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史︱令華盛頓和拿破崙致死的“英雄療法”

1799年12月14日星期六，喬治·華盛頓在黎明前醒來，他告訴妻子瑪莎，他快喘不上氣了。

儘管醫生們已經對華盛頓進行了相應的治療，但情況並沒有好轉。於是天亮以後，華盛頓的主治醫師，“曾經為病人實施放血療法”的喬治·羅林斯，切開了華盛頓手臂上的靜脈，為他放了約12盎司（1美製液體盎司約為30毫升。—編者注）的血。在接下來的10個小時內，另外兩名醫生—詹姆斯·克雷克醫生和以利沙·迪克醫生又為華盛頓放了4次血，共計放血量約100盎司。

喬治·華盛頓放掉華盛頓體內至少60%的血僅僅是治療方案之一。醫生們還在這位美國前總統的脖子上塗了一層由蠟、牛油及乾燥後的甲蟲分泌物混合製成的膏狀物。這種膏狀物具有強烈的刺激性，可以讓患者的面板起水皰。醫生們認為，切開水皰，把裡面的液體吸出來可以去除病人體內致病的毒素。醫生們讓華盛頓用一種糖漿、醋和黃油混合的液體漱口，在他的雙腿和雙腳上敷上麥麩製成的膏藥，並給他灌腸。另外，為了安全起見，醫生們還給華盛頓開了一劑瀉藥—氯化亞汞。

不出所料，這些治療方案都未能奏效。晚上10點，這位美國第一任總統知道自己大限將至，他的最後一句話是：“我的時間不多了，我死後請給我舉辦一個像樣的葬禮，三天以後再下葬，你們懂我的意思嗎？很好！”（儘管身為國父的華盛頓能夠坦然面對死亡，但他也和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成千上萬的普通人一樣，不希望自己被活埋。從1780年開始，上百種配備了鈴鐺和其他訊號裝置的所謂的“安全棺材”已經獲得了設計專利。）

大約22年之後，另一位對世界歷史有過重大影響的人物拿破崙也遭遇了19世紀早期的奇葩藥物。1815年滑鐵盧戰役慘敗後，拿破崙·波拿巴被流放到南大西洋聖赫勒拿島的長木莊園。拿破崙一連幾個月腹部陣痛、嘔吐。在此期間，他的四名醫生（每個人都寫過關於拿破崙的回憶錄）給他灌腸數百次，並且定期給他使用化學名稱為“酒石酸銻鉀”的強效催吐劑——或許，這對於一個已經吐得七葷八素、身體極度虛弱的病人來說算不上是最好的治療方案。1821年5月5日，曾經叱吒風雲的前法國皇帝拿破崙與世長辭。

拿破崙病態的歷史學家們洋洋灑灑地撰寫了長達數千頁的文章，推斷導致這兩位有史以來最有名的偉人死亡的病因。現今，針對華盛頓的回顧性診斷，普遍被認可的結論是華盛頓可能死於B型流感嗜血桿菌引起的會厭感染。B型流感嗜血桿菌也是導致細菌性腦膜炎的病原體。少數人支援另一種說法，認為華盛頓死於PTA（扁桃體周圍膿腫）——因感染了鏈球菌，扁桃體化膿腫脹，直至窒息而死（PTA的另一個名字是“quinsy”或“quinsey”，這個單詞源自希臘語，意思是“憋死狗”）。無論如何，有一點可以確定，華盛頓在弗農山莊受了寒而去世的說法是不可取的，因為儘管此事在華盛頓的所有傳記中都曾被提及，並且在他去世前幾天，天氣一直陰冷潮溼，而他仍然執意在12月13日晚穿著潮溼的衣服與友人共進晚餐，但是著涼並不會引發感染性疾病。

同理，因為有充足的原始材料可供推測，關於拿破崙死因的爭論似乎也將永遠繼續下去。初步的屍檢結論是，拿破崙死於胃癌，這也是其父親在1785年去世的原因。有人認為拿破崙死於肝炎，也有人認為他是死於在1798年埃及戰役中感染的血吸蟲病。但業餘歷史學家們更傾向於認為拿破崙死於砷中毒：無論是砷可以作為謀殺的武器，還是拿破崙住所的牆紙中碰巧或多或少含有砷的成分，砷中毒的說法似乎都更有研究價值。

