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論陶器和瓷器的發展過程

引言

我國陶瓷文化歷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在很多考古行動中就發掘出各種各樣風格迥異精緻優美的陶器，例如彩陶和灰陶等等。

之後的發展中人們在原料的選擇和精練，爐窯的改進和燒成溫度的提高，以及釉的發現和使用等方面又有新的突破

。在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時代就創造了原始瓷器。經過一個過渡時期，原始瓷器的工藝更為成熟，東漢或稍後的魏晉時代完成，由陶向瓷的過渡，使我國成為世界上最早發明瓷器的國家。

雖然，當時古代人民他們不可能跑到很遠的地方去選擇製陶原料，一般還是就地取材。但已經是有目的有意識地加以選擇。他們所用的泥土已經比我們現在用來做磚瓦的泥土更適合於製造陶器了。他們已經知道用淘洗的方法去除泥土裡面的砂粒、石灰、草根等雜質。

不然，古代那些紅陶、灰陶和黑陶在外觀上就不會那樣光滑，在斷面上就不會那樣勻稱，在器形上就不會那樣規矩，甚至他們已經使用高嶺土燒製白陶，使我國成為世界上最早使用高嶺土的國家，創造了獨特的白陶藝術，由於高嶺土的含鐵量都是比較低的，而 Al2O3的含量，又是比較高的。因而它的使用對由陶過渡到瓷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對後世我國瓷器的質量的提高同樣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國瓷器的創制與使用已有悠久的歷史。關於它的起源問題，過去的瓷器研究者認為始於東漢，或說起源於魏晉。解放後，隨著新中國考古事業的蓬勃發展，在田野考古發掘中出土了許多瓷器。這些新獲得的瓷器標本，把我國瓷器的創制歷史上溯到商代前期。商代瓷器的發現，為探討我國瓷器問題，提供了重要線索。

我國瓷器的發生與發展過程和其它生產活動一樣，也是由低階向高階發展的。當最早發明用瓷土作原料燒製器皿的原始階段，限於人們對自然的認識能力，不僅沒有發現釉藥原料，而且在燒成溫度等工藝方面還缺乏經驗，所以當時只能用瓷土作坯燒製成無釉和火候較低的器皿，這種器皿就是原始素燒瓷器。隨著社會發展和生產力的提高，以及人們在燒製原始素燒瓷器的長期實踐中，逐步認識了釉藥原料和提高燒成溫度的技能，才創造發明了原始青瓷器。

從無釉到有釉、從燒成溫度低到燒成溫度高，直至胎質燒結，這是符合瓷器由低階到高階的發展規律的

。因之在原始青瓷器出現之前，必然要經過原始素燒瓷器這個階段。就目前所知，商代前期已經出現了原始青瓷器，那麼原始素燒瓷器階段，就應開始在商代之前的夏代或稍早些。

原始素燒瓷器的創制，決不是偶然的，它是和我國曆史上私有制的產生與階級萌芽的社會發展階段密切相系的。

由於社會的發展和生產力的提高，才有可能在用粘土燒製陶器的前提下，採用瓷土作原料燒製出原始素燒瓷器。黃河中下游的龍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正是處於這一歷史階段，從而就創制出了原始素燒瓷器。原始素燒瓷器是當時稀少而珍貴的新產品。

因之在原始素燒瓷器出現以後，就被當時的特權者和富有者所佔有。龍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部分隨葬品較多的墓葬中，隨葬有少量原始素燒瓷器（即白陶），就是有力的說明。

在進入奴隸社會的夏代和早商時期，原始素燒瓷器（即白陶）還是屬於一種珍貴的器皿，並繼續在燒製和使用著。

如在河南鞏縣小芝殿、鞏縣稍柴村、偃師二里頭、洛陽矬李和登封玉村等地的夏代和早商遺址與部分墓葬中，皆發現有鬹、斝、爵等原始素燒瓷器（即白陶）。但從這一時期原始素燒瓷器的質量看，已較前有了顯著提高。它為我國商代前期能夠發明創造出原始青瓷器奠定了基礎。

夏商之際是我國奴隸制社會的發展時期。

由於青銅生產工具的較多使用，生產力的明顯提高，使各種手工業的生產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所以到了商代前期，雖然原始素燒瓷器還繼續使用著，但是在原始素燒瓷器的基礎上，已創制出了原始青瓷器。根據鄭州商代二里岡期遺址的發掘材料證明，鄭州商代遺址是一處商代前期的城市遺址。在這座城址附近，不僅有商代二里岡期的鑄銅作坊遺址，而且還有同期的制骨作坊遺址和燒製陶器作坊遺址。

特別是從燒製陶器作坊遺址中出土的大量殘陶器、陶坯和燒脹、燒裂陶器的質料看，基本上都是屬於泥質陶器（如盆、甑、甕、大口尊等）；而沒有鄭州商代遺址中常見的夾砂陶器（如鬲、甗、斝、罐等）。

