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刑是傳統五刑中僅次於死刑的重刑，古代流刑的罪行有哪些呢？

徒隸困辱什麼意思

“流刑”是傳統五刑中僅次於死刑的重刑，出現的歷史較早。

流刑是透過將一個人從他原先熟悉的環境中驅離，與原來的生活進行隔裂，在一個陌生的環境中改造，達到懲治犯罪的目的。在重鄉土觀念的古人看來，這種驅離的打擊是很痛苦的，比杖刑之類的肉刑要痛苦得多。

可是從宋、元之後，流刑中“流”的本義被服苦役所掩蓋，犯人雖然同樣流放遠方，但流刑在實施中與“徒刑”的意義越來越接近。

對於流刑，《唐律疏議》有過解釋：“謂不忍刑殺，宥之於遠也。”唐代流刑分為三等，即流二千里、流二千五百里、流三千里。流刑均不附加肉刑，也就是判處流刑者不再打板子。唐代流刑只需要前往服刑地點和老百姓一樣生活，不用收監，也不服苦役，期滿便可回家，甚至當官的還能官復原職。這一點是超乎很多人想象的。

流刑的刑期一般是三到六年，期滿回原籍。因為“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古人的鄉土觀念很重，將他驅逐到幾千裡外的異鄉，本身就是一種精神上的折磨；再加上在異地人生地不熟，如果罪犯沒有特長，那就會沒有任何收入，生活極為困難，只得給別人打工或者為奴，生活很苦。所以唐代之前流刑是將重點放在“流”字上的。

宋朝繼承了隋唐的五刑制，但有所改革，設定了“折杖法”，規定可以在流刑的同時加以杖刑。

我們在《水滸》中經常看到“脊杖二十，流三千里”或者“脊杖二十，流二千里”的場面，林沖、盧俊義身上都發生過。這是宋代流刑的特點，將刺、杖、 流三種刑罰結合起來，對可以不判處死刑但情節比較嚴重的罪犯，往往是“三合一套餐”招呼，在司法中頻繁實施，甚至濫施。

“刺”本來是個單獨刑種，並不依附在流刑之中的，也就是說它不是附加刑，而是主刑。打個比方，咱們今天的判決不可能在判處一個罪犯無期徒刑時又判處拘役吧？其實是一個道理。

宋代流刑的案例比較少，因為宋代可以“以徒代流”，可以將流刑按照比例改成徒刑，即比如流二千里可以改成有期徒刑四年，流二千五百里可以改成有期徒刑四年半。作為犯人來說，大多寧可在家鄉服徒刑而不願去家數千裡，享受刺、杖、 流“三合一套餐”，所以在司法實踐中，流刑已漸漸被徒刑取代。

元朝的“流刑”中注入了蒙古人的特點，將流刑的犯人送去參軍，達到懲治目的。

罪犯“從軍自效”， 但考慮到罪犯並沒有受過軍事訓練，且體質各異，所以一般是在軍營種屯田，為軍隊提供後勤保障。元朝的流刑大多是終身制的，沒有固定年限，除了遇上大赦，基本上就是老死異鄉，所以元代流刑是很重的一種刑罰，真正意義上成為僅次於死刑的處罰方式。

朱元璋推翻元朝後，對元朝流刑終身製做了修改，仍然實施流二千里、 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的宋制。《大明律》規定殺人未遂的，杖一百，流三千里；主動自首的，杖一百，徒三年。

《大明律》關於流刑的規定比較詳細：“凡官吏犯贓至流罪者，不問江南江北，併發兩廣福建府分及龍南、安遠、汀州、漳州煙瘴地面安置，其上項煙瘴地面附近州府之人犯贓併發迤北邊塞處所。”也就是說明代的流刑服刑地點是荒蕪、偏遠的南方“煙瘴地面”，如果你本身是南方人，那好，將你流放到迤北邊塞處所，看你們敢不敢犯罪。

“煙瘴地面”也好，“邊塞處所”也罷，並不是說讓流刑犯人去等死，也意味著流刑是有去無回，否則和死刑沒有區別了。朱元璋特別在《大誥》中解釋：“犯流徒罪者不宜處以荒蕪之地，但定其道里遠近，令於有人民處居之，以全其生。”也就是說，流刑的服刑地點雖然偏僻，但並不是原始森林，也還是有人煙的地方，對流刑罪犯的生命權還是有給予保障。