對於這兩位昔日叱吒風雲的將軍而言，公正而誠實的答案是他們均死於醫源性疾病，或者說是死於無效且危險的藥物，更準確地說是死於“英雄療法”。

“英雄療法”時代通常是指1780-1850年。在這段時間裡，醫學教育和實踐是高度介入性的，甚至當時的介入治療給病人造成的傷害至少和它的益處一樣多。那個年代的醫學實踐有些欺騙性、靠不住。從古希臘的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到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的醫改法案，醫學實踐不斷在介入療法和保守療法之間左右搖擺。對於醫生們來說，最佳平衡點是一個不斷移動的目標，而且似乎向來都是如此。

體液致病學說源遠流長。比如，2世紀希臘帕加馬城的醫生蓋倫首次將放血療法作為平衡人體四種體液的方法推廣使用。這四種體液分別是：血液、黏液、黑膽汁和黃膽汁。體液理論根據這四種體液在不同人體內的相對含量，分別用一個詞語來形容人們的不同個性。樂觀者體內血液含量高；易怒者體內膽汁含量高。體液含量曾經是人類早期醫學實踐中的一項指導原則：膽汁過多會導致發燒，而黏液過多則會導致癲癇。

體液學說以其不同的形式在西醫領域盛行了近兩千年。這種學說能夠承襲多年，不是因為遵循它提出的規律可以提高病人康復的機率，也不是因為它是一種生理學的精確指南。傳統的體液學說認為，肝臟能製造血液，推崇體液學說的醫生認為黑膽汁就如同暴露在氧氣中的血液。同時，體液理論倡導者似乎認為，由於健康是體液平衡的標誌，那麼疾病一定意味著某種不平衡。這一學說同時強化了當時人們普遍接受的元素主義理論，該理論認為所有現象都可以歸結為空氣、土壤、水、火等基本元素之間的相互作用。

體液理論能夠經久不衰的真正原因是，除此以外沒有更好的選擇，它是當時人們唯一能夠遵循的醫學理論。1923年出版的《醫學原理與實踐》，作者是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的四大創始人之一威廉·奧斯勒爵士，他在此書中仍然推崇體液理論。6世紀拜占庭時期，塔勒斯的醫生亞歷山大可能會使用強效的生物鹼提取物—如阿托品、顛茄製劑—治療他的病人，使用銅綠（醋酸銅）為病人通便，使用鴉片作為鎮靜劑。同時他也讓病人們住院接受他的照顧。當時設立醫院的最主要目的不是為病人治療疾病，而是對病人提供一種幫助，讓病人在等待康復或者死亡的過程中儘可能舒服一些。眾所周知，公元前5世紀的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說過：“沒有副作用”，“自愈力勝過良藥”。（無論是《希波克拉底誓言》還是希波克拉底的其他作品中都沒有出現過這兩個說法，原《希波克拉底誓言》通常被翻譯為“……永遠不傷害任何人”。但毫無疑問，希波克拉底認同它們所表述的觀點。）

如果需要進一步追溯的話，“英雄療法”的實踐早在18世紀之前就開始了。當時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當屬菲利普斯·奧里歐勒斯·德奧弗拉斯特·博姆巴斯茨·馮·霍恩海姆。兩個世紀後，他成為推崇“英雄醫學”的後人們頂禮膜拜的偶像。這位德裔瑞士醫生還是一名占星家，是通曉一切神秘事物的大師，現代讀者遵從他的意願，通常尊稱他為“帕拉塞爾蘇斯”。他和蓋倫一樣，因為缺乏有效的測試機制來驗證其體液假說，也被稱為“原始科學家”—大自然的深入細緻的觀察者。儘管他認識到蓋倫體液學說的不足，並替代性地提出了基於汞（俗稱“水銀”）、硫、鹽三元素的平衡構想，但這一構想同樣無法得到驗證。從16世紀開始，汞作為一種非常流行的藥物廣泛應用於治療各種疾病。1530年，帕拉塞爾蘇斯對汞的熱情高漲，他甚至鼓勵奧地利醫生傑勒德·範·斯威坦使用氧化汞作為治療梅毒的藥物。氧化汞比氯化亞汞更易溶於水，因而比華盛頓的醫生們開出的氯化亞汞藥方的毒性更強。1720年的一個治療梅毒的處方要求，患者在3天內服用4劑氯化亞汞，醫生在病人用藥間隔期間僅為患者放1品脫（1美製溼量品脫約為473毫升。—編者注）左右的中等量的血液。由於錯將含汞藥物的副作用和藥效混淆，含汞的藥物被沿用了幾個世紀。當病人出現汞中毒的典型症狀，例如牙齦潰爛和不由自主地流口水時，醫生們會很高興，他們認為這是藥物起作用的明顯標誌。

