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師友贈書錄（中一）韋力撰

張明奇的字畫值錢嗎

《平和與不安分：我眼中的沈從文》，李輝著

此乃李輝先生所贈。該書在編排上頗為新穎，書前有李輝的自序，自序的寫法有如《世說新語》，乃是一個一個的獨立片段，書的內容則分為“聽”和“談”兩部分，並且兩者之間用特殊的紙頁隔開，其中還夾有窄頁的插圖，該書從外觀上看靜穆平和，實際在設計上卻用了很多的心思。

有些事也確實是巧合，李輝的這部專著寫的全是沈從文，而我在得到他這部書後的幾天，就前往湘西鳳凰，辦完正事後參觀了兩處名人故居，其中之一就是沈從文故居。這是我第一次來到鳳凰，也是第一次踏進小小的沈宅。關於沈從文的情況，李輝在自序中有這樣一段話：

我有幸從復旦大學分配到《北京晚報》，以記者的身份採訪始自文藝界。一九八二年六月，中國文聯舉行四屆二次會議，此次會議增補九位文聯委員，分別是：文化部部長朱穆之、廣電部部長吳冷西、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舒同，以及胡風、吳伯簫、沈從文、布赫等。採訪文聯大會，正好在一個小組會上遇到了沈先生。小組會上，他慷慨激昂，批評“外行領導內行”，哪裡是甘於寂寞的人？我終於見識到一個不一樣的作家。

我在沈宅看到了許多沈從文的老照片，沈老先生從年青時就有一副慈善樣，到其晚年更加能顯現與世無爭的姿態，然而他受過那麼多的苦難，依然有此骨梗之言。看來人的長相跟性格並沒有直接的聯絡。早在1934年，沈從文在回湘西的路上給其夫人張兆和寫了封信，他在信中說過這樣的話：

我想印個選集了。因為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集，說句公平話，我實在是比某些時下所謂作家高一籌的。我的工作行將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會比這些人的作品更傳得久，播得遠。我沒有辦法拒絕。

傲氣與傲骨之間的關係，由這句話得到了近似完美的詮釋。李輝這部新作的“聽”部分，則是記錄下了1982年到1990年間，他所聽到的沈從文之言。在1982年8月20日，沈從文跟李輝說過這樣一句話：“1953年我的書公家全燒了。”這句話看似平和，但內心之苦痛全部包含其中。我在沈從文故居中看到了他的小小書齋，書齋中的書架十分特別，這些書架均無後背板，並且架體分厚、薄兩種，愛書人一眼望過去，即可得知，這是將32開本與16開本分別上架，用以節約空間，而我也不謀而合的製作過這樣的書架。但這種窄書架頂天立地的話，會有倒架之虞，以至於我用不鏽鋼釘將書架釘在了牆上。但沈的窄書架沒有背板，好在其高度僅及我身，想來沒有傾倒的威脅，但這些細節足可說明，沈從文也是一位愛書之人，他對自己的藏書有著很好的規整。

《邊城》乃是沈從文的代表作，有很多資料上都說，如果他再晚去世幾年，他定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84年，李輝在看望沈從文時也談到過這部書，沈先生稱：“我受外國文學的影響，《邊城》就受施託姆的《茵夢湖》的影響。”後來，李輝再去沈家時，又問到老人：“您什麼時候開始接觸外國文學的？”沈回答稱：“十六七歲的時候，我在家鄉讀一些舊小說、舊詩詞，還有包天笑的小說。後來讀到林紓譯的小說，像《雙城記》《啼笑因緣》等，感到很新鮮。”

既然《邊城》是受外國文學的影響，我本能的以為沈從文的外文應當很棒，而李輝在問話中明確地稱：“您沒學習英語，是嗎？”沈的回答為：“是呀。在小學學了學，沒學會。到北京後，陳源、丁西林讓我學，說學好後到英國留學。可我沒有學外文的才能，二十六個字母從來沒有念準過。後來接觸外國文學，就完全靠看中譯的了。”

沈從文果真是一位天才，他靠中譯本來接觸外國文學，而後能寫出那麼棒的小說，這真可謂天才不世出。而李輝在“聽”的部分中，還會有括號加變體的方式，來記錄他看到沈從文時的一些狀況，比如1988年4月21日上午，李輝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好久沒有去看他，他已搬進新居了。沒戴假牙的他，看上去瘦多了，也老多了。過去圓圓的臉，如今消瘦，更蒼老。右手萎縮，無力，擱在椅靠上；左手極少動彈，擱在腿上。他坐在一張藤椅上。說話含混不清，一是因為半身不遂，二是因為沒戴假牙。

