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時人歧視中國人嗎？中國人是怎麼被比利時人歧視的？| 影片

比利時人歧視中國人嗎

敘拉古之惑編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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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在

“歷史與秩序”

這個號上，我推送過一篇文章，是19世紀英國著名版畫家托馬斯·阿羅姆繪製的有關於中國的版畫圖集。

那次我只是在中文網站上輯錄了三四十副版畫，遠非托馬斯·阿羅姆關於中國版畫的全集，非常的遺憾。後來經一位熱心網友的指點，我去一個英文網站上，把托馬斯·阿羅姆所有和中國相關的版畫作品，全部扒了下來，比較可貴的地方，這次所有的圖片全部都是彩色。在此，以饗讀者。另附一篇相關背景的導讀，作者不詳。

托馬斯·阿羅姆是19世紀中葉英國維多利亞風格的建築師和畫家。他以水彩畫稱譽世界，阿羅姆在英國皇家藝術學院學習設計和繪畫，是威廉·亞歷山大的校友。他參加設計了英國議會大廈，建立了英國皇家建築師協會。著名的英國聖彼得教堂、海伯利教堂都是他設計的。他還設計了肯星頓公園、斯坦利花園和許多大樓、以自己的風格，為英國開創了一種新的城市建築樣式。阿羅姆的銅版畫刻印一流，忠實原作，雖沒有敷色，但更加細膩，黑白中顯出版畫的蒼勁、古樸和莊重，更有油畫、水彩畫所無法代替的韻味，成為收藏界的特藏。

鴉片戰爭結束後翌年。那時的中國，還保持著大清帝國最後的體面，一派繁榮和平景象。在歐洲人眼裡，中國是當時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是一千多年來唯一能和羅馬帝國相較的“中華帝國”。畫冊中的中國還沒有被醜化、妖魔化，相反被描繪成其大無邊的天堂帝國。埃及人在神廟王陵之外尚有成片貴族陵墓壁畫描述斗升小民的日常生活，而中國人除了在成篇累牘的文字中臆測外，何嘗有機會一窺老祖宗時代的情情種種？然而，中華風物（萬古長城、西直門外、江南閨閣、秦淮古橋、湖邊道觀、東海媽祖）；坊間百態（民工食攤、廣州帽莊、天橋雜耍、江湖郎中）；世間民情（中秋拜月、祭祖祀親、收受聘禮）；戰爭場面（虎門戰役、英軍營地、攻佔定海）：這些都經Thomas Allom的畫筆，一一呈現眼前。中國的長城、運河、圓明園、景山、午門、虎丘塔、雷峰塔、報恩寺、琉璃塔、金山寺、龍舟、燈籠、閘門、捕魚、宴請、鴉片、辮子……也是經這本畫冊流佈了全歐洲。19世紀前期的歐洲人對中國具有敬意。於是，我們就看到了這本畫冊中的中國。

當時社會不安但不動盪，民生凋敝但不破敗；中國南北各個城市依然井然有序，保持著帝國的體面，大清國依然頂襲著康乾盛世的華袞。阿羅姆Thomas Allom沒有到過中國，他借用別人的素描稿重新描畫19世紀的中國世態風情。目前所知，他主要借用了1793年訪問中國的英國使團隨團畫師威廉－亞歷山大Willian Alexander的畫稿。因不是親身經歷的，細節處的難免有所偏頗，象江南繅絲一圖，幾個繅絲女子的臉龐形態，活脫脫就是歐洲鄉間女子的翻版；澳門媽閣廟前的兩個男子，頂了日本和尚的髮式，身上衣不衣、袍不袍，反倒更象印度僧侶。但瑕不掩瑜，Allom的再創作大體上是考究的，沒有太大偏差。整本畫冊格局一律右手為整頁的獨幅版畫，共約一百二十餘幅；左手頁為版畫說明，附小幅的臨摹原畫，大部分由Willian Alexander所做。全書除了封面的煙色，其餘畫面全為黑白，寫意蒼勁，又兼版畫的細膩寫實，韻味十足。