透過回顧，我們知道汞療法在目前看來的極端恐怖的治療方法和醫學理念中僅僅是九牛一毛。蓋倫之後的16個世紀裡，人們在醫學領域的知識在飛速增長，這是不爭的事實。出生於布魯塞爾的醫生安德烈·維薩里是歐洲第一個獲准解剖人類屍體的醫生，他為解剖學帶來了開創性的變革；英國生理學家、醫生威廉·哈維發現，血液由心臟流向四肢，然後返回心臟。即使是對汞和其他一些有毒物質的熱情，也不完全是無稽之談，因為一些更具科學精神的醫生很快將會證明，汞確實能夠殺死一些痼疾的病原體。華盛頓和拿破崙的醫生們的最大缺點不是他們醫術不精（就放血和催吐而言，他們可能是當時世界上醫術最精湛的醫生），而是他們所遵循的醫學理論有問題。18世紀的醫生對致病原因的瞭解如同貓對微積分的瞭解那樣一竅不通，顯然也並不比他們的生活在2世紀的前輩知道的更多。當時的醫生雖然可以接骨，可以透過毫無價值卻相當複雜的考試，還可以安撫即將死亡的病人，但除此之外就無能為力了。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人們對安全且有效的藥物持續探尋了幾千年，卻仍然沒有見到曙光。

本傑明·拉什美國剛剛獨立不久，1793年費城就暴發了黃熱病。當時最著名的醫生本傑明·拉什使用含汞的藥物為幾百名病人治療黃熱病。他還使用水皰療法（華盛頓的醫生們在華盛頓臨終前為其使用的治療方法）來醫治有精神疾病的人。1827年的“發皰膏”處方應當包括以下成分：

提純後的黃蠟、羊板油各1磅（1磅約為0。45千克。—編者注）；黃色樹脂4盎司；發皰蠅蟲細末1磅（蠅蟲細末的活性成分是斑蝥素，斑蝥素是甲蟲、米斑蝥、西班牙蒼蠅分泌的一種高毒性的刺激性物質）。將黃蠟、羊板油、黃色樹脂熔化在一起，在它們逐漸冷卻凝固之前，將其灑在發皰蠅蟲細末上，製成藥膏……發皰膏通常需要敷在患者的頸部、肩膀或者腳上保持12個小時，以便產生足夠大的水皰，然後才能去除膏藥，從最關鍵的部位切開水皰……

本傑明·拉什尤其喜歡在病人剃髮後的腦袋上敷這種膏藥，以便“將毒素從腦部附近徹底排出”。他還將這種療法改進為“搖擺療法”，將病人綁在椅子上，然後吊在天花板上一次旋轉幾個小時。這些在現代人看來荒誕不經的療法不是出於拉什相信自愈力是最好的醫生，他曾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對他教授的醫科學生們說：“在為人治病的時候，就當自愈力是一隻狂吠的狗或者不停叫喚的貓。”

當醫生們只能依靠眼睛、手、舌頭和鼻子來診斷時，無怪乎他們會透過仔細觀察一些現象如患者的尿液、大便、起皰症狀等來進行診斷。直至1862年，J。D。史普納醫生還會這樣寫道：“每一位經驗豐富的醫生都有過這樣的經歷，在使用了各種藥物後，患者體內的疾病意外地透過面板起皰後得到了緩解。”從當時所有藥物的分類來看，藥物不是透過其所治療的疾病來分類，而是根據其最明顯的功能來分類：催吐、麻醉或利尿。

