律和工業資本主義》（Time， Work 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一文。湯普森認為，時鐘和懷錶的普及與18世紀末開始的工業革命同步發生，彼此促進。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越來越多的人離開土地進入工廠，在配備了鐘錶的工頭監督下工作，並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將統一工作小時貨幣化理解的時間觀念。

人們放棄了“根據執行特定任務的需要而對時間進行組織”，而是開始適應資本主義生產節奏決定的抽象時間

。

而在另一方面，工人為了爭取改善工作條件（特別是縮短工時），在與工廠主的鬥爭過程中也開始採用“工作時間”和“自由時間”的說法，這也潛移默化地加強了一個社會共識，即當工人“進入上班時間”，他們的時間就屬於“買下”其上班時間的老闆了。

19世紀末至今，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特別是消費主義的壯大，再一次形塑了工作觀。19世紀90年代，安德魯·卡內基等美國工業巨頭及其經濟與政治盟友開始宣揚“財富福音”：創造財富與繁榮的並非勞動而是資本，當資本“集中”後，在正確人的正確管理下，生產率提高將大大降低商品價格，提高全社會的生活質量。

“財富福音”先是成功地說服了美國民眾，然後說服了全世界民眾，使人們逐漸相信繁榮的真正創造者是僱傭者而非廣大被僱傭者，地位的象徵不再是生產力，而是消費力。與此同時，管理革命進一步剝奪勞動者的自主性與自尊——由弗雷德裡克·溫斯洛·泰勒（FrederickWinslow Taylor）發明的科學管理法竭盡全力追求效率，工作者成為了機器的延伸，機械地執行工作流程。

當勞動者在工作中被當作機器對待，他們要如何在工作中找到意義和目標

？在格雷伯看來，解決問題的關鍵是“清教主義的復興”，即再度強調“勞動塑造品格”的觀念：

“工作不是為了創造財富，也並非為了照料他人（至少不是主要為了創造財富或照料他人），而是為了實踐自我剋制，是世俗生活中的‘剛毛毛衣’，是對歡愉的犧牲，是為了讓我們成為配得上消費主義購買行為的成年人。”

工作是人性需求人在有影響力的工作中才會成就自我

德國心理學家卡爾·格魯斯早在1901年就發現，嬰兒在第一次發現自己的所作所為能對這個世界產生可預測的影響時（無論這種影響大小如何、對嬰兒本人有無益處），都會表現得異常開心，此後一代代的心理學家都證實了這一發現，即人類在覺察到自己對周圍環境的影響力時才真正地意識到自身的存在，建立起自我。

實驗同時也表明，嬰兒如果先是發現和體會到了影響世界的快感，而後突然被剝奪了這項能力，他們會感到憤怒，拒絕配合，並出現某種緊張性精神症特徵的自我封閉傾向。這種精神狀態被心理學家稱為“失去影響力而引起的心理創傷”（trauma of failed influence）。在格雷伯看來，這正是許多人在職場中備受挫折和精神折磨的原因：

“這種先讓你產生自己有用的錯覺，然後再被全然否定的經歷，不僅僅是對自尊感的摧毀，還直接動搖了自我意識的根基。一個人一旦停止對世界產生有意義的影響，那這個人就不復存在了。”

2013年，格雷伯應媒體邀請發表了《談談“狗屁工作”現象》（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一文，做出了一個引起軒然大波的論斷：20世紀後半葉至今誕生了無數新行業和新崗位，但激增的工作主要出現在行政領域，它們在事實上對世界的執行並無正面影響（甚至有可能帶來壞處），且工作者本人也認為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他在《毫無意義的工作》一書中寫道：“世界上大約有略超過一半的工作是毫無意義的狗屁工作，而狗屁工作帶來的一個嚴重負面後果就是對工作者的精神暴力。”

正如格雷伯所言，“

工作是有目標的，或者說本該是有目標的。因為你必須在工作，所以你被迫假裝在工作，這種感覺令人備受屈辱

。”從事無意義的工作本就讓人沮喪地意識到自己對世界和他人無法產生影響，被迫在這個工作崗位上假裝工作則是“無意義”的疊加。

格雷伯援引另一個心理學概念“指令碼缺失”來形容這一精神狀態。他指出：

“如今世界上（富裕國家自然包括在內）的大部分人，從小就被教導著要努力工作：工作被認為是他們影響世界的方式，工作獲取的報酬證明了他們的努力，證明了他們的付出是有意義的、是對世界產生了影響的。當有人問你‘你是做什麼的’，你立刻會覺得他是在問‘你是做什麼工作的’。許多人都談到了，當他們逐漸發現自己的工作其實就是拿錢但不做事的時候，心裡會有極大的沮喪感。”