此一段讀來令人唏噓不已。我記得《增廣賢文》有這樣幾句古語：“人見白頭嗔，我見白頭喜。多少少年亡，不到白頭死。”但人老了的諸多不便，也許到那個年歲才能體會得到。而沈從文一生喜愛的張兆和，在其晚年也呈現出另一種面目，李輝在書中寫到這樣一段對白：

指著沈先生的一張肖像，問她：“認識嗎？”

“好像見過。”又說：“我肯定認識。”但她已說不出“沈從文”這個名字。

我心悽然。衰老與疾病，常常就這樣讓一個個我所熟悉、所敬重的老人失去舊日的風采。這是規律，殘酷而無奈。

李輝的這篇文章題目為《幸還是不幸？――關於張兆和與沈從文的婚姻》。這篇題目顯然很能吸引讀者的眼球，關於張兆和究竟愛沒愛過沈從文，很多人有不同的解讀，1993年，李輝請張兆和及沈公子虎雛先生挑選出一批沈從文的書信，編成了《從文家書》。書編成後，李輝請張兆和寫一篇後記，該後記中有這樣一段話：

從文同我相處，這一生，究竟是幸福還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後來逐漸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理解他的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壓，是在整理編選他遺稿的現在。過去不知道的，現在知道了；過去不明白的，現在明白了。

理解一個人如此之不易，但相互間的影響卻是巨大的，故李輝在本文中說出了這樣的結論性之語：

他們互相之間的思想傾向，對生活的看法、對文學的態度可能有不同的一面。但對沈從文的文學創作，張兆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有時是決定性的作用。沒有張兆和，可以說就沒有《湘行散記》，沒有《邊城》，沒有《從文家書》等。

《書史縱橫：中國文化中的典籍》，程章燦、許勇著

本書的內容可謂一部中國典籍史，即涉及到了書籍的流傳，也談到了裝幀的變化，而後還有書籍的聚散。從目錄上看，本書分為五個部分，但並沒有標明具體的章節，每個部分的後幾頁均附有原典選讀，以這種方式來疏理中國書史，可視作別樣的版本目錄學普及性著作。

該書第一部分講述的是書籍的早期形態。講中國書史，當然要從甲骨文談起，本書也提到了王懿榮在中藥鋪購買“龍骨”之事，但書中基本沒有引文出現，而是以講故事的方式講述出來，這種寫法更利於讀者增加閱讀快感。但本書在講述的同時，又會融入一些相關的歷史常識，比如談到甲骨的起源時，該書講到周人把祭祀和戰爭認為是國家最重要的兩件大事，而關於祭祀的方式，本書中講到：

占卜時，先取來提前整治好的龜甲或獸骨，利用某種工具在甲骨上燒灼（施灼），然後觀察燒灼後出現的裂紋（兆），接著根據裂紋的形狀（兆象）進行分析並判斷吉凶，最後把相關資訊契刻或書寫在甲骨上，日後與之合驗，這樣就完成了占卜的過程。

以上的這一段也是其他書中談到甲骨時，時常講到的，但具體如何進行占卜，本書要比其他著述詳細得多：

具體說來，占卜儀式由專門掌管占卜的貞人集團分工完成。貞人也稱為龜人，就是專業的占卜人員。一般而言，一片龜甲或一塊獸骨在能夠用來占卜之前，必須由龜人對甲骨做必要的技術處理，如選取適當的龜甲，對獸骨進行據、削、刮、磨等，除此以外，龜人還有保管甲骨的職責。在占卜時，由大卜負責掌握占卜制度及規則，親驗龜甲，主持儀式，並告知占卜之事。菙氏負責燋契，提供燃料及相關工具。卜師主管對甲骨進行鑽鑿，並燒灼鑽鑿過的位置，直到呈現卜兆。占人仔細觀察卜兆，判定所卜之事的吉凶。占斷結束後，由專門的卜官刻寫占卜記錄。

但這樣的操作算不算書的起源呢？關於這一點，要從甲骨所記載的文字來表達，因為有些占卜者會將某些內容刻在或寫在甲骨片上，而這些文字就成為了後世考證歷史時，最重要的原始文獻。但以往的書中，大多會稱甲骨上的文字是刻在上面的，本書卻講到有些甲骨文是書寫在甲骨上的，只是“契刻尤多”，顯然刻字要比寫字難得多，那為什麼要自我增加難度呢？該書中的解釋是：“契刻文字遠比用筆墨書寫的文字要儲存得久遠，這是選擇契刻的原因之一。”

