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物之中，還有電影

本文轉自：長江日報

□ 沈嘉柯

我家至今存有一本1982年6月號的《大眾電影》雜誌，與我相同年齡，留作紀念。童年夏夜，我父母上班的糧油廠會安排放露天電影，作為職工福利。那是我最大的享受，啃著西瓜就著電風扇，痴迷地看著《地道戰》《洪湖赤衛隊》這些老電影。我總是忍不住在播放時，悄悄潛到放映機旁邊，一個大燈泡、一串膠片在兩個輪子之間迴圈，投射出如此迷人又神秘的光影，變幻出千姿百態的人間故事。

長大後，我最常去的場所就是電影院，我尤其喜歡在週一週二的上午去看電影，整個電影院只有我一個觀眾。四周漆黑下來，我開始一次次幻夢之旅。電影是虛幻的，但電影裡的悲歡離合是真摯的。

我漸漸不滿足於純粹地觀看，好奇那些演員們，也好奇導演們。在我的作家生涯裡，常常被邀請參加一些文化論壇電影釋出會首映式交流，這讓我有很多機會去跟他們聊天，找到我想要的答案。

原來影星楊恭如的古典美，是因為她在上海長大，有個鄰居姐姐總是穿著旗袍，還會給孩子們糖吃，舉手投足優雅又特別有女人味，讓楊恭如受到薰陶，很是念念不忘。所以她在《甜蜜蜜》裡的溫婉模樣，流淌著舊時女子的審美。原來影帝王景春是個頗為內斂，藏著一點幽默感，維持著場面氛圍，又很能接得住話題的人。

有一年我在北京領文學貢獻獎，目睹昔日美麗端莊的倪萍，卻身材發福穿著寬大的布衣，眼神銳利有範兒。這跟記憶裡動輒落淚的抒情女神，相距甚遠。而曾經霸氣瀟灑的劉曉慶，居然穿著鮮豔的碎花連身超短裙，一顰一笑彷彿青春女子團體成員，發出少女銀鈴般的笑聲。對比太鮮明，我忍不住拿現場的倪萍和劉曉慶調侃了兩句，抬眼一看，倪萍依然滿臉微笑，但目光犀利如箭一般射向我，劉曉慶反倒笑得花枝亂顫。

她們都是我少年時代的電影女神。我很佩服她們的頑強生活態度，這些演員性格鮮明，相貌出類拔萃，所以才能塑造出那麼多風靡萬千的角色。我並非追星族，但電影明星無疑是人類生活中，最具有直觀魅力的人群之一。

還有一年謝晉導演到武漢，我那時還在一家雜誌社工作，與同事們陪同吃飯，那個拍出《紅色娘子軍》的大導演，咧著嘴笑，活像街頭巷尾尋常人家和藹的老爺子。談到他那時要籌拍的片子，謝晉十分謙遜邀請大家捧場支援。一旦說到劇本創作細節，他又立刻化身藝術王國裡的皇帝，說一不二。遺憾的是，沒過幾年謝老仙逝，無緣再睹他的風采。

回到電影本身，看得多有感觸，難免也會寫一寫觀感。於是常年接到邀約，在報刊上發表一些影評。但我始終自己掏腰包買票看電影再評論，這是對電影的尊重，也是對我自己這份熱愛的尊重。多年前寫過一部電影觀感，主創導演看到文章後，委託報紙編輯轉達，文章所說的，正是他想表達的。文章見報時電影早就是下檔尾期，沒有什麼利益瓜葛。但這種跨界共鳴，彼此惺惺相惜，對我而言，其實是一種愜意的藝術享受。

尤其記得，我和一位影迷同好，深更半夜圍繞著侯孝賢的電影《聶隱娘》究竟是故弄玄虛還是意蘊深遠，從唐代歷史談到中國古典文化的隱喻，整整“筆談”了三個多小時，不知不覺天都快亮了，還覺得不夠盡興。那位影迷同時也是拿過國際大獎的紀錄片導演，他每每能從構圖、機位、色調和運鏡上，給我看電影更加專業的啟示，激發我們的辨析求證之心。

每每直面生命的孤獨與遺忘時，我就會忍不住找出喜歡的電影重溫。比如李安的《少年派》，我只是重複地看電影開場那3分鐘序幕，夏日的動物園裡，一派安逸靜謐，火烈鳥緩緩邁腿劃開池塘的水波，犀牛和斑馬昏昏欲睡，配音舒緩如安眠曲，我就會平和下來。

李安把電影大師伯格曼視為他精神領域的信仰，當他去探望伯格曼時，伏在伯格曼肩上孩子般哭泣。我如果能見到李安，要是他容許，我也很想如孩童一般伏在他肩頭。

這就是電影，那些感動過我們的畫面，總會在人生的某個瞬間，浮現於腦海，令我們又哭又笑，唏噓慨嘆。電影通往全人類的心靈，有我們永恆的寄託，不朽的慰藉。

大眾電影百花獎是大眾獎項，承載著我們幾代中國人的電影記憶。今年就在武漢舉辦，近在咫尺，我倍感親切又歡喜。我其實覺得，人民群眾喜聞樂見才是最珍貴的，只要電影觸動了觀眾柔軟的心臟，群眾就會用口口相傳和真金白銀去回報。電影何必高高在上，回到萬物之中，和觀眾擁抱吧。

今年入圍的那部《你好，李煥英》，我特別喜歡。那是湖北老鄉賈玲獻給故去母親的電影，可以看出賈玲初次執導的生澀，但那份至誠的真摯，直接戳中我的心，看得我淚流滿面。我父母曾經上班的糧油廠，也是類似的國有工廠紅磚牆、搪瓷盆子、小小的黑白電視機，令我深深陷入懷舊。翻開那本40年前的《大眾電影》雜誌，我也人到中年白髮生。我驀然醒悟，電影會老，導演演員會老，觀眾也會老，唯有看電影的情懷，永遠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