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律師曹俊峰：從舉證和答辯能力，看當事人之間的實力差距

自

2010年以來，截至目前，我在鄭州從事律師工作已有十年有餘。這期間，我以律師身份接觸了大大小小的公司類客戶，也接觸了老、少、窮、富等形形色色的自然人客戶。這些客戶會在不同的情形下，浮現在我眼前。有些案件，也常以過電影的方式在某個時間在腦海中反覆湧現。出現的頻率多了，不得不促使我思考一些問題：為什麼有些案件，明明客觀事實就如當事人所述，但其訴請卻無法獲得法院的支援？而同為我本人作為代理律師承辦的案件，只是當事人不同，某類當事人卻總能在訴訟中勝訴或作為被告不承擔責任？

在

2014年前後，一位老太太A，

也是某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大股東，其透過朋友輾轉找到我，請我為其公司代理一起貨款糾紛案件。案件事實並不複雜：A是公司大股東，其丈夫生前的學生B在公司負責日常管理。公司的主營業務是生產和銷售一些藥貼、藥劑。後來，A作為大股東與B因一些小事情發生了不愉快。B在收到一些補償後離職，在做離職交接時將業務合作公司C出具的一張《欠條》交付於A。至此，兩人不再來往。後來，A就拿著《欠條》向業務合作公司C要求支付貨款。C公司以B也同樣拿著《欠條》原件為由，拒絕支付。《欠條》較為簡單，無供貨單位資訊。

A找到我們的時候，我們透過檢視其持有的《欠條》發現，其所提供的欠條確為影印清晰的複製件。老人不服，堅持認為該《欠條》就是原件。我們透過告知其透過《欠條》背面的筆跡發力痕跡辨別，並提供了同類紙張背面的書寫痕跡對比，終於使老人接受了其所收《欠條》為影印件的事實。插播一句：老人反覆向我們嘮叨其丈夫生前對該學生如何不薄，以及在其丈夫去世後，其仍然對該學生不薄，且該學生所擁有一切都是因為他們夫婦的幫助等等。可以看出，老人此時有些情緒化，並企圖以道德來譴責背叛的學生。

我們告知老人應抓緊聯絡

C公司並要求C公司切勿向B付款，同時對整個完整事件要做好錄音取證。A聽從建議，並錄音。但在庭審時，A所錄音頻資料的原始載體丟失，儘管在此前，我們多次強調要儲存好原始載體。

本案一審敗訴。不考慮法官個人認知因素甚至庭外因素，單就舉證而言：《欠條》為影印件，錄音原始載體丟失，均屬於庭審中舉證不力情形。

對於這類案件，雖然法官能夠根據自己的經驗判斷出本案的客觀事實，但卻很難根據證據呈現的事實，來認定客觀事實，並據此判決支援訴請。按照律師行業的話：法律事實，往往不一定是客觀事實。

我曾在去年代理一起涉銀行卡盜刷類案件，我代理的當事人是某支付平臺。原告是一自然人銀行卡使用者。根據其訴稱：在早晨起床後，其發現本人卡內錢款在凌晨至早晨

6點前後，透過支付平臺的渠道分批次轉走，轉至其本人另一開戶銀行儲蓄卡內和一案外人名下。原告報警後，公安機關立案。公安立案後，原告起訴，將我代理的某支付平臺和儲蓄卡開戶銀行一併告上法院。當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銀行卡民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這一司法解釋尚未釋出。

在庭前，我們發現，原告的錢款，一部分轉至某第三人名下，另一部分轉至原告他行儲蓄卡內。我們查詢到了第三人和原告的他行儲蓄卡資訊，並根據法院的要求，提供了第三人賬號資訊和原告他行儲蓄卡的繫結資訊，且提供了第三人和原告網路

IP地址。為此，我們專門製作了完整了資金流向圖。並判斷原告的轉款行為，符合同城熟人交易特點，不能視為非正常交易。最後，我根據搜尋受理法院所在地區涉銀行卡類糾紛案例，分析本案與其他涉卡類糾紛案件的差異並提交了製作的差異表格，雖然原告有報警記錄和立案通知，最終，一審和二審法院支援了我們的訴訟觀點，認為原告不能證明案涉交易系非正常交易，並判令委託人不承擔法律責任。

透過以上兩個案例，我們可以明顯看出，對於一些實力強大的公司，其在舉證能力和答辯能力方面的實力也非常強大。而一些中小型公司，或自然人，囿於自身知識結構單一、資訊獲取和提煉能力較差等因素，其在訴訟過程中，常常會處於舉證不力的狀態。

換而言之，當事人的舉證能力，是能夠體現出不同當事人之間的實力水平的。

證據是

“庭審之王”，是決定案件成敗的關鍵因素。律師的作用，是根據案件事實，指導當事人收集對於當事人有利的證據，並根據收集的有利證據，加以充分利用，找準著力點，精準發力於庭審；同時，針對於己不利的事實，根據證據情況提出合理的抗辯，最終達到當事人合法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