從文字的排列方式來看，中西方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國古文右讀豎寫，為何幾千年來中國一直流傳著這樣的閱讀習慣呢，以往的文獻都會說，這來原於竹簡的書寫便利，但少有人留意到，甲骨片上的文字大多也是豎寫，這個事實顯然推翻了以往的定論，本書中也提到了這種現象：

中國古代文字的書寫排列順序，都是由上至下、從右往左，順著直行書寫與閱讀。這種直行書寫的具體原因已難以考查，一般認為，這與中國文字的構造、書寫材料、應用工具及某些人為因素有關。一些學者從簡牘形制的角度出來，認為這與竹簡的形式狹長，便於直行書寫有著緊密關聯。但是，從出土的大量契刻甲骨來看，直行書寫的形式，至少在使用竹簡之前的殷商時期已經成為習慣。

甲骨片有著一定的面積，為什麼也要用這種方式來書寫呢？本書中也提到了這個問題：“甲骨卜辭的順序，與後來刻寫於金石、簡牘、紙張上的文字排列一致，都是由上至下。”但是該書中也稱，有些甲骨片的文字並不一定是豎讀右起，這說明那個時候還沒有形成固定的書寫順序，即便如此，契刻甲骨的人，為什麼還是大多選擇從右側、自上向下刻起呢？顯然這個問題不好解讀，但本書中的這段論述足以讓人重新思索中國人閱讀或書寫習慣的順序，至少說明這跟簡牘的形式只是偶合而不是必然結果。

本書的有趣之處是提到了簡牘的製作方式：“竹子在刮削之前，還必須作‘殺青’處理。所謂‘殺青’，就是因為‘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簡者皆於火上炙幹之’。”看來，烤新竹子就是所說的“殺青”，而殺青的目的是為了防蠹，但本書中也提到了殺青的另一個原因：

未經刮削的竹子，如果直接書寫，不易吸墨。刮削過的新竹，仍然含有水分，易招蟲蛀，容易腐朽，也不利於長久儲存。因此，凡是竹簡，必須要放在火上烘烤，竹汁被逼出來，就像竹簡出汗一樣，所以竹簡也被形象地稱為“汗簡”。

因為沒有在竹片上寫過字，故無法瞭解到未經刮削過的竹子不容易吸墨的問題，而這些小常識讓人讀來會有耳目一新之感。雖然說豎讀基本可斷定不是因為竹簡的形式而起，但是書本的計數單位“冊”字，倒的確是來自於多根竹簡的次序編連，而“版”字顯然是來自於木牘的稱呼方式。

進入紙本時代，紙張成為了文字的載體，本書當然會談到紙張的演變過程，但業界爭論已久的“白棉紙”還是“白綿紙”的問題，至今也未給達到統一的認識，而白綿紙往往被認定為明版書的主要用紙，但本書中卻提到，魏晉南北朝之時，中國的北方已經出現了這種紙。“北方地區則以桑樹莖皮纖維造紙，品質優良，色澤潔白，輕薄軟綿，紙紋扯斷如棉絲，被稱為‘棉紙’。”這種白綿紙是否跟明代的普遍用紙是否有直接的關聯，這一點只能等待專家們的進一步研究。

中國傳統典籍基本上沒有標點，但既然說“基本”，也就證明在古書中偶爾還是能夠看到古人用手塗抹，或者刊刻出的標點符號，只是這些符號與今日所用的西式標點不同罷了，對此本書中有如下簡述：

閱讀古書必須建立在認識文字與辨明句讀的基礎之上。現代圖書都有新式標點，句子的停頓與章節的轉換被標示得清清楚楚。而古籍絕大部分是沒有標點的，這就需要讀者掌握句讀的能力。細緻地講，一句話語句完結了，叫做句，相當於新式標點中的句號，古人常常會用空心圓圈表示。一句話沒有完結，可以稍加停頓的，叫讀讀，相當於新式標點中的逗號，古人常常用實心點來表示。

關於標點的早期起源，本書中提到，其實漢代的簡帛中已經有了此類雛形：

在簡帛書中，常常出現空一字的情況，表示句讀。有時在一段文章的開始，還會畫上“○”，表示段落起始，相當於今天寫文章另起一行。這個符號，在宋儒注經收的時候一直被沒用著。

