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說“北路梆子戲”傳入大同地區，應是明代中葉

梆子戲屬於哪裡

近日在查閱資料時，在清道光十年（1830）《大同縣志》發現有這樣一段記載：“郎神廟，在太寧觀東”。太寧觀位於大同城內鼓樓西街。郎神廟已隨著時間的流失已不復存在了，太寧觀也蕩然無存了，但《大同縣志》的這八個字的記載，卻給大同的戲劇發展史留下了極其珍貴的資料。

何謂郎神廟，郎神廟是北路梆子藝人們祭祀祖師爺的行會廟。郎神廟的建立是大同北路梆子發展史上最重要的標誌，他標誌著藝人們有了自己的梨園組織，他標誌著北路椰子已經成熟。查郎神廟何時建立已不可考，查乾隆《大同府志》無此廟的記載，所以郎神廟的建立時間當在道光十年以前，嘉慶年間可能更大一些。那麼北路梆子是何時進入大同地區的呢？

梆子腔作為中國戲曲四大聲腔即“南昆北弋東柳西梆”之一，產生與何時，何地，如何形成，這三個至為重要的問題，因史無明證，於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見仁見智，各執一詞，成為中國戲曲史上最為棘手的一個問題。可喜的是，在梆子腔產生於何地這個問題上，近來已基本上取得了共識。那就是梆子腔產生於山陝豫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帶，即山西的蒲州（今永濟縣）、陝西的同州（今大荔縣）、河南的陝州。

三州山水相連，語音基本相同，風俗習慣亦大同小異。梆子腔何時產生，學者們看法頗異。但近年來傾向於明代中葉、明末清初這兩種觀點的人越來越多。認為產生於明代中葉的資料是，明朝嘉靖年間，吉縣龍王山“重修樂樓記”碑文上“正月吉日由蒲州義和班獻黨內”一條，論者認為“州義和班”必是梆子班社無疑。

反對者則認為這是一孤證，義和班究竟是什麼劇種的班社很難定論，因為在明中葉前後，元雜劇還存在，筆者則傾向於梆子戲產生於明中葉這一觀點，否則無法解釋在清康熙年間，蒲州地區梆子戲已呈現出繁盛的演出現象。

梆子腔的源流問題，論點雖很多，主要有以下幾種，由元雜劇發展而成；由弋陽腔變而成；源於民間的講唱文學；由鑼鼓雜戲而來。

作為極腔體的山陝梆子產生之後，何時北傳到大同地區，這方面的資料更是個空白，只能做一番推測，有人說是明末李自成的農民軍把梆子戲帶來的，論據是李自成農民軍曾在晉北地區做過短暫停留，李的部隊中帶有戲班子，戲班子演唱的可能是梆子戲，晉北地區的梆子戲由此而來，筆者對這一觀點持懷疑態度，原因是兵荒馬亂的社會環境，與此說似乎不太協調。

筆者倒認為，明中葉以後，大同地區有二位傑出的地方最高軍政長官，他們是任宣大總督的州人楊博、王崇古，尤其是王崇古可能與此有些勾連。王崇古隆慶四年（1570）任宣大總督後，促成了明中央與蒙古族首領俺答議和，大同等地區“後來五十年太平，崇古力也”。戰爭結束了，人們鬆了一口氣之後，王崇古有沒有可能把自己家鄉的戲班子請來，在大同歌舞昇平一番呢。

安徽一學者在《談談我對“供盛隊戲”部分曲目的淺見》一文中得到啟發，認為這種可能性極大。文中說王崇古在安微的安慶府做武官時，就“酷愛梆子”，並列舉了諸多例證。如此文所說確鑿無疑，那麼認定王崇古把梆子戲帶回大同地區則可能成立。

故而，筆者把北路梆子的形成時間，定在明代中葉，而發展成熟期則在乾隆、嘉慶年間，大同郎神廟的建立是最主要的參考因素。

王崇古

郎神廟供奉何人，供奉的是北路梆子藝人們稱之為祖師爺的唐明皇，即唐玄宗李隆基。唐明皇作為中國歷史最鼎盛時期的皇帝，很幸運地在死後入了神籍，成為了司管戲曲演藝的神，這全源於他生前對戲曲事業的熱愛。史書上記載，他曾經自己操持樂器，粉墨登場，和演員一起表演。

他還建立了一個對後世影響巨大的，單獨的集音樂歌舞演出為一體的單位——梨園。“梨園行”之稱便出自於此。那時，每逢梨園演出，唐明皇總是自己粉墨登場，掩蓋住自己本來的面目。為了掩飾他現實中的身份地位，人們尊稱其為“老郎”。

李隆基

考郎神爺的來歷可謂時間久矣，清代戲曲理論家兼劇作家李漁說；“凡有一教，就有一教的宗主。二郎神是我做戲的祖宗，就象儒家的孔夫子，佛教的如來佛，道教的李老君”。

二郎神作為戲曲的祖師爺，在明代中葉的江西，已被海鹽腔藝人們所祭祀了。這個二郎神，不是小說《西遊記》、《封神演義》中神通廣大、赫赫有名的楊戩，而是中國水利史上聲名顯赫的建造都江堰工程的李冰父子。李氏父子何時演變為二郎神，又與戲曲掛上鉤，其中有著複雜的演變過程，這裡不再贅述，總之戲曲界的祖師爺最早的形象是《史記》中所說的李冰父子。

明代末年以後，戲曲祖師爺又作了多次演變，梆子戲的祖師爺為唐明皇即唐玄宗李隆基，鼓行為永樂皇帝，弦子腔為唐高宗李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