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支撐著乾隆，寫出了幾萬首破詩？

乾隆有寫詩癖，並非後人依據四萬多手存世之詩作出的揣測，而是乾隆自己承認過的事情。他曾說，自己平生最大的癖好就是寫詩，若連著幾天沒有寫，“輒恍恍如有所失”，有時候甚至做夢也在寫詩。故此，他曾寫詩自嘲，說自己是一個“破詩魔”：

說一說乾隆皇帝的詩歌創作。

眾所周知，乾隆是中國歷史上寫詩最多的人。他晚年有一段特別得意的自賣自誇，說僅憑自己一人之力，創作出來的詩歌數量，已可匹敵《全唐詩》：

唐朝300年，2200多名詩人，只傳下了48900多首詩歌；我愛新覺羅·弘曆一個人，活到快90歲，就寫出了41800多首，還不包括早年沒做皇帝時的作品。

簡直厲害極了。

然而，這四萬多首被乾隆儲存下來的詩，卻幾乎全是爛詩。錢鍾書《談藝錄》對乾隆四萬多首《御製詩》的總體評價是：

“以文為詩，語助拖沓，令人作嘔。”？“兼酸與腐，極以文為詩之醜態者，為清高宗之六集。”

什麼叫“以文為詩”？就是將日常生活中聊天式的談話內容，強行弄成五言七言。比如他寫過一首題為《漢昭烈》的詩，內容是談蜀漢的正統問題：

南陽臥龍足興劉，草廬三顧以誠感。遂許驅馳據益州，稱王而已帝未敢。曹丕篡漢乃正位，斯有禮矣殊虎耽。平生非無用智譎，復漢業心不可揜。通鑑紀魏綱目漢，斯義為正取輯覽。

全詩大意是：南陽有臥龍諸葛亮這樣的大才，劉備三顧茅廬以誠意感動了他。得到諸葛亮的幫助佔據了益州，劉備也只敢稱漢中王。直到聽說曹丕篡漢之後才正式稱帝，這實在是很講究“禮”的行為。劉備這人平生也用過智謀詭計，但他復興漢朝的心思不可磨滅。以前的史書裡，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以曹魏為正統，朱熹的《資治通鑑綱目》以蜀漢為正統。以後哪家為正統，須以本朝所編《御製通鑑輯覽》的說法為標準。

而這，正是乾隆四萬餘首詩歌的核心寫作套路。

乾隆朝服像，引自故宮博物院官網

乾隆為什麼要這樣寫詩？而且還一寫就是幾十年、四萬多首？

對這個問題，乾隆自己有過一番解釋。他說，自己的詩歌創作，繼承的是杜甫、白居易的“詩史”傳統。也就是那種“不尚辭藻而能紀事實、具美刺”的寫作風格，不搞那些華麗的辭藻，只求能紀事，能對現實問題有所歌頌或者諷刺就行。

他還特別寫詩讚美杜甫，說他“歌謠寫忠懇，灝氣渾鬱積。李韓望後塵，鮑謝讓前席。緬想浣花溪，披讀仰高格。詩史非妄評，良足娛朝夕”——杜甫的詩裡充滿了對唐王朝的忠誠和期盼，滿滿的都是“灝氣”，其他詩人全比不上杜甫；自己總想起住在浣花溪邊的杜甫那高貴的人格，覺得他無愧於“詩史”之稱，讀杜詩實在是一種愉悅的體驗。

在乾隆自己看來，其詩歌吟誦的主題，實與杜甫、白居易等人處於“同一境界”。他說：

意思是：我寫詩，從來都不會去碰風啊月啊雲啊露啊。但那些與國家大政和典章制度有關的東西，我必然會寫詩來紀錄。即便是娛樂中提筆，也一定要追求以小見大，或者糾正某些錯誤。我寫詩，那是以杜甫的“詩史”為參照的。

問題是，效仿杜甫與白居易那般關注現實，並不等於詩歌創作必須摒棄審美。杜詩《春望》裡的“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之所以是名句，既因為它旨在寫實，也因為它提供審美。但乾隆似乎意識不到這一點，反試圖將自己那種極端枯燥的文風推向全國。

1788年，他下達了一道整飭文風的諭旨。內中說：朕剛剛閱讀了各省士子進獻的詩冊，見到有人“集御製詩文”，也就是從乾隆的御製詩裡集句，“體格頗新”，本想著要好好獎賞一下這個人。但翻看了該士子應試的考卷後，發現他的寫作風格和朕並不是一路，居然有“霜葉紅”“火雲烘”這樣的語句，實在是讓朕笑死。可想而知，這個人進獻的詩冊，肯定不是他自己寫的，而是找人代筆，實在可惡。