但古人的標點並沒有達到業界的統一，比如歸有光曾經用四種顏色來批點《史記》，所用的每一種符號代表何意，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好在他在文中也作了簡要的說明：“黑擲是背理處，青擲是不好要緊處，朱擲是好要緊處，黃擲是一篇要緊處。”但這樣的說明還需要進一步的解釋，如何能理解古人的心思呢？那麼只能請有興趣的讀者來耐心的翻閱這部《書史縱橫》吧。

《八閩古典詩詞賞析》，主編何少川，執行主編林怡、苗健青

此書為林怡老師所贈，按照該書《前言》所稱：

本書收錄了1900年前出生的詩人詞家110人，選取詩詞180餘首。這些人或籍出福建，或為官福建，或僑居福建。所選的作品儘量短小易誦讀，既有千古名篇，也有反映閩地風情、社會、歷史的佳作；既選取名士高人之作，也收入個別名媛才女之作；既重視作品的思想性，也重視作品的藝術性。

由此可知，本書選錄的全是與福建有關的詩詞作品，並不限於福建籍，而我翻閱該書時，在裡面看到了許多理學家的詩詞作品，為了寫《覓理記》，我曾系統的疏理過宋明理學史，而那些理學家們儼乎其然的形象，已經定型於我的腦海，而在本書中讀到他們的文學作品，卻突然覺得那些大理學家們也頗具生活氣息，讀到這些作品讓我有了一種惡作劇的快感。

理學史上最著名的故事乃是程門立雪，而此故事的兩位立雪之人，則為遊酢和楊時，本書中收錄了遊酢和宴請著作詞人賀鑄時作的一首詩，可見理學家也跟文士有著密切交往。本書中所收錄的兩首遊酢作品，我更喜歡他的六言詩《山中即景》：

翠靄光風世界，青松綠竹人家。

天外飛來野鳥，澗中流出桃花。

細品此詩，讓我想到了王維的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看來大理學家們也對自然界的美景有所觀察，否則難以寫出這樣貼切的詩句來。

朱熹當然是最大的理學家，但他的《觀書有感》太過出名，我也不再引用他的“半畝方塘”了，其實，他所寫的《春日》也極具名氣，尤其那句“萬紫千紅總是春”不斷被人吟誦，但我覺得更能表現出性情的則是《出山道口中佔》：

川原紅綠一時新，暮雨朝晴更可人。

書冊埋頭無了日，不如拋卻去尋春。

這首詩的後兩句乃是出自一個小掌故，本書的簡要賞析中講到了這個故事：

傳說晚唐福州大中寺的神贊法師，外出雲遊，得到百丈懷海的指點後開悟，又回到大中寺。他見寺中的老和尚一天到晚誦讀佛經，一隻蜜蜂在老和尚的誦經室裡想飛出去，撲撲地在紙窗上亂撞，怎麼也找不到飛出去的口，神贊借題發揮，說道：“外面的世界這麼廣闊，卻不肯出來，偏要鑽別人的故紙！”說完，唸了一首偈子：“空門不肯出，投窗也太痴。百年鑽故紙，何日出頭時！”朱熹顯然化用了他熟悉的這一禪宗典故。

看來，朱熹的化用頗為巧妙，但我更願意歪解那句“不如拋卻去尋春”，似乎“尋春”二字更能令人為之心動。雖然朱子寫過幾首著名的詩，他的詞作我卻沒有關注過，恰好本書中收有他的《水調歌頭·次袁機仲韻》：

長記與君別，丹鳳九重城。歸來故里愁思，悵望渺難平。今夕不知何夕，得共寒潭煙艇，一笑俯空明。有酒徑須醉，無事莫關情。 尋梅去，疏竹外，一枝橫。與君吟弄風月，端不負平生。何處車塵不到，有個江天知許，爭肯換浮名？只恐買山隱，卻要煉丹成。

這首詞至少讓我讀來完全無法與那位大理學家疊合在一起，他這句“爭肯換浮名”，讓我看到了他作為普通人的一面，更為難得的是，這首詞乃是次其好友袁樞之韻，而袁樞乃是著名的史學家，我正在寫他的相關事蹟，於本書中無意間翻到此詞，也是一個小驚喜。

《牧齋初論集》，嚴志雄著

此書為孔夫子舊書網的劉傑老師所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所做精裝毛邊本《牧齋初論集》，有作者簽名及鈐印，沒有編號，從上下尺寸看，此毛邊本乃是另外製作的封面，因其上下均有半公分以上的留空。這樣的專著當然需要仔細閱讀，巧合的是，今日借紙老師贈送給我兩把紅木裁紙刀，於是我將該書中的重要篇章裁開，選讀自己感興趣的章節。