說明當時泥質陶器和夾砂陶器已經是分為兩個作坊生產的。它說明商代前期的手工業，不僅已從農業中分化出來，而且各手工業之間又進行了分工，就是製陶業內部也進行了再分工。

在各種手工業之間細緻分工的前提下，用瓷土作原料燒製原始青瓷器的手工業，也必然得到迅速的發展。在鄭州商代二里岡期址和奴隸主墓葬中，出土了不少原始青瓷器與瓷片，形制以尊和罍之類的器形較多，並有少量缽和罐類器；胎質以灰白色為主，兼有少量灰褐色；釉色分青綠、豆綠和黃綠；器表紋飾計有籃紋、方格紋、人字紋、鋸齒紋和絃紋等種。它的胎質堅硬，經化驗是用瓷土作坯燒製成的，並且燒結程度較好，釉與胎結合的也相當緊密，沒有脫釉現象，擊之可以發出清脆的金石聲，已具備了原始青瓷器的特性。

它是我國目前已經發現較早的原始青瓷器。與此同時或稍晚些，在湖北黃陂盤龍城商代二里岡期遺址和奴隸主墓葬中，也出土有原始青瓷器，其形制、紋飾、釉色、胎質和鄭州出土的基本相似，只是部分紋飾和器形稍有不同；在長江以南的江西清江吳城商代二里岡期遺址與墓葬中，也出土有原始青瓷器和殘片。

雖然在器形、紋飾、釉色、胎質等方面和鄭州出土的也有些近似，但又有著明顯的區別。

說明在商代前期隨著原始青瓷器燒製技術經驗的相互交流，在黃河流域的河南鄭州和長江流域的湖北黃陂盤龍城與江西清江吳城等地，都已燒製和使用原始青瓷器了，但它們之間雖有共性，而又有著一定的地方特徵。商代後期是我國奴隸制的高度發展時期，隨著原始青瓷器燒製技術的提高和經驗交流，它的燒製和使用範圍較前擴大。就目前所知，在河南安陽股墟、輝縣琉璃閣8，河北藁城臺西村，山東濟南大辛莊、益都21和江西清江吳城22等地的商代後期大型遺址和奴隸主墓葬中，仍出土有不少原始青瓷器和殘片。

其形制、胎質、紋飾、釉色和商代前期相似，但出土數量和品種卻較商代前期增多，質量也有提高。

西周的原始青瓷器是承襲商代後期發展而來的。其胎質細膩、施釉均勻和燒結程度完好，都較商代後期有了提高，並且燒製和使用的範圍較前更為廣闊。據目前所知，在河商代後期是我國奴隸制的高度發展時期，隨著原始青瓷器燒製技術的提高和經驗交流，它的燒製和使用範圍較前擴更為廣闊。

在河南的洛陽龐家溝、浚縣辛村、信陽孫砦、潢川李老店,陝西的灃西張家坡、長安普渡村,江蘇丹徒煙墩山和安徽屯溪等地的西周墓葬和遺址皆出有原始青瓷器。

但從西周原始青瓷器的品種和紋飾來看，卻較商代後期增多。福建福清東張遺址和江蘇南京西善橋遺址中，出土的豆、缽、罐等器和殘片，就其器形、釉色、紋飾與胎質來看，它與商代晚期和西周的原始青瓷器極為接近，這應是當地生產的原始青瓷器。

春秋、戰國之際，是我國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大變革時期。隨著鐵質生產工具的較多使用和生產力的提高，原始青瓷器手工業的生產得到了較大的發展。

從河南洛陽、山西侯馬牛村和河北石家莊市市莊村等地出土原始青瓷器的質量來看，又有了新的提高。福建閩清後門寨、福建光澤7、上海金山戚家墩、浙江吳興錢山漾和浙江杭州水田畈等地遺址和墓葬中出土的所謂釉陶器，也可能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原始青瓷器。從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我國自從商代前期或稍早些，在燒製原始素燒瓷器的基礎上。創制出原始青瓷器以來，直到戰國時代，原始青瓷器的形制、胎質、釉色和紋飾的共性是明顯的，有著一脈相承的發展關係。

它為我國漢代及其以後青瓷器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在探討我國瓷器起源和產地時，首先應該考慮到我國是一個地大物博和多民族的國家。

我國用瓷土燒製瓷器的歷史，廣義地說，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末期的原始素燒瓷器，即所謂“白陶”和“幾何印紋硬陶”。

到了奴隸社會的夏代或商代早期，由於青銅工具的使用和生產力的提高，以及各種手工業的分工，所以在燒製原始素燒瓷器的基礎上，就創造出了原始青瓷器。隨著鐵器的廣泛使用，生產力的進一步提高和由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的社會大變革，我國瓷器手工業和其它手工業一樣，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

從而燒製出了戰國和漢代的青瓷器，併為我國魏晉時期青瓷器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條件

。這一發展過程是符合我國古代瓷器製造工藝由低階到高階，由原始到成熟的發生和發展規律的。因之商代原始青瓷器的出土是我國考古史上的一個重要發現。

它糾正了有人認為我國瓷器源於漢代或魏晉時期的看法。在夏代、商代和西周，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燒製瓷器工藝經驗的交流，不同地區在燒製原始素燒瓷器的基礎上，都可以燒製出原始青瓷器。正像河南鄭州、湖北黃陂盤龍城和江西清江吳城三地，雖然都出土有形制和紋飾類同的商代二里岡期的陶器，但不能說某一地的瓷器是從另一地運去的，而是隨著製陶經驗的相互交流，各地的陶器就是在當地燒製的。

陶器和瓷器從某種層面上活躍了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孕育出不朽的華夏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