工作者因長時間被毫無意義的工作繫結，其休閒時間通常是碎片化的、難以利用的。既然我們無法在工作中找到意義，那就在業餘時間裡自己創造意義吧。但在格雷伯看來，已經被毫無意義的工作擊潰的人其實也很難在生活中奪回自主性了，這或許也是社交媒體發展壯大的重要原因。

監控員工會極大地增加工作壓力“工作的量比質更重要”的觀念極大的降低工作效率

心理學家霍華德·韋斯發現，

工作時間內人們大約會有25%-40%的思考與工作無關，但僱主也不應對此反應過度，因為胡思亂想其實是幫助我們補充能量的重要途徑，從長遠來看，這反而有可能會提高工作效率

。反之，如果員工意識到自己的一舉一動都處於監視之中，會感到自己不被信任，其工作效率會降低。“事實上，在工作中‘作弊’的人經常都是為了報復信任的缺失，”謝爾寫道。

監控員工、逼迫員工時時刻刻投入工作，對僱主而言其實也不是一件好事。謝爾援引相關研究指出，監控員工會極大地增加工作壓力，導致員工對工作的疏離，降低他們的工作滿意度，並傳達出“

工作的量比質更重要

”的觀念。

信任崩塌時監控無計可施，被信任的主觀能動性讓工作更有價值格雷伯提醒我們注意，當假裝忙碌沒有意義，人會被緊張感包圍，變得任性和有攻擊性，因此，在沒有價值產生的辦公室裡，精神虐待和心理戰往往最容易產生。

自1970年代末新自由主義改革浪潮逐漸席捲全球以來，員工和僱主之間的權力關係發生了轉變，員工再難對僱主喊停，因為這意味著一個退出僱傭關係、朝不保夕的危險前景。在經濟下行、工作不穩定性進一步上升的當下，保住工作的重要性變得空前之高，抱怨工作無意義、假裝在工作無意義或許是一種“矯情”，但我們至少應該記住，一個能促進社會中大多數人福祉的職場環境可以是怎樣的。

適度休息是人性使然目標引領，使命驅動

經濟人假說認為人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泰勒的科學管理理論甚至將人視作生產的機器。

科學管理理論的擁護者吉爾佈雷斯夫婦就提出適當休息對於提高工作效率具有積極作用。隨後的經濟人假說和自我實現人假說認可了人對於尊重、社交、自我實現等方面的需求。除了工作賺錢，員工也渴望在工作中獲得良好的人際關係，希望能夠體面地工作與休息。作為人，員工不能像機器一樣持續工作，員工也需要適度的休息，增加與同事的交流。因此，摸魚較工作更符合人的天性。但我們不能說上班兒摸魚就是值得提倡的事情。

現實中大多數員工上班時間摸魚有部分確實是工作累需要調整一下，但也有很多員工因為責任模糊，工作缺少壓力，所以閒暇時間充裕；還有一部分員工恰恰相反，是因為工作過度飽和甚至超負荷，員工得不到喘息，只能透過摸魚的方式拖慢工作進度，給自己爭取一些休息時間；還有諸如：職場的不公平現象，投入產出嚴重失衡的時候，員工工作積極性就會降低，與此同時，摸魚就是員工做出的一種自我調節。

對於摸魚行為，與其粗暴的採取監視以及不切實際的KPI考核等監督懲罰手段，不如透過情利管理的手段進行正確的引導，透過尊重信任、結果導向、目標引領、強調公平、樹立榜樣等方式激發員工工作動機，引導員工主動調節個人行為，減少摸魚，提高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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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美］大衛·格雷伯。《毫無意義的工作》。中信出版集團。2022。

［美］埃倫·拉佩爾·謝爾。《工作：鉅變時代的現狀、挑戰與未來》。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21。

［英］詹姆斯·蘇茲曼。《工作的意義：從史前到未來的人類變革》。中信出版集團。2021。

［美］

埃倫·拉佩爾·謝爾

《工作：鉅變時代的現狀、挑戰於未來》

［英］

E。P。湯普森

《時間、工作紀律和工業資本主義》

36氪研究院釋出的《2022年輕人職場摸魚報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