對於錢謙益的書，我一向有著特別的興趣，他的《初學集》和《有學集》，寒齋均已有之，另外還有他的幾個抄本，想來嚴志雄先生的這本專著乃是套用了《初學集》之名。雖然我也寫過幾篇與錢謙益、柳如是相關的文章，但讀到這部專著，還有增加了許多新的認識。

錢謙益在藏書界的故事主要有三個，一是絳雲一炬，二是其生前將絳雲燼餘轉贈給錢曾，三是牧齋去世後，錢曾逼死柳如是，這三件事都是書界津津樂道的掌故。本專著中恰好有一篇《哭泣的書――從錢謙益絳雲樓到錢曾述古堂》，此文對於二錢之的交往作了疏理。

順治八年的除夕，錢謙益在一本書上寫了篇跋語，而後又寫了張便條，派家僕將書與函送到族曾孫錢曾那裡，他們雖然相差47歲，但在錢謙益最後的12年中，兩人的關係極佳。錢謙益在去世之前，錢曾陪侍左右，於彌留之際，牧齋突然睜眼流淚，而錢曾立即明白牧齋的所念，於是拿出錢謙益的手稿“撫而拭之”，同時安慰錢謙益說：“而之志有未終焉者乎？而在而手，而亡我手。我力之不足，而或有人焉，足謀之，而何恨？”牧翁聞聽此言，瞑目而逝。錢謙益在去世前，將自己著作的出版事宜全部託付給了錢曾，此亦足見兩人關係是何等之“情好日密”。

早有康熙二年，牧翁就在《復遵王書》中說過這樣一段話：

居恆妄想，願得一明眼人，為我代下注腳，發皇心曲，以俟百世。今不意近得之於足下。然探符取代，登臺觀莒，人固不可與微言，則亦戛戛乎難之矣。少暇，當抵掌盡之。近來典故，盡於絳雲一炬。三案之事，詳看《三朝要典》。得其案則斷易定，如知病便可定藥也。

後來錢謙益將書稿事託付錢曾，可見錢謙益是將錢曾視之明眼人，認為錢曾足當此任。而錢曾果然不負牧翁所望，從順治十七年開始箋註牧翁的《初學集》和《有學集》，到康熙二年，箋註初稿完成，他請錢謙益過目，牧齋看過後，才有了上面的那篇《復遵王書》。而錢謙益去世後，錢曾繼續整理牧齋的作品，在他的協助下，《錢注杜詩》得以付梓。

以上這些，足可說明錢曾對於牧齋著作的正式發表可謂盡心盡力，故錢仲聯在《〈錢遵王詩集箋校〉序》中評價說：

牧齋門下，能一宗其家法，門庭階闥、矩範秩然者，惟其族曾孫遵王一人而已。……至於遵王之詩，不論古體絕律，其精到處，具體牧齋，置之《有學》諸集，如出一手。然則論虞山詩派，惟遵王與牧齋能得骨得髓，無疑也。

錢仲聯把錢曾視為牧齋門下唯一能傳其家法者，而錢曾的詩作也的確受到了牧齋的指點，故錢仲聯評價說，若將錢曾的有些詩作放入《有學集》等著作中，很難分辨出是誰的作品。事實上，錢曾的藏書樓述古堂同樣也是牧齋為其起的堂號，這些都說明了兩人有一段黃金交往期。

也正因為如此，錢謙益去世後，錢曾等人逼死柳如是，最令人憤恨，也最令人費解。但是，柳如是自盡前給女兒留下了遺言，起首即稱：

汝父死後，先是某某並無起頭，竟來面前大罵。某某還道我有銀，差遵王來逼迫。遵王、某某，皆是汝父極親切之人，竟是如此詐我。

此段話中的某某顯然指的不是錢曾，因為柳如是在遺囑中明確的說，是這位某某派錢曾來逼迫她，如此說來，錢曾只是幫兇，而不是主犯，但這位某某是誰呢？柳如是在遺言中有這樣的小注：“威逼姓名，未敢原稿直書，姑闕之。”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中談到了錢氏家難，稱牧齋晚年因為經濟困窘，欠下族豪錢財，以至於他屍骨未寒，柳如是就遭到了逼債，陳寅恪認為，這位“某某”就是錢朝鼎，而錢遵王等人乃是受錢朝鼎的指使，出面逼迫柳如是。嚴志雄專著的小注中又引用了謝正光在臺灣清華大學在2009年6月17日“錢謙益論壇”中的所言：