如果運氣好，流犯也會遇上用“輸役”來代替流放的機會。也就是說，為國家服勞役，是可以抵流刑的。按《明實錄》的記載，洪武八年、十六年和十八年，朱元璋三次下令，讓流刑犯人去修中都皇陵，“鳳陽輸作一年，然後屯種”，或者去涼州軍充當車伕，為部隊運送軍需。

朱元璋是個很有意思的皇帝，朱元璋頒佈明《大誥》，而且為了保證人人都能懂得這部《大誥》的內容，規定犯罪者，只要不是死罪的，如果家裡有《大誥》，可以減罪一等。這個規定在整個明朝都得到了實施，《大誥》就是明朝的減刑神器。而流刑因為其刑罰的特殊性，是這個奇葩規定中獲利最大的。笞刑和杖刑減等，只意味著少打幾下，流刑減等，便是改為徒刑，這是質的差別。在死罪不減的情況下，因為家裡有《大誥》，按徒刑處理的。

洪武三十年，明朝又出臺了一項規定，對於某些罪行，可以以錢贖罪：“（官員）徒流、遷徙者以俸贖之，民有犯徒流、遷徙者，發充遞運水夫”。

本來流刑犯到達監管之地，要從事一些苦役，規定可以用錢贖罪之後，即使家裡沒有《大誥》，只要繳納一定的贖金，可以在監所當搬運工，遞運官物，相比之前輕鬆太多。雖然這樣做體現了朱元璋對普通百姓比較關愛，但流刑懲處犯罪的初衷也逐漸喪失。

流刑犯人如果有特長，比如會冶鐵，會養馬，可以不流放，而在當地衛所承擔一定的勞役即可。軍人犯罪，按照特長犯對待，“軍人免徒流者，憫其勞役，亦實其行伍也。”明代的軍戶是世襲的，兵源有限，部隊許多後勤崗位人員不足，將流刑犯人放在軍中服役，可以保證軍隊的戰鬥力。

流刑雖然在明代執行得不多，但仍是五刑之一，在法律意義上還是次於死刑而高於徒刑的

。朱元璋修改流刑的處罰方式，使得流刑“不過雜犯死罪、徒流罪名，但折奈米稻而已。”有明一代，真正執行得好的，除了死刑之處，只有杖刑與徒刑。流刑在明代實際上已經轉為“充軍”，實際上我們現在民間文學中也常將流刑稱為“充軍”，即將罪犯發充軍役。他們與軍戶的區別就是不用終身服役。

流刑可以被稱為“充軍”，但“充軍”並不只限於流刑。萬曆朝制定的《問刑條例》，規定充軍包括“由杖問發者”、“由徒問發者”、“由流問發者”、“杖徒俱問發者”、“ 徒流俱問發者”、徒罪以上俱問發者”、“杖徒流俱問發者”、“笞杖徒流俱問發者”、“由斬絞問發者”、“免罪減等仍充軍者”等範圍，說明杖刑、徒刑中的一些情況也可以充軍，充軍並不等於流刑。

明朝中期之後，流刑的例項逐漸減少，很多罪犯本該判處流刑的，“但折奈米稻而已”。，嘉靖時也有官員提出這麼做的弊端：“謂刑以弼教，五刑盡矣。此外復有充軍事例。蓋以絞斬之下有罪浮於律而徒杖不足以盡之者方坐，以此正以補律之未盡也。”認為本朝法律並不完善，流刑成為“流於形式”的刑罰，只是這種意見並沒有得到重視。

最後說明一點，《大明律》規定的充軍只有附近衛所服役與邊遠地區充軍兩種，但中後期執行的時候，種類不斷增加。有附近終身、邊衛終身、邊遠終身、極邊終身、邊衛永遠、極邊永遠六等。充軍自此成為罪犯流刑的專屬執行方式，流刑真正意義上的“流放”功能不斷弱化。這一特點也被後來的清朝沿襲，直到清朝被推翻，“流放”才真正在歷史中消失。

參考資料：辻正博：《唐代流刑考》、《唐律疏議》、《新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