然後，乾隆就在諭旨裡號召全國士子，在文風上向自己學習：

“朕所做詩文，皆關政教。大而考鏡得失，小而廑念民依，無不歸於紀實。御製集俱在，試隨手披閱，有一連十數首內專屬尋常流覽、吟弄風月浮泛之詞，？而於政治民生毫無關涉者乎？是朕所好者載道之文，非世俗徒尚虛車之文。若朕所制各集俱不過詞章能事，則朕早將御製四集詩文概行廢而不存矣。”

大意是：朕寫的詩文，全都關乎政治與教化。往大了看，主旨是考究為政得失，往小了看，主旨是關心民生依歸，全是在紀錄現實。朕的幾大本御製詩就在那裡，爾等可以隨便翻閱，看看裡面有沒有那種一連十多首詩都是在吟風弄月、與政治民生毫無關係的情況？朕喜歡的是文以載道，而不是詞章優美。如果朕的詩集是在詞章上下功夫，那朕早就把這些詩集全都毀了，不會讓它們在世間流傳。

乾隆御製詩集內文

這道諭旨，也透露了乾隆幾十年如一日堅持寫詩的核心動力之一，乃是將寫詩當成了一種施政工具。

比如他寫詩談漢武帝，說他“然其大過在鉤弋，理無因子殺其母”；寫詩談漢文帝，說他“其間善政不勝書，繼世之君誠最好”；寫詩嘲諷錢謙益，說他“平生談節義，兩姓事君王。進退都無據，文章那有光”……這類遣詞造句，雖已可與洪秀全那些乾癟的“天父詩”差相彷彿，但讀這些詩的人，都不會忽略其中包含的施政理念。

因為寫詩的核心目的在此，所以即便是他最欣賞的杜甫，一旦涉及到施政理念上的差異，乾隆也要寫詩批評。杜甫曾讚美在馬嵬坡誅殺了楊國忠並逼迫唐玄宗縊死了楊貴妃的陳玄禮，說他是“於今國猶活”的大功臣。乾隆完全無法認同這種觀點，寫詩說“元禮乘危謂忠義”，批評杜甫顛倒黑白，將國賊說成了忠臣。

？郎世寧繪《乾隆半身冬裝像》

還有一個問題是：傳遞施政理念有許多辦法，為何乾隆要將大量的時間花在寫詩這種手段上？

這就要說到乾隆幾十年如一日寫詩的第二重驅動力：他有寫詩癖。

“詩思竟如何，都於靜後多。繭絲抽更細，春水皺生波。得意全由此，忘言亦任他。古人多達者，誰是破詩魔？”

他也知道，作為一個皇帝，應該將更多的精力放在政務上，不該寫那麼多詩。御史李慎修曾上奏批評乾隆寫詩太多，勸他“勿以詩為能，恐有妨政治”。乾隆召見了身體佝僂、個子矮小李慎修，當面表彰他“是何渺小丈夫，乃能直言若此”，認為李慎修的話非常有道理。但迴轉頭，他又開始寫詩記錄此事，說什麼“慎修勸我莫為詩，我亦知詩可不為。但是幾餘清宴際，卻將何事遣閒時”——我也知道不該沒完沒了地寫詩，但一閒下來，就忍不住要寫，沒辦法。

除了李慎修，乾隆自己也常勸自己要少寫點詩。但他勸自己的方式，卻又是寫詩。比如他說：“賦詩何必多，杜老言誠正。況乎居九五，所貴行實政。”可見對於寫詩這件事，乾隆在心理上已有一種遠遠超乎常人的“癮”。他也曾多次試圖戒掉這種“癮”，其中一種辦法是在廊簷處“止留餘地一處可以懸詩”；結果仍歸於失敗。然後，越到晚年，這種“癮”就越大，越發控制不住——讀書有所得，必須湊成詩，然後再用一大段文字來詳述自己的感想；考據有所得，也必須湊成詩，然後再用一大段文字來詳述考據的結論。

乾隆後來將施政與寫詩這兩件事情結合到一起，說自己繼承的是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詩史”傳統，其實可以視為他對無法控制的“詩癮”的一種變相管控。

他成功地將自己的“詩癮”，與自己的“職務”統合到了一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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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四庫別集《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感謝殆知閣提供檢索。蔡錦芳：《乾隆皇帝的詩學觀》，《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7年第3期。崔巖：《從御製詩看乾隆帝的文化認同——兼論清帝國的漢化問題》，《雲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崔巖：《乾隆帝御製詩史學價值探微》，《求是學刊》2008年第5期。《整飭文風諭》，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三月。清實錄高宗實錄卷一三0一。錢鍾書：《談藝錄》，三聯書店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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