錢謙益生前與虞山族人內訟一事，牽涉頗廣。與牧齋先後相爭持者，語其人，則有族屬至親之堂弟錢謙貞及其子孫；有族屬已疏然嘗與其相交達四世之久之錢岱一系；亦有族屬既疏而交情亦淺如錢朝鼎其人。語所爭持之事，則或與族產之繼承、古籍之購藏、佛寺檀越之主持，乃至個人出處行藏之異致，皆有相關。然則柳氏之自縊，固不能與牧齋生前與同族諸人之積怨無關也。凡此種種，似尚未為治史者所垂意，未若牧齋於明末清初政治上之功過一事之為人所樂道也。

但無論怎樣說，錢曾都與柳如是之死有著直接的關係，為此他受到了時人的痛罵。比如顧苓寫信給錢遵王，直接指斥其忘恩負義：

乃年兄日夜膏唇拭舌，以媚老師。老師亦左提右挈，以為年兄立名譽。在老師廢其父而進其子，誼甚正。而年兄緩其父以自成其名，氣甚下。詎老師骨肉未寒，几筵甫列，而昔日之奴顏媚膝、受哺乞憐者，遂挺刃而交殺其寵人於靈幾之側。即曰復仇，亦為不武。而況始則立說以自飽其私，既則為人棄疾而自受其惡？

同時斥責錢遵王者還有歸莊，其信中稱：

先師牧翁先生之於足下，非特骨肉之親，所謂翼而長之者也。有事則覆庇之，平日則提挈之，不惜齒牙，假之羽毛，足下因得有微名於士林。足下亦盡態極妍，以求媚於老師。……嗟乎！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人倫也。父則烝庶祖母，子則殺庶叔祖母，人倫異變，出於一門，足下亦何顏復偷生視息於人世！為足下計，上則從柳夫從之後，閉門咋舌，以謝死者；次則挺身伏罪公庭，使三尺得伸，九泉差慰。庶幾四方之士，鹹諒足下出於一時之誤，而寬身後之誅。僕曏者不幸與足有下交，茲故特效忠告，惟足下裁之。

奇怪的是，面對這麼多人的怒罵，未見錢遵王有任何的辯解之辭，他是怎樣的心情呢？好在，嚴志雄尋找到了錢曾在詩序中的自解：

憶髫年以詩文受知於牧翁，每覽篇什，輒取詞張之。嘗採《破山寺》斷句詩，錄為《吾炙集》壓卷。易簀前數日，手持《有學集》稿，鄭重囑付。公為半千間出，傾倒於蘇若此。慚予闒茸放廢，湮阨無聞，甚至為裡中兒所賤簡。行將槁項息影，投老菰蘆，固不敢自詭為東家丘也。後山一瓣香，負公實多，不成乎其為人矣！不成乎其為人，則亦不成乎其為詩。

這篇自解寫得實在婉轉，並未道清他究竟為什麼要做出如此絕情之事，也許錢家內部的恩怨難以讓外人知之，錢曾究竟是在怎樣的背景之下才做出那樣的不齒之為，這件事只能讓後世繼續猜測吧。錢遵王對錢謙益詩集的傳播堪稱居功甚偉，這之間的反差應當怎樣解讀，看來也只能繼續探究下去。而嚴志雄的這部專著還談到了錢謙益身後名的評價問題，以及錢謙益著作從刊刻到焚燬的過程，尤其沈德潛在《國朝詩別裁集》中將錢謙益詩作置於最前面之事，這位沈老詩人竟然將此書刻成後呈獻給乾隆帝，以期求得御製序言，卻沒想到他的這部選集引起了弘曆的不快，由此有了毀版再刊之舉，而錢謙益之名也受到很大牽連，自此之後，錢的著作大多被焚燬。讀者們如果想了解詳細情形，可參閱嚴志雄的這部《牧齋初論集》。

《容庚藏名人尺牘》，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編，倪俊明主編

此書為倪俊明館長所贈。我對容庚的瞭解始於三十餘年前，見到他在香港中華書局所出版的《叢帖目》，此書為32開平裝，印象中是綠色封面，但那時並不懂這部書的價值，跟我同樣白痴者於社會上不在少數，故那部書賣得極便宜，不知出於怎樣的動機，我也買回了一套，翻看一過，不得要領，於是束之高閣。