“英雄療法”很大程度上是經歷了科學、政治和技術領域鉅變的時代產物。18世紀上半葉，蒸汽機的發明推動了工業革命的迅猛發展。1750-1820年，本傑明·富蘭克林第一次將電能應用到工作中；安託萬—洛朗·德·拉瓦錫和約瑟夫·普利斯特列發現了氧元素；亞歷山德羅·伏特發明了電池；詹姆斯·瓦特發明了分離式冷凝器；幾千英里的蒸汽機車鐵軌鋪設成功。人類不再對大自然逆來順受，而是把它當作需要征服的敵人。從一開始就不屈服於自然的醫生們更容易相信，所有新近發現的化學和機械方面的知識將是他們戰勝疾病的武器。

因而“英雄療法”“奏效了”。也就是說，“英雄療法”確實有一些效果，雖然它會帶來一些像嘔吐和腹瀉一樣令人不舒適的副作用。無論是在2世紀的希臘還是18世紀的弗吉尼亞（或者是在21世紀的洛杉磯），病人們都希望醫生們能做點兒什麼，而“英雄療法”通常會奏效。在大多數情況下，病人的病情會有所好轉。

這個簡單的事實卻經不起大肆炫耀。多數人感染某種疾病後身體能夠好轉是因為致病病原體遵循了達爾文提出的“自然選擇”這一基本特性：很多疾病是由細菌引起的，同時幾乎所有傳染病的致病病原體都無法透過殺死宿主而獲得長期進化的優勢。致病病原體經過長期的進化，通常都能夠達到與其宿主暫時共存的狀態，即讓他們生病卻不殺死他們。（事實上，從任何一種疾病的毒性強度都可以看出這種疾病與人類共存的時間。例如感染了水痘帶狀皰疹（一種能導致水痘的病毒，已經與人類共存了幾千年）的社群成員的患病週期只有幾周，原因是宿主的抵抗力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強，同時病原體的毒性則變得越來越弱，而幾千年前這種疾病在人類聚居區的首次暴發卻導致了大量患者死亡。）因此，無論醫生是給病人進行強效催吐還是冷敷，引發介入治療的胃痛症狀都可能會很快消失。

醫生並不是人體“自限性疾病”（即那些患者依靠自身免疫力就可以自行康復的疾病）的唯一受益人。從18世紀到19世紀早期，歐洲和美洲各地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很多我們目前稱為“替代醫學”的從業人士：顱相學家、水療師及順勢療法醫師都聲稱自己的水平至少可以達到甚至超過普通醫生的水平。德國醫生弗朗茲·梅斯默爾大力推廣了他的動物磁性理論，該理論認為所有的疾病都是由於磁場能量自由流動受阻而導致的。他的理論得到了很多人的認可，歐洲有幾十名貴族都到他那裡接受了治療。（他的治療方案最終被路易十六國王任命的全明星委員會揭穿，該委員會成員包括安託萬·拉瓦錫和本傑明·富蘭克林。）

美國社會當時更像一個對醫學發展毫無約束的自由市場。19世紀30年代，在美國各地，人們幾乎不需要任何執照就可以行醫。大多數的醫生都是自學成才，自我認證。上過醫學專科學校的醫生或者為其他醫生當過學徒的醫生都是鳳毛麟角。當時所謂的“處方”，並不是針對某個病人開的特定藥方，而是藥劑師為那些自我給藥的病人配置的方劑。藥劑師們還會經常張貼廣告，說他們能提供一些當地知名醫生的藥方，從治療神經疼痛到癌症，應有盡有。除了所謂的“處方藥”，醫生沒有執照也可以售賣藥品或者給病人開藥。“處方藥”這個詞是19世紀中期才被提出的，特指那些明確標識了成分，僅用於治療藥品標識中指定疾病的專利藥物，而其他藥物，包括專賣藥品和專利藥品，完全不受管制，正如“公立學校”並不屬於公眾一樣，“專利”一詞當時也只是為了混淆視聽，所謂的“專利藥品”並未獲得專利。這是一個可以自由行醫的夢想天堂，行醫者在宣讀《希波克拉底誓言》後只是附加一句：“讓病人保持警惕”。

（本文摘自威廉·羅森著《抗生素的故事：一顆改變人類命運的藥丸》，陳小紅譯，中信出版集團，2020年11月。澎湃新聞經授權釋出，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