比利時人畫筆下的《藍蓮花》已使人備感親切，而《城市印象》給我的感覺是“回家”，如此直觀地細細體味關於那個逝去年代的遙遠記憶，這種經歷，彌足珍貴。《大清帝國城市印象：十九世紀英國銅版畫》重新編緝、再版的初衷，就是想恢復歷史編篡學中的“圖文並茂”傳統，並不是來附和時下的“影象替換”風氣。歐美學者的作品都努力做到“圖文並茂”。我們讀西文精裝本的學術書，純哲學的除外，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文學書常常是插圖、插畫的。反觀中文著作，多半是純粹的文字和圖表，相關的圖錄很少。原因肯定不是作者、編者和讀者不喜歡圖象，而是中國近代積貧、落後，印刷和製作條件不夠，讀者負擔不起，才因陋就簡，不得已也。以十九世紀“大英帝國”出版界為例，印刷出版繁榮，倫敦書商找人創作了很多精美的版畫，放在書籍、雜誌和報刊上。關於中國的訊息，英語世界的讀者，願意讀理雅各《中國經典》的人究竟不多，但是十九世紀西方人關於中國的知識如此豐富，又是怎樣得到的呢？原來，大部分人是在阿羅姆（Thomas Allom， 1804－1872）這套版畫作品中瞭解中國的。中國的長城、運河、圓明園、景山、午門、虎丘塔、雷峰塔、報恩寺、琉璃塔、金山寺、龍舟、燈籠、閘門、捕魚、宴請、鴉片、辮子……，都是從這本畫冊流佈全歐洲的。正是這種事實，構成了文化傳播中的“圖文並茂”的傳統。對於這傳統，我們要尊重，要利用。阿羅姆的版畫裡，蘊藏著明清帝國的歷史。歐洲人眼中的中華盛世，從收在畫冊裡的120多幅精美作品中一目瞭然。阿羅姆沒有到過中國，他是英國皇家建築師協會的建立人，畫得一手好風景。他收集訪華畫家，如荷蘭人尼霍夫、英國人威廉。亞力山大、錢納利、法國人波絮埃等人畫作，把不同風格和題材的原畫，再創作為自己風格的水彩畫。他的畫作，配上了歷史學家賴特的文字說明，1843年由倫敦“費塞爾公司”（Peter Jackson， Late Fisher， Son and Co。London）出版。阿羅姆的畫卷發行後，迅速成為英國和歐洲最有名的圖畫本中國歷史教科書。長城和運河，現在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驕傲。實在不記得在明末尼霍夫、清初亞歷山大到中國訪問之前，是不是有中國的山水畫家畫過“萬里長城”和“大運河”。換句話說：當代中國人引以為自豪的兩大民族象徵，還是外國人幫我們畫了下來，宣傳出去。當他們在歐洲大驚小怪地稱道“世界第八奇蹟”的時候，中國人還在一座接一座地拆毀著自己的城牆，一次接一次地扒開運河。最後，還是“外來的和尚會念經”，外國人口口聲聲的“運河”、“長城”，最終讓國人認識到斷壁殘垣乃是“國之瑰寶”。中華文明在今天世界上確立的形象，並不是我們的自畫像。“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今天我們描述自己的文明，還必須借用歐洲人的描繪。我從不認為外來者的這份先見先描就是西方人的霸道，或曰“西方中心主義”的倨傲。這完全是在中國人還沒有走向世界，而世界已經先走向中國的狀況下自然形成的。外來者一定要來看，一定會有發現。他們有獨到的眼光，但無所謂歧視和歪曲。相反，阿羅姆畫作中的中國，是廣角鏡裡更加世界化了的中國，雖然中國剛剛在中英鴉片戰爭中被打敗，但阿羅姆畫冊裡的中國並不是一個妖魔化的醜陋國度。戰後，英國人還在繼續十八、十九世紀讚美中國文化的風氣。早在1793年，馬嘎爾尼使團帶著畫師亞歷山大到訪中國的時候，他們只看到了一個“康乾盛世”的尾巴。但是，花掉國王大量錢財，卻空手而歸的使臣們，在報告和畫作裡甚至不敢暴露在長城內外，運河沿線看到的混亂和貧困。因為英國人仍然把中國看作是遍地白銀，人人綢緞，天天看戲的國度。英國商人都在等著和中國通商，說中國的壞話，豈非得罪輿論。畫冊中還是有一些中國的負面形象，但不是故意的醜化。嘉道時期，鴉片煙霧繚繞全中國，然而沒有見過當時國人的“鴉片吸食圖”。阿羅姆的作品中就有一幅寫實筆調的廣式鴉片煙館圖。現在研究鴉片問題的學者，如獲至寶，放在專著中，仔細考核。中國當代學者嚴重地忽視著影象中所包涵的豐富文化資訊，歷史學家尤其如此。張隆溪教授曾在他香港九龍塘家中，指著他收藏的阿羅姆的原畫說：現在很少有人到楊柳青、桃花塢年畫裡查一查當年風俗，把生活細節和人物形象弄仔細些，結果螢幕上的清宮戲慌了腔，走了型。學者們研究“中國近代史”，都會發現西方對東方的“妖魔化”伴隨著整個近代史，但在殖民侵略之前情況卻有所不同，殖民者一邊對古老富庶的東方大國居心叵測，一邊又為它燦爛的文明所傾倒，在他們的紀錄中也往往往是矛盾的，一方面嚮往，一方面又刻意歪曲討好西方輿論。當然，這種情況隨著殖民侵略的開始逐漸被對異教徒的文化傾軋所代替。

前言已經提到《大清帝國城市印象》作於鴉片戰爭剛結束後的1843年，當時殖民侵略還沒有完全展開，對於歐洲人來說中國仍然是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西方文人對中國的人文理想仍然存，這種情況下創作的《印象》當然看不到過多的妖魔化的影子，反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人對中國理想國度的嚮往。《印象》可以幫助當代人很好地瞭解西方的“東方畫家”到底在中國畫了些什麼？十八、十九世紀西方人是如何看待“大清帝國”的？中國在歐洲人心目中是怎樣的一種形象。第一次發現中國的建築也這麼宏偉漂亮，比之西方有過之而無不及！ 西直門外18世紀末到過北京的英國人都還承認：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1793年，馬嘎爾尼使團到達中國，他們獲悉北京人口數是300萬，光是都城（韃靼城）就有14平方英里，紫禁城面積也超過了1平方英里，比當時剛剛擴建的倫敦城還要大三分之一，是18世紀世界最大城市，倫敦的城市規模，無法和北京相比。清代北京城的西面，共有阜成門、西直門、西便門、廣安門四座西門，西直門處於西北，馬嘎爾尼一行的使節們經此門到圓明園。北京城牆拆光了，西洋畫的筆觸，寫實的風格供我們遙想當年。城門有些失真，不該高聳如寶塔。資料說威廉－亞歷山大是1799年在英國完成這幅畫的，可能是丟了素描稿，憑印象畫的。他把中國的建築誇大得高大以符合英國人的想象。這幅水彩畫的原作收藏在大英博物館。清代的北京，仍然是一個水源比較充沛的城市。玉泉河自西注入護城河，貫通城內宮中的積水潭、北海、中海、南海。當時的北京雖不象南京、揚州、蘇杭等江南城市般“秦淮風月”，但不致如日後乾枯得河底朝天，偶爾也能看見城下揚帆飄動，舟楫往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