若干年後，我買得了一批碑帖，碑帖的最大難點就在於定名，有些碑帖上直接寫明瞭名稱，然有些套帖，尤其是套帖的零本，卻很難斷定該帖是屬於哪部叢帖，到這時，我方明白《叢帖目》是何等之有用。古人所刻套帖也叫叢帖，有很多叢帖彙集的前人手札都有重複，但這些重複的叢帖被拉散之後，就很難斷定其究竟屬於哪組套帖之中，這個時候，翻查《叢帖目》就大致可以斷定某叢帖中是否收入了某個單帖。而若將這些套帖理清楚，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後來我查得容庚為了編此書，購買了大量的套帖，下了很大工夫才疏理出這部極具價值的工具書。但也許是受到清末尊碑抑帖觀念的影響，收藏套帖者很少，也許是這個緣故，容庚的這部專著除了少數的研究者外，大多數人並不關心。

然而這件事卻讓我對容庚有了進一步的瞭解。2003年，中國文化遺產書店開業時，我幸運的買到了容庚頌齋鈔本，由此讓我得知，他也是位藏書大家，為此我還在六年前專程前往東莞訪得他的故居。然而容庚還藏有大量的名人手札，這一點我以往並不瞭解。本書的《編輯說明》中提及：

一九九八年，容庚先生的後人容琬、容琨、容瑤、容瓘、容璞和容珊將一批著作手稿、名家信札、金石拓本等共四百六十種二千多冊（件）捐贈給廣東省中山圖書館，包括容庚一生著述的大部分手稿和他收藏的大部分信札。廣東省中山圖書館及時整理了這批捐贈品，於一九九九年初舉辦專題展覽，容庚信札藏品開始受到學界關注。

這麼多的難得之物，均捐給了公共圖書館，這樣的開明令人敬佩。《說明》中還談到容庚先生對手札的收藏費了數十年的心血，可見這也是他的一份重要專藏。而關於他所藏手札中的名人，《說明》中有如下列舉：張之洞、翁同龢、潘祖蔭、李鴻藻、端方、岑春煊、周馥、張鳴岐、鄭孝胥、盛宣懷、梁鼎芬、段祺瑞、汪大夑、周樹模、王先謙、陳三立、梁啟超、黃節、朱汝珍、潘飛聲、高燮、袁克文、羅振玉、繆荃孫、葉景葵等等。對於容庚這些手札的來源，《說明》中有如下介紹：

本輯《容庚藏名人尺牘》依容庚先生原訂稿本題簽，分為清代名人尺牘、清末名人尺牘、沈宗畸家藏尺牘、端方家藏尺牘、梁節庵家藏尺牘等。書後附尺牘作者及收函人簡介。

看來，容庚也是從他人手中得到了整批手札，然後才搭起了這個專藏的框架，到如今，這些名人手札每一通都能在市面上售得善價，由此而更加凸顯容庚藏札的價值所在。而手札中有不少的名人都是藏書家，由此也給研究藏書史者提供了第一手史料。

《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

此為上海書畫出版社所出版的《法書至尊·中國十大楷書》之一，該叢帖的編委會主任為王立翔，而該帖乃是北京匡時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劉鵬先生所贈，其在手札中稱：“寄上宋拓九成宮景本一冊，與上圖藏本俱為龔氏瞻麓齋故物。”龔心釗的舊藏成為了前一段上海圖書館所舉辦的古籍裝幀展中重頭戲之一，而劉鵬先生有此賜贈，想來與那件事有一定的關聯。關於此套法帖系列的來由，本書《前言》中有如下簡述：

“法書至尊·十大”系列，以書史為縱，書體為橫，囊括了數千年書法史上篆、隸、真、行、草中最上乘之作，是本社繼廣受讀者讚譽、暢銷不衰的《中國碑帖名品》之後又精心打造的一套大型叢帖。本套叢帖的印製每種各分為正本、附本，正本為原法帖“本色”呈現，附本為簡介、釋讀與歷代集評。既保持了原法帖真實資訊的完整性，幾同真跡，又為讀者對原帖的深入閱讀提供了重要參考。

而對於大系列中的小系列，《前言》中又有如下介紹：

其中“中國十大楷書”包括了書法史上《鍾繇宣示表》《王羲之黃庭經》《瘞鶴銘》《崔敬邕墓誌》《智永真書千字文》《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禇遂良雁塔聖教序》《顏真卿顏勤禮碑》《柳公權玄秘塔碑》《趙孟頫妙嚴寺記》等最著名的楷書法帖，從中既可見楷書發展軌跡，又各具經典性。

除此之外，本書另附一本《九成宮》的介紹冊，該冊中談到了楷書的不同名稱及歷史沿革：“楷書，又稱正書、真書、正楷，出之於隸，形體正方，筆畫平直，可作楷模，故稱楷書。始於東漢，通行至今。”而對於本帖的原碑，介紹冊中寫道：

九成宮遺址在今陝西省麟遊縣城西五里，東南距唐代首都長安（今西安）約三百多里。九成宮原為隋之“仁壽宮”，由楊素主持，宇文愷監修，當時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工匠死者以萬數。仁壽宮建成後，隋文帝楊堅每年都要前去避暑，後來他本人和皇后獨孤氏也都在此宮中去世。隋朝末年，仁壽宮漸次荒廢。唐貞觀五年，太宗李世民對此宮加以維修，更名為“九成宮”。宮中本來沒有水源，貞觀六年四月，唐太宗在九成宮避暑時，在西城的北面發現泥土有些溼潤，於是以杖疏導，即有泉水流出，遂將此水匯入石渠，並命名為“醴泉”。古人認為醴泉的出現是一種嘉瑞，於是太宗命魏徵撰文，命歐陽詢書碑，立於醴泉之側。這就是《九成宮醴泉銘》的由來。

此印刷物最為難得之處，乃是將原碑上的內容一一釋出，而後加上相應的註釋，同時將書中的題跋也一併釋出，這對使用者最為便利，而書後又有整拓本的原貌，以便讓觀者瞭解到該碑的形態，接下來後面還附有歷代集評，由此可以看到不同時代的書家對該碑有著怎樣的評價，比如元代虞集的評語為：“楷書之盛，肇自李唐。若歐、虞、禇、薛，尤其著者也。餘謂歐公當為三家之冠，蓋其同得右軍運筆之妙諦。”而乾隆時著名書法家王澍則認為：“歐陽詢書在唐為妙品，而此銘乃其奉敕書，尤率更晚年經意之作，寬裕明秀，故當在《邕禪師塔銘》之上。評者稱《化度》勝《醴泉》，非精鑑也。”

相比較而言，楊守敬對本碑的評價最高，他引用了趙孟堅的所言，稱：“歐陽信本之《醴泉銘》，趙子固推為楷法極則，人無異議。”以此來說明該碑乃是楷書中的最高水準，而這樣完整的編纂體系，足以令人讚賞該編纂委員會對此套法帖所付出的辛勞。而這也讓我感念劉鵬先生的美意，因為他讓我得以瞭解到這套法帖是何等之精妙。

《廣州大典總目》，倪俊明、王海濱主編

我對《廣州大典》的瞭解，源於兩年多前廣州市長陳建華先生贈一部該書給復旦大學，而我參加了那個贈書儀式。這部大書望上去像是一面牆，陳市長在發言時介紹了該書的各種情況，我印象最深的一點是，陳市長為了讓這套書流傳久遠，試用了許多紙張，最終選定了印鈔紙，可見該書在編纂及選材等各個方面均至臻完善。此後的一年，我又到開化縣去開會，在那裡再次見到了陳市長，進一步聽聞到編纂此書的歷程，看來一事之成，其背後所付出的辛勞，均是外人所難深知者。

這麼一部大書，如果沒有一份完整的目錄，則完全無法使用。當年乾隆皇帝編纂《四庫全書》，還特意令紀曉嵐編出了《四庫全書總目》，由此而成為了目錄學史上的一代宏著。但由於《四庫全書》太過龐大，紀曉嵐所編總目也是一部體量頗大的著作，所以後來又有了《簡明目錄》。《廣州大典》的體量同樣很龐大，因此也需要一部簡便的目錄，而此《總目》正是由廣東省級圖書館――中山圖書館分管古籍的副館長倪俊明等先生來完成。這部《總目》由他來編纂，可謂得人。對於本《總目》所收之書的範圍及數量，該書《凡例》第一條是列明：

《廣州大典總目》（以下簡稱《總目》）收錄《廣州大典》所收1911年以前（部分延續到民國）廣州（包括清代中期廣州府所轄南海、番禺、順德、東莞、從化、龍門、增城、新會、香山、三水、新寧、新安、清遠、花縣，以及香港、澳門、佛岡、赤溪）人士（含寓賢）著述、有關廣州歷史文化的著述及廣州版叢書4064種。

翻閱這本《總目》，其每一部書按照現代古籍著錄標準，列明瞭書名、卷數、作者、作者年代及版本，然未列明冊數，同時後面有相應的書名索引和著名索引，這使得《廣州大典》能夠讓使用者極方便地查詢到欲看之書，因此可以說，這部書同樣是一部重要的目錄學專著，只是因為未曾得到原書之贈，而後面的索引於我而言無地放矢，由此而讓我生起了